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琪 杜崇珊

一、引言

源自凯恩斯主义的逆经济风向调节财政政策曾推动西方国家实现了20余年的黄金增长。而如今伴随着货币当局的独立化、传统货币政策空间的受限以及各方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影响的担忧等，财政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再次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Boushey等,2019[1])。对于我国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国内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和评价。总结来说，我国财政政策一般在经济萧条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逆周期性，而在繁荣期却往往呈现顺周期性(刘金全和梁冰，2005[2]；孙天琦等，2010[3])，且自动稳定功能不强(王志刚，2010[4]；石柱鲜和王立勇，2003[5])。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逆周期调节方式有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我国财政自动稳定机制发育不良，在平抑经济波动方面长期依靠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这不仅影响调控效果，还会造成政策依赖，放大经济波动并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频繁出现，我国单纯依靠传统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方式，不仅不符合逆周期调控手段的发展趋势，而且也难以满足抵御风险、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确定性的要求。虽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使用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相较而言，它们更重视自动稳定器功能。并且为增强抵御深度经济衰退的能力，发达国家还在传统调节模式基础上融合相机抉择和自动稳定器的部分优点，设计并应用了第二代财政自动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