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鸣

张爱玲曾经这样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这是张爱玲1945年2月27日与苏青对谈时所发表的观点，作为一个旧时的女性，张爱玲的经济观和她的文章一样是颇为独立的。

1939年张爱玲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在“西风社”征文比赛中获第十三名优秀奖。对于未能获得更好的名次，张爱玲始终耿耿于怀，在她晚年将文章收入《张看》（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版）时，还不忘写篇附记发发牢骚：“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计较，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和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

张爱玲是1937年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考取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的爆发而无法成行，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1939年，二十岁的张爱玲独自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专攻文学，她努力学习英文，可以背下弥尔顿整本的《失乐园》，她也尝试用英文进行写作。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随后与好友炎樱一起返回上海。之后她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张爱玲开始以投稿为生，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赚取稿费来维持日常生活。

回到上海的张爱玲开始显露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她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曾经这样写道：“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年轻的张爱玲踌躇满志，她居住于常德路的爱丁堡公寓（常德公寓），用手中的笔书写着她的文学人生。张爱玲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得以成名，在于《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时间是1943年4月，慧眼识珠者是《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在《写在〈紫罗兰〉前头》一文中，周瘦鹃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发掘张爱玲的经过：“有天有一位张姓女士来访问，我忙不迭地赶下楼去，却见客厅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再过一年就可毕业，却不料战事发生，就辗转回到上海，和她的姑母住在一座西方式的公寓中，从事卖文生活，而且卖的还是‘西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至于中文的作品，除了以前给《西风》杂志写过一篇《天才梦》后，没有再动笔，最近做了两个中篇小说，讲述两段香港的故事，要我给她看行不行，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给了我，我一看标题叫作《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意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本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

“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我说有点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又有点受《红楼梦》的影响，把这话向她一说，她表示心悦诚服，因为她正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也正是她喜欢读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将《沉香屑》发表在《紫罗兰》上，她一口应允……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周瘦鹃的这篇刊前话，透露出了很多张爱玲的信息和细节，其一是张爱玲受战事影响未能完成香港大学的学业，返沪后是以卖文为生的，也就是自由撰稿人;其二是因为张爱玲的英文较好，她最初是“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在刊前话中，有一段还写到周瘦鹃去张爱玲处做客，在一个小型酒会上，张爱玲曾经给他看过一份《二十世纪》上的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是用英文写的，还配有手绘的插图，这令周瘦鹃很佩服;其三是张爱玲那时的生活还是很精致的，除穿着打扮以外，周瘦鹃还参加过一个张爱玲办的小型酒会，从对其场面的描述也可知花费不小。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自由作家，张爱玲的日常收入究竟有多少？她对从事自由职业卖文赚钱又是怎样的态度？以及她的金钱观、经济观又是怎样的？

在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刊于1944年5月《天地》杂志第七、八期合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了“钱”，从中可知张爱玲的经济观：“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张爱玲很早就发现，写作能赚钱，同时也知道赚钱之道其实很简单，就是拼命地写。当年在上海，张爱玲吃喝玩乐等日常开销全靠写字，稿费议价也从不含糊。周瘦鹃的《紫罗兰》使她初登文坛，平襟亚的《万象》和袁殊的《杂志》，则使张爱玲一举成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如日中天的女作家。平襟亚曾撰文回忆张爱玲投稿之事，和周瘦鹃之文如出一辙，不过不是刊于《万象》，而是登在了一张当年的小报《海报》上：“张爱玲为现代女作家中优秀之一员。生长南方，肄业香港大学，事变后始来海上。其父母均留居欧洲。张氏家世在清季煊赫一时……爱玲大抵为名公巨卿之遗系。少有神童之目，六七龄即擅吟咏，十四五岁，散文小说已遍投各报，见重于时。《天才梦》一文见《西风》某号，即其自传。此次来沪寄居某公寓，初持《沉香屑》小说稿二篇谒见瘦鹃，鹃公极赏其才，刊于《紫罗兰》。继以《心经》一稿投《万象》，同时投函及予，曾数次约谈，且以未刊稿三篇及已刊小说七篇，要求予代出单行本，复以纸贵如金箔，未成议。予将《倾城之恋》及另一篇长稿退还爱玲，留下《琉璃瓦》一篇备《万象》登载。爱玲之笔调得力于《红楼梦》说部，惜少变化。惟《琉璃瓦》俏皮流利，作风不同，伊自认为别出机杼之创作，不久将见《万象》。”

平襟亚向张爱玲约稿在《萬象》上连载《连环套》，双方说好每月七八千字，按月预支一千元。结果没多久，由于物价飞涨，张爱玲就不干了，要涨稿费，否则就减字数。平襟亚不同意，张爱玲就真的减字数。后来平襟亚在柯灵的提议下加送二千元给张爱玲，即相当于三千元写五六千字。结果支票被退回，《连环套》遭腰斩。平襟亚与张爱玲围绕着出书、稿酬、断稿、灰钿等事件发生了众多恩怨纠葛，此当另话。每月预支千元，再加上其他稿费，张爱玲在当年的收入是不低的。

相比平襟亚的《万象》，张爱玲和袁殊的《杂志》似更密切。

1938年5月，袁殊创办了时政类期刊《杂志》，1942年又改为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月刊。袁殊在读到张爱玲的作品后，被她的文学才华所打动，赶忙亲自上门约稿。很快，《杂志》就推出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引爆了当年上海文坛。此外，袁殊还特邀张爱玲为文章配插画，为刊物的扉页作画，搞各种联谊会请她到场。

1944年8月15日，《杂志》社为张爱玲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并将这本书列为“杂志社丛书”之一。这部小说集原本是张爱玲交给万象书屋出版的，但经理平襟亚认为无利可图，于是将书稿退回。而当《杂志》拿到《传奇》书稿后，就立即宣称“并不纯以赚钱为目的，只是愿助这本集子出版，使寂寞的文坛起点影响”。1944年底，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杂志》之后的张爱玲已是如日中天。

短短的几年，张爱玲从一个自由撰稿人转变为著名女作家，以其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大家》等刊物发表的小说，及在《苦竹》《古今》《天地》《小天地》等杂志上发表的散文，和出版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成为四十年代高产的女作家。据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研究，张爱玲还同时给上海的《海光》《力报》《小报》《光化日报》《铁报》《小日报》等多份小报写文章，勤于笔耕的张爱玲成为那个时代职业作家中的佼佼者。在上海沦陷期间，有记者采访张爱玲和苏青，询问她们的生活状况，那时候，张爱玲每月稿费折合银元约在四百至五百块大洋。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收入自然也是不菲。

张爱玲曾经说过：“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喜欢钱的张爱玲用她的才华和勤奋，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奢侈地过着她那自由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