淦未宇，刘 曼

(西南政法大学 商学院，重庆 401120)

一、引言

宏观制度环境是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1)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我国企业经济活动绝对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尤其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与引领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拥有三名正式党员即应建立党组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的覆盖面。企业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领导和国家监管在企业这一微观主体中意志的体现。(2)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载《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第100-130页。中国情境下，党组织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构成影响。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就业关乎着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进而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此种情况下，民营企业作为就业吸纳的重要力量，自然备受党和政府关注，民营企业党组织则成为党和政府“扩就业、稳就业”意志传达的桥梁，这将对企业的就业吸纳行为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转型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党组织与民营企业党组织在发挥作用的目的与方式上存在差异性。相比民营企业注重经济性，国有企业承担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责任。许多学者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的形式和作用机制及其后果进行了研究。(3)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8期，第8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