丰珙

关于心学诗人陈白沙的地位与评价，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诗歌史的研究中它曾引起学界的讨论和长期的关注，但这方面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新编文学史的重视，直至现今，心学诗人仍然没有在各种文学史中获得应有的地位。笔者近读章继光新著《白沙诗歌》，又引发这方面的联想，本文试图借谈该书感受，以陈白沙为个案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

陈白沙（1428—1500），名献章，广东新会人，后迁江门白沙村，世称白沙先生。黄宗羲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阳明而后大。”白沙心学作为明代心学的开山，开始了明代学术由初期的朱学统治向中后期心学风靡的转变。陈白沙兼有明代心学思想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好作诗，存诗两千余首。在明代诗歌史上，其诗在精神内涵、美学素质、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同时期诗人相比，白沙诗歌的成就是许多人所未能达到或超越的，国学大师饶宗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明代理学家多能诗”，“白沙影响尤大”，称其“风神独绝”。然而历史的评价并不尽如人意，部分文学史家因循旧说，对白沙诗歌的价值一度有所忽略，甚至贬低。

章继光在《白沙诗学》中指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陈白沙兼有理学思想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白沙后学关于“白沙诗教”的设定，其门人湛若水出于传播白沙学说的需要，将陈白沙的部分诗作附上他自己的解释，编成《白沙子古诗教解》，使后来的一部分读者将白沙误读为一般的“道学诗人”（“性气诗人”），从而影响到人们对白沙诗的内容与美学特质全面、深入的认识。早在二十余年前，章继光先生在《陈白沙诗学论稿》（岳麓书社1999年）一书中对此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新著《白沙诗歌》（广州出版社2021年1月）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对白沙诗的评价必须联系明代学术风气的大背景，将其置于明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真考察，才会避免误读，得出可信的结论。

从学术风气看，从明初至成化初年的一百余年中，思想学术风气都是保守僵化的。出于强化封建专制的目的，最高统治者采取定朱学为一尊的文化政策。朱元璋多次昭示“尊朱子之书”，成祖朱棣敕令撰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颁行天下，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源。正如时代学者薛琮所言：“自考亭（按：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需躬行耳。”定朱学于一尊的思想统治，以及以“四书”取士的科举政策使天下士人思想受到严苛的控制，也使明代前期诗人的创作欲望和内在活力受到很大的压抑。

著者复指出，从诗歌创作风气看，明代前期歌功颂德的台阁体诗风盛行。明初诗坛以高启、刘基为代表，曾经掀起了诗歌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但这种局面很快便结束，随着永乐时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登台，高、刘开创的局面便逐渐失去光彩。“三杨”在永乐后期先后进入内阁，他们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时，为维护皇太子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倚重。杨士奇在内阁时间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三人同为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三杨”雅好诗文，他们以位尊权重的身份执掌文坛，揄扬风化，要求诗歌发挥鼓吹、颂扬承平之世的作用，“以其和平易直之心，而为治世之音”，“足以使后世之人识盛世气象”。作为四朝元老，他们德高位显，安富尊荣，在他们的示范和提倡下，于是“雍容典雅”的台阁体诗风迅速流播，左右诗坛，影响到明代诗歌发展数十年至百年之久。针对台阁诗风的恶劣影响，不少学者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沈德潜指出：“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当台阁体诗风盛行之际，李东阳（祖籍湖南茶陵）步入诗坛，李东阳诗宗杜甫，博采众长，出入刘长卿、白居易、苏轼、虞集诸大家，钱谦益说：“西涯（李东阳）之诗，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李东阳在成化、弘治两朝十五年内以大学士参预内阁机务，讲习艺文，主持文柄。尽管东阳有台阁重臣之名，但他关于诗歌的见解与“三杨”却是针锋相对的。他论诗既重风教，也重诗歌特质，在声律、格调等艺术方面提出了不少迥别于“三杨”的可贵见解，表现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气度与风貌，他的出现标志着明诗发展的转机。著者指出，在李东阳的提倡和影响下，明代诗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明史·李东阳传》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李东阳论诗以“台阁”“山林”判分高下，称：“至于朝廷典制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两者之间，他偏向后者：“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李东阳的所谓“野”是指山林诗的在野之气，所谓“俗”是指朝廷典制之诗的雍容典雅之气。李认为“野可犯，俗不可犯”，表现出对台阁体“俗”气的明显不满。虽然李东阳并未尽能廓清台阁余风，但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继承、发扬了盛唐诗人比兴感事的传统，从而开启了明代前七子宗唐的先河。学者胡应麟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著者在该书《白沙交游》一章中，重点分析了陈白沙与李东阳的深厚交情、二人唱和，以及李东阳对白沙充满山林氣息的诗歌的欣赏与评价。

作为李东阳肯定的山林诗人，陈白沙远离庙堂，面对炎凉熙攘的世态，他选择了一种终生讲学隐居的生活，在新会圭峰山下写下了两千余首诗歌，其中与田园、山水有关的占半数以上，表现出与居庙堂之高的台阁体诗迥然有别的美学风貌。它们有的直接描写农家生活和农事劳作，有的抒发登山临水的逸兴，有的吟咏自然草木，不少作品具清新潇洒、高逸绝尘之风，是自然美与诗人超脱世俗心灵契合的结晶。其中田园诗中的《和陶诗》以人们熟悉和喜爱的陶体，对田园生活展开了别开生面的吟咏，它们在内容、体裁、格调上与陶诗相似，名为“和陶”，实为创新，其闲远的意境，古淡、自然的语言，朴素、单纯的色调，是白沙淡泊守真、追求自然美学理想的诗化。对白沙抒发心志与情趣一类的山林诗，王船山评价较高，他说：“陈正字（按：陈子昂）、张曲江（按：张九龄）始倡《感遇》之作……陈、张之作亦旷世而一遇。此后唯白沙能以风韵写天真”，又说：“此十年中别有《栁岸吟》（按：船山隐居衡阳湘西草堂自编的咏物感怀诗集），欲遇一峰、白沙、定山于流连骀宕中”，揄扬之意溢于言表。船山《栁岸吟》诗作不满九十首，其中和白沙诗达三十八首之多，可见这位学术大家对白沙诗的偏爱。

章著联系前人评价对白沙山林诗的美学风格进行阐释，指出白沙诗部分诗作清淡、简洁，颇得唐人王（维）孟（浩然）风致与意趣，如：“冬眠不觉晓，开门见白云。云中何所有，童子两三人。”

这类小诗糅合了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和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的笔致、诗意。白沙在流连林泉，以自然山水为观赏对象的同时，追求一种心凝神释、与物同流的意趣：

天际有山皆古色，水边无处不秋声。

一春桃李风吹尽，万里乾坤雨洗清。

——《南海祠下短述》

担头行李但书囊，撰胜寻幽到上方。

身与白云同去住，客从何处问行藏。

——《游白云》

有的山水诗表现诗人由胸次悠然的意趣升华出的潇洒自得：

江流东与海潮通，江去潮来今古同。

岩洞风光诗卷里，天涯岁月钓船中。

——《赠同游马玄真伍伯饶甥舅》

柳渡一帆秋月，江门几树春云。

来往一时意思，江山万古精神。

——《六言》

蜻蜓短翅不能飞，款款随风堕客衣。

此是天人相合处，蒲帆高挂北风归。

——《上帆》其一

白沙优游、徜徉于自然造化的精神状态，体现出心灵与自然的同构，诗境与心学的融通。诗中这些充满诗意的画面与其说是诗人忘情于自然美景的山水意趣的抒发，毋宁说是白沙获道境界的诗学延伸与心灵图像的呈现，它们以活泼自然的姿态凸显出昂扬自得的主观精神和美学张力，展现出白沙作为心学家的独有的“心境”与心学气象，这是白沙诗十分可贵的美学素质。白沙这类诗作拓展、丰富了明代山水诗的意境和美学品格，闪烁着心学的光辉。

享有明代心学开山地位的陈白沙，以所倡导的心学向因循守旧的朱学发起挑战，以立心为要务，以点亮心灵之灯作为精神使命，致力于追求“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的“自得”境界。其诗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清流拔俗、轩昂自得的美学品质，从而在明代前期诗坛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著者并不讳言白沙诗的缺陷与不足。作为理学家兼诗人的白沙，他的诗的确有一部分偏于理性的论道、悟道，这些诗有的平易自然，富于理趣，将深刻的哲理与生动的形象融为一体，让读者获得诗美和哲学的启迪;有的则限于演绎理学名词或经义，枯燥乏味，主要关乎宇宙大化、性命之理的思考、探求，近乎玄谈，缺乏诗性和诗的美学价值。但这类诗在白沙集中的总量并不多，不至于影响对白沙诗的整体评价。

（《白沙诗歌》2021年元月由廣州出版社出版，由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台湾同时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