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奕茜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政治话语中充满隐喻，没有隐喻的政治好比无水之鱼(Thompson, 1996)。政治家之所以青睐隐喻，是因为它有助于阐释复杂的政治观点、唤醒受众的情感、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Wilson, 1990)。隐喻在构建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Lakoff et al.，2003)，隐喻在政治交际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政治隐喻翻译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隐喻研究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段，认为它就是用一物指另一物，用一个词代另一个词。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一书中正式提出概念隐喻，认为隐喻的本质是借助一种已知事物去认识、体验另一种未知事物。它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人类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性的。概念隐喻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文学、政治、科学、教育、经济等不同领域的隐喻表达及其概念成因。国外隐喻翻译研究起步较早，代表学者包括范·登·布洛克(Van den Broeck)、梅森 (Mason)、纽马克(Newmark)、舍弗勒(Schäffner)等。其中，纽马克的隐喻翻译七法在国内外影响最大。但他主要从修辞角度考察隐喻翻译策略，未考虑概念映射问题。国内隐喻翻译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纷纷从修辞学、认知语言学、文化、语用学、哲学、符号学等视角探讨隐喻翻译。尽管隐喻研究已实现了认知转向，许多翻译界的学者仍是从隐喻的修辞功能出发探讨其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