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非

父亲离开我已有三十四年。

父亲早年扛过枪，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后在乡粮站工作。他为人谦卑、坚韧，生命的最后几年疾病缠身，也从不轻易叫苦喊疼。

我对父亲的印象有限，若干年后，只能从亲人、村人语焉不详的叙述中去虚构父亲的形象。

在我们那一带，父亲俨然是个“文化人”。他在粮站做统计和保管工作，粮站和家，中间隔着一条六七公里的黄土路，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在这条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奔波。在我们那，很多男人除了地里的春种秋收，还会编篾箩、打箱柜、垒泥灶、弹棉絮。父亲自然是不会或者说不屑于干农活的，他除了写得一手好字，这些活一概不会。遇上了，只得央人帮忙，完全不像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我在学堂里从不和人讲父亲上过战场，仿佛那是一桩并不值得炫耀的事。但有些情况却令我费解：村子里的那些男人、女人，平日里大大咧咧、武聲武气，在我父亲跟前却轻言细语，无比谦恭。

在我们村，大人习惯用拳头教育孩子，他们提着棍棒大声诅咒着，在村巷里追打自己的孩子。我没有这种记忆，也没有这种体验，我的童年没有痛感，被我称为“父亲”的那个男人只会拿不动声色的目光“锥”我，目光的鞭打甚于扬起的棍棒。以至于父亲离开后的很多年里，每有懈怠之时，总觉着父亲就站在身后，目光凌厉地逼视着我。

我与父亲有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同行。从乡村的集市上回来，我扛着一根他为我买的甘蔗，和他拉开距离走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