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型国际传播构成了一个泛众参与的数字舆论场，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物理边界，带来国际传播场域的革命。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沉浸传播和泛众传播改变了全球人的话语方式和行动逻辑，让信息传递和知识建构成为一场全民的狂欢，因此而形成的“网络虚拟社群”解构着物理时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并重新建构虚拟时空的人类共同体和网络政治文化话语。当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有机会参与讲好中国故事时，有必要全面提升国民的国际传播素养。在当前语境和泛众传播视域下谈国际传播素养，更要基于国家信息安全的大背景，网安则国安。泛众传播的数字媒介时代，一个国家的网络议程设置能力和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是该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全球数字领导力的重要指标。当下的中国，要全面推广全民国际传播素养教育，并将其融入中国的大国国民教育中。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力需做好顶层设计，人人参与，建构立体全面的对外舆论主体生态。

【關键词】国际传播 对美舆论 传播主体 泛众传播 沉浸传播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物理边界，带来国际传播场域的革命。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沉浸传播和泛众传播改变了全球人的话语方式和行动逻辑，带来新的信息传播、工作、娱乐形态，形成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当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有机会参与讲好中国故事时，就对国民的媒介素养，特别是国际传播素养提出了全新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自身国际传播能力的要求也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月31日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他同时提到“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① 国际传播，传统上被认为是主流媒体的任务，事实上，也是全国各个部门、组织的任务，甚至应该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人生必修课。比如与组织和人相关的公共关系，一般指社会组织借助传播手段与公众形成互动交流、增强理解的一种管理活动。公共关系作为一种传播活动，从国际范畴来看，也是国际传播的一种。其核心是人，特别是如何通过信息交往，建构国际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有效传递价值。

一、物理虚拟全面融合，改变国际传播的时空与传播关系

数字传播技术使边界消逝，现实时空被缩短，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体，使人类失去对实际物理地点的感知，②改变了时空概念。20世纪60年代，著名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地球村的战争与和平》中最早提出“地球村”概念时，最先进的主流媒体形态还是电视，“地球村”的提出具有前瞻性意义，如今遍及全球的高速便捷的互联网让“地球村”真正得以实现。

（一）泛众传播时代人人都是国际传播的主体

从泛众传播的视角看，人人都是国际传播的主体。当下，我们位于一个媒介全面融合的时代，是无边界的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包融所有的媒介形态，也包融各种文化形态。这个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环境，就是国际传播的时空，这既对打通内宣与外宣提出了必然要求，也推动媒体与人的关系发生本质变革，事实上，每个人在这个融合时空中时刻都在进行国际传播，全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了人类进行信息交往的极重要的空间。

从虚拟世界看，我们有近10亿网民。2021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此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较2020年3月增长7633万，占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较2020年3月增长1.00亿，占网民整体的88.3%。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较2020年3月增长5703万，占网民整体的62.4%。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3.88亿，游戏直播的用户规模为1.91亿，真人秀直播的用户规模为2.39亿。④

从物理世界看，中国人的出入境数量巨大。文旅部发布的2019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显示，2019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8.4%；入出境旅游总人数3.0亿人次，同比增长3.1%。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人数日均达到177万人次。另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02万人，单位公派3.56万人，自费留学59.63万人。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⑤

（二）技术、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构成国际传播力的关键

当前，不管是在虚拟空间还是物理空间，人们的流动加剧、交流加剧。社交媒体促进了人际交流，更加智能的 AI交流也已加入。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有研究团队发现，中美两国样本网民群体对社交机器人的接受有明显差异。研究所使用的技术接受模型由使用态度和感知的有用性共同决定，中国网民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指标都较积极，更加乐观，而美国网民则相对谨慎。这种感知差异导致了对社交机器人的影响、目的、辨别信心等技术接受指标认知的不同。⑥而类似这样的国别间对待媒介技术差异的存在，对于研究各国在技术传播上的差异、理解中美新型舆论战的特点都提供了认知基础。

还有其他类似研究也提出了技术、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们对新技术的积极接纳有利于创新的扩散，但如果没有对新技术和媒介未来发展的足够认知，没有清晰的批判性思维，新媒介技术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这样的影响在泛在互联网时代会非常深远。“边界的消逝”在重组媒介与人的关系，不少西方学者注意到前台与后台间的边界消逝，但其实这不只是前台与后台的关系。媒介正在发生变化，后台的人走向前台，时空重构，一切都变成了媒介，万物都会产生连接，其连接的深刻程度很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

二、泛众传播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

网络在重构传播模式的同时，更在重构网络所连接的人的生存状态、信息交流和互动行为模式。泛众传播让信息传递和知识建构成为一场全民的狂欢，因此而形成的“网络虚拟社群”解构着物理时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与此同时，重新建构着虚拟时空的人类共同体和网络政治文化话语。

（一）泛众传播：多对多和一对一同时发生的传播

美国《连线》杂志曾对“新媒体”做过一个定义，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互联网2.0以后的传播，不仅是所有人对所有人，对比原始的“无众”和大众，泛众概念代表着一人成众、处处是众。泛众传播下媒介的意义将更多演进为一种以每个人为中心的个性化服务。它既是大众传播也非大众传播，既是分众传播也非分众传播，这就是“泛众”传播。

所谓“泛众”，首先是传播去中心化，人人都是傳播者。第三媒介时代是在信息传播技术全面提升的基础上出现的，是在传播技术与传播要素产生强大交集的情况下发生的。泛众传播使第三媒介时代与大众传播的第一媒介时代、分众传播的第二媒介时代区别开来，泛众是沉浸传播的第三媒介时代的用户概念。笔者所提出的泛众传播，是指以泛在网络为基础的、面对所有人提供的个性化传播，是多对多和一对一同时发生的传播。比较“大众”“分众”和“泛众”概念，主要区别在于：大众：一对多，一对所有人；分众：一对少数，一对部分人；泛众：多对多、一对一。多对多，是指泛众传播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一对一，指其在对单个服务对象实行定位的基础上，提供的个性化信息服务，也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提供任何服务实现后的一种效果体现。⑦

（二）“想象的共同体”：一人成众，处处是众

人们通过互联网形成虚拟社群，建立起“想象的共同体”。网络虚拟社群对全球政治文化生态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网络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人文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进行交互活动的新的组织形态，也是当下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组织形态。在包括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泛在网络中，“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信息节点，每个个体都互相连接着，都能打破时空的界域，使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交流与共享成为可能。这样的运作本质上是打破了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模式，进入到“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虚拟运作模式，人类社会的组织及运作机制也实现了从物理性质向虚拟性质的转变。网络虚拟社群一方面解构着物理时空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另一方面又通过泛众化的社交信息传播建构起虚拟时空中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形成新的网络政治话语和群体传播生态。

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已经跨越种族、民族、肤色等，共同打造一些共同的文化，通过参与式再次创作，形成互联网上围绕中国文化元素的狂欢。如近年来中国电视剧《庆余年》在国外的大受欢迎，歌曲《一剪梅》引起国外网友自发的甚至狂热的模仿和再创作。这些案例显示出青年网民在全球性话语建构中的作用在强化，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来说，需加强对青年亚文化的引导与收编，对中国核心文化元素的引导，进行主动的中国话语的议程建构。

（三）新型国际传播：一场泛众参与的数字舆论战

互联网给全球舆论生态场带来了新革命，国际舆论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崛起的国家资源和力量。政务媒体、主流媒体和公众进行的参与式的泛众传播，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分化与融合、民族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秩序重构等，也因为泛众参与带来舆论场的新转向。提升全民的国际传播力，首先要提升全民网络参政能力和对真假信息的辨识能力，使人们对于国际事务的认识和理解趋于理性化，并逐渐形成对世界的整体认知，形成对全球政治格局的理解和清晰信念。泛众传播在实现把虚拟社群纳入国家整体政治话语体系之中的同时，也在将中国话语体系向全球进行传播，推进网络版的全球政治文化对话和民间协商。

三、国际传播素养的概念及提升路径

技术是重要的决定力量，但不是一切，社会结构、法制建设，以及社会和每个人的文明程度也是关键影响因素。

（一）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

美国学者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⑧，事实上也是隐晦的“中国威胁论”。当今的跨文化传播，从“文明冲突”变为文化的杂糅，中国提出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然而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做好文明的国际传播，首先都要经历这场互联网革命带来传播底层逻辑变革的大考验。

互联网泛众传播是一种实时动态的传播，是全民参与的国际传播，有无限的时空想象，但也面临后真相时代的情感传播与极化现象。“从民主政府的输出来看，非合作性质的、完全靠个人努力去发挥的影响，其结果只会导致政治体系功能失调，导致每一个个人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或者是社会动乱的结果。”⑨网民有可能会从“想象的共同体”发展到“偏见的共同体”，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群氓为情绪的困斗”，从“围观-较真”模式转化为“应激-遗忘”模式。⑩因此，后真相时代的国际传播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全民构建共识的大工程，也是对全民的媒介素养和国际传播素养的检验场。

（二）国际传播素养不同于媒介素养

约书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在《多种媒介素养》一文中讨论了三类媒介素养，即媒介文本素养、媒介语法素养和媒介本质素养。11早期媒介素养教育是草根性和自发性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在发达国家开始不断走向规范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其“思想理念也从认识媒介、能力培养、赋权民众向公民社会、健康社会和包容性社会转变”。12美国的媒介素养运动正式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传媒技术的影响从新闻信息领域深入到社会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学术界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也从原先聚焦于美学和道德议题，转向“将文化研究植入于生活方式这个更为宽阔的领域之中”。13

国际传播素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素养。国际传播素养包含基础媒介素养，但又不仅仅是媒介素养，还包括对世界的认知、对新技术的掌握，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全球文化发展模式的理解。在当前语境和泛众传播视域下谈国际传播素养，更要基于国家信息安全的大背景，网安则国安，网强则国强。泛众传播的数字媒介时代，一个国家的网络议程设置能力和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是该国的国际传播力和全球数字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三）将国际传播素养纳入大国公民教育，形成全民担当

当下的中国不仅要做好媒介素养教育，更要将其明确为全民国际传播素养教育，并将其融入中国的大国国民教育中。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力需从顶层设计、人人做起，打造立体全面的国际传播主体生态。主要有以下路径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设立国际传播核心理念、要素和标准架构，在战术上将全民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大国公民教育体系，进行立体多元的路径设计，并形成完善的管理、评估和监测体系。

2.各级政府官员要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的整体媒介素养，以及国际传播认知和能力。可以通过政务媒体，以及每位公务员亲身实践国际传播，引导讲述中国故事的核心理念、具体内容和风格。

3.对媒体从业者进行国际传播相关知识、理念、技能的培训，提升中国专业传播团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能力。

4.提升中国国民的全球传播媒介素养。建议为公民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来形成认知，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思，不断修正和丰富认知。还要提升网民的媒体参政能力、培养辨别网上错误或不实信息等的媒介素养。同时，建议开设公民出国前的媒介素养培训、信息安全培训等。

5.加强对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群体国际传播素养和能力的引导。让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理念在华人华侨所在国生根发芽，潜移默化地传播中国形象。

6.从小抓起，提升国际传播专业人才的专业水准。在中小学正规教育中加入媒介素养和国际传播的教育，结合国情教育进行培养。在高等教育中强化国际新闻与国际传播课程，加强正规教育及相关学术研究。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对外传播观念变革研究——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重构”（项目编号：MXG202013）的阶段性成果。

李沁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华社百家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351690005252206&wfr=spider&for= pc，2021年6月1日。

②Meyrowitz， J.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McLuhan， M. ， Fiore， Q. & Agel， J .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an inventory of some of the current spastic situations that could be eliminated by more feedforwar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8.

④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信网，http：//www. 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2021年2月3日。

⑤《教育部：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66.2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3/27/content_5377428.htm，2019年3月27日。

⑥张洪忠、何康、段泽宁、斗维红：《中美特定网民群体看待社交机器人的差异——基于技术接受视角的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⑦李沁、熊澄宇：《沉浸传播与“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2期。

⑧[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沖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⑨[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张明澍译）：《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58-159 页。

⑩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11Meyrowitz， J.， Multiple media literac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8， no. 1， 1998， pp. 96-108.

12张开：《从草根运动到政策推动——全球媒介素养教育正走向理性化的发展道路》，《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2年第4期。

13Kubey， R.，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p.188.

责编：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