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玉梅 李啸

摘 要：近代时期，随着中国的海外交流与往来日益频繁，中国近代歌曲因其大众性和普遍性，简洁性与通俗性，教育性及娱乐性等特征，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得以传播。通过群体间的口口相传、社团的相互接触、华文音乐教育活动的普及、国内音乐组织的巡演以及大众媒体等路径，中国歌曲最终在东南亚华人地区科学知识的普及、道德观念的提升、审美水平的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生成了独特的价值，增进了海外华人社群与祖籍国的血肉联系。

关键词：中国近代歌曲;东南亚华人地区;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谷玉梅，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海外音乐教育（E-mail：music.gu@qq.com;福建 厦门 362021）;李啸，新闻传播学博士，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文音乐传承研究”（18BD075）

中图分类号：G206;G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4-0040-06

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音乐传播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样式，它不仅仅具有音乐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功能，还具有促成音乐整合与增殖，生发广泛社会意义的价值与功能。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盛，唐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艺术交流空前繁荣，并在东南亚以及周边国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人口不断向东南亚地区迁移，地区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更为昌盛。迁居东南亚的华人繁衍生息，时光的推移却忘不了维系与祖籍国的情愫，这里最大众化的乡愁记忆就是对中国歌曲的咏唱，因而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播，这成为了双方主体交往的价值需求。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中国近代歌曲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发端于清末的学堂乐歌;二是20世纪20年代向东南亚传播的中国流行歌曲;三是20世纪30年代在东南亚盛行的抗日爱国歌曲。

一 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特征

（一）传播受众的大众性与普遍性。中国歌曲自近代开始，一直不间断的在东南亚地区传播和发展，可谓经久不衰。笔者2011年到泰国为“华文教师暑期培训班”授课，亲身感受到中国歌曲对当地社会文化、人民生活、华文音乐、华文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歌曲满足了广大受众——即海外华人的精神及现实需求。这些传播受众受到来自祖籍国的文化背景影响，需要通过乡音、乡曲满足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对民族文化的归属。

同时，自1904年起，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将乐歌课列为学校正式的必修科目，要求各地学堂，包括海外华文学堂开设音乐课，并以法令的形式对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鼓乐雅音，失传已久”章咸、张援：《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自此，海内外各地学堂纷纷开设华文音乐课，将海外华文音乐教育纳入学校音乐教育的体系当中，并使用中国国内出版的音乐教材及一部分歌曲作为教学素材。梁启超曾评价当时的学堂开设音乐课的现状认为“乐学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梁启超：《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5卷），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77页。。辛亥革命后，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以及华文音乐教育水平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46年上半年，泰国全境的华校数量攀升至200余所李啸、谷玉梅：《罗耀辉的海外华文音乐教育》，《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第91—94页。。华语学校的兴盛，表明中国歌曲的传播已经具有普遍性特征，成为海外华人与祖籍国的精神纽带和延续中华文化脉络的重要路径。

（二）传播内容的简洁性与通俗性。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开始于中国学堂乐歌的海外传播。学堂乐歌是一种流行于近代中国校园的歌曲类型及创作模式。早期学堂乐歌多采用大众熟知的欧美民歌曲调，填写中国白话歌词进行创作，即 “取彼国之善本，易以我国之歌词”。在歌词的创作和音乐的选用上，学堂乐歌的通俗性及简洁性特征，都与中国传统音乐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出了新的时代意义。钱仁康：《启蒙音乐教育家沈心工》，《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6—7页。20世纪初的很多新派文人，如梁启超、杨度、马君武等人，都曾创作过学堂乐歌。其中，被誉为“学堂乐歌之父”的沈心工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学堂乐歌創作者，也是一位多产的创作者和音乐教育家。他的乐歌词曲配合贴切，符合儿童心理，歌词质朴简洁，朗朗上口，便于传唱。这种更加简洁并易于掌握的歌曲创作及学习方法，使中国歌曲脱离了繁杂的工尺谱模式的束缚，逐渐走向普通民众，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大众文化产品，在民智未开的近代满足了全球华人的音乐文化需求。同时，沈心工的乐歌歌词意境高远，富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表达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眷恋之情，深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喜爱和推崇。

20世纪20年代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不断涌入东南亚地区，他们带去当时中国盛行的流行音乐，使之成为中国音乐文化向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和最重要的文化传播符号。匈牙利著名音乐家李斯特曾说：“音乐是不加任何外力，直接泌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火焰。”曹理：《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中国近代歌曲的通俗性特征是使其得以在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当中传播的首要特质。中国近代流行歌曲的创作内容来源于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曲调则大多来源于当时已经广泛流传于华人群体间熟悉的旋律。如近代素有“金嗓子”之称的著名歌手周璇曾演唱并在海外华人群体间广泛流传的流行歌曲《字母歌》，就是作曲家沈心工选取欧洲儿歌《小星星》改编创作而成的。受学堂乐歌影响，中国近代歌曲同样具有通俗性特征，在创作方面变化音数量少，曲式结构变化幅度小，音域适中，演唱时容易掌握其调性。而歌词大多使用白话文写就，简单易懂，方便记忆，且与曲调协调配合，学唱简单，易于上口，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流行歌曲在演出时大量使用伴舞及伴奏烘托演出气氛，有时甚至还会穿插魔术或戏剧表演等环节。同时，由于通俗易懂的中国歌曲与各类社交活动相结合，也使其走进广大海外华人社会，增加其自身的传播价值。

（三）传播行为的教育性与娱乐性。传播的效果最根本的还在于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中国近代歌曲尤其是学堂乐歌和爱国歌曲紧扣时代主题，贴近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人的精神诉求，寓教于乐。歌词对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振兴中华颇具渲染和激励作用。同时根据社会和个体发展的要求，以汉语为母语，以思想性强、生活气息浓为特点歌词，再配以优美的旋律，成为修为励志、催人奋进、格调清新雅致的好作品，起到了积极向上的求真、崇善、向美的作用。

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教育活动紧密相关。学堂乐歌的传播过程就是在东南亚华人圈里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育民族精神、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过程。时至今日，沈心工的《送别》《竹马》等学堂乐歌仍在东南亚国家广泛流传。学堂乐歌借助音乐教育的方式进行传播，提升了华人子弟的汉语水平，增进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一所学堂中是否有学堂乐歌相关教授课程，成为了衡量这所学校华文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

对于近代流行音乐来说，传播活动与娱乐生活的结合是其另一个重要的传播特点。中国近代歌曲的大发展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娱乐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歌曲与娱乐产业相结合，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加时尚和丰富有趣的娱乐生活方式。诚然，由于近代流行歌曲中包含一定数量的内容空虚，缺乏思想性的低俗之曲和靡靡之音，对东南亚地区华人音乐文化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流行音乐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也恰恰说明海外华人对于中国歌曲的需求十分旺盛，进一步显现了当地华人社会对于中国音乐文化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这些都为后来爱国歌曲在东南亚华人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条件。

二 中国近代歌曲的传播途径

（一）通过人际与社团形式传播。中国近代歌曲依靠人际传播和社团组织传播的形式较多。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传播初期，其传播方式主要以教师和歌唱者口头传唱为主。这种传播方式从形式上看传播半径小、文本不易保存，但是影响深，效率高，成效快，能够直接打动听众的内心，利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引起人们的共鸣，便于情感的直接交流。这种传播方式与新式学堂教育相结合，为学堂乐歌的推广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从学堂乐歌时期开始，爱国歌曲就已经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在东南亚地区流传。在学堂乐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歌曲内容都和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有关。例如，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其内容便是号召青少年强健体魄，积极准备保卫国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腐败的满清政府被推翻。当时国内很多歌颂革命政府，歌颂革命者功绩的歌曲开始逐渐从东南亚地区的学堂流传至华人社会当中，如黎锦晖创作的《总理纪念歌》及共产党人邝鄘创作的《国民革命歌》等。除此之外爱国歌曲在东南亚的传播还紧紧依靠社团组织。1939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为了进一步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团结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成立了“新音乐社”。该社由周恩来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在国内各大城市以及缅甸、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海外地区都设有办事处或分社，以便于通过音乐的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该社创始人李凌和赵沨先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赴缅甸传播爱国主义音乐文化。很多传唱于抗日根据地的爱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都由该社团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在“新音乐社”的号召下，也有很多爱国音乐家奔赴海外传唱爱国歌曲。比如《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便是在这一时期前往缅甸担任了《新知周刊》杂志主编。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爱国华侨青年积极投身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二）通过不同的教育形式传播。歌德曾讲：“我们从所有可以想到的科目中，选取音乐作为我们教育的元素，因为从音乐出发得以开拓均衡的道路通向一切方向。”廖乃雄：《论音乐教育》，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36页。1904年海外华文教育兴起后，当地华文音乐课程的教学方式基本是以使用简谱教唱学堂乐歌为主。这种传播方式比较正规，有固定的场所、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教唱者和学习者。菲律宾、泰国等华校采用和国内接轨的一些唱歌集，如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等，还有前文提及的“新音乐社”除传播爱国进步歌曲及爱国思想外，还努力在海外地区从事爱国音乐教育活动。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新音乐社”便利用电讯函授的方式，为海内外各地爱国群众提供音乐辅导。再是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开展传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爱国音乐家投入到海外地区传播中国爱国歌曲的行列。例如1939年5月，进步音乐家任光在新加坡举办了民众歌咏训练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组建了华人革命音乐组织“铜锣合唱团”。该团多次登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使该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社区中广泛流传。

（三）通过歌舞团海外巡演的方式传播。中国近代流行歌曲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首先是以歌舞团海外巡演的方式进行有组织的传播活动。在近代流行音乐诞生初期，歌舞团是传播流行音乐的最主要力量。歌舞团不仅可以自己创作歌曲和排演节目，同时可以自行组织对外演出。在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之初，演员、乐手及歌曲创作者自行组成的歌舞团，是流行歌曲对外传播的基础。1928年，我国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家黎锦晖曾率领王人美、黎莉莉、徐来、黎锦光、严华、白虹等明月社成员以“中华歌舞团”的名义前往东南亚各国进行巡回演出。中华歌舞团巡演东南亚地区的消息一经传出即引起轰动。在东南亚演出期间，中华歌舞团的演出均场场爆满、处处加演。田汉、郑振铎二人称此次巡演“史无前例”，并赞许歌舞团“为国争光”。这次中华歌舞团历时一年半的海外巡演，是中国近代歌曲及其时尚文化第一次有组织的海外传播，对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域外傳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抗日音乐特别是抗日歌曲通过合唱团、歌舞团、歌舞剧团、抗日电影及音乐家在东南亚的工作等各种媒介和途径迅速地传遍了东南亚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武汉合唱团，他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各地巡演一年，演出节目有《八百壮士》《旗正飘飘》《长城谣》《募寒衣》《流亡三部曲》，还有一些戏剧如由话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其中的插曲《新编“九一八”小调》《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等，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该团在480天内获得了华侨捐款1150 万元，全部支援了抗战和救灾，为国内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王静怡：《中国抗战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人民音乐》2013年第6期，第59—61页。。

（四）通过广播、电影和唱片等大众媒介传播。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以黎锦晖为首的一批音乐家开始大量创作流行歌曲。他们或是通过向各大书局发售歌曲集册，或是通过大中华、胜利、高亭等唱片公司灌制歌曲唱片，亦或是和广播电台合作推出了众多音乐类广播节目，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掀起了流行歌曲传播的高潮。如当时著名的流行歌手周璇就曾经频繁去上海的广播电台参与节目，通过广播向广大听众演唱流行歌曲。除印刷出版物和广播外，电影也是近代流行歌曲传播至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载体。在电影音乐发展初期，流行歌曲一直是电影配乐的主要类型。在1931年至1932年期间，上海当地共拍摄有声配乐电影16部，其中10部采用了黎锦晖所创作的流行音乐作为配乐。这种结合了电影艺术的流行音乐传播方式，提升了中国近代流行音乐在海外华人社区中的传播范围以及效果。

三 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价值生成

贝内特·雷默曾说：“艺术同科学一样，是一种精神活动，我们借以将世界的某些内容带入客观有效的认知领域……以世界的情感内容做到这一点，是艺术的独特作用。”（美）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熊蕾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从中国音乐文化的视域看，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传播过程。学堂乐歌、流行歌曲以及爱国歌曲等不同类型歌曲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海外华文音乐文化逐渐成为一套特点鲜明且具有自身独立性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在传播实践过程中，生成了自身的价值，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中国近代歌曲作为精神价值客体，它为东南亚华人价值主体所需求，在不同方式和途径的传播实践中，价值主体的精神利益需求得到了实现，从而生成了促进社会和华人发展的价值。作为向东南亚传播的中国近代歌曲具备了精神价值真善美的价值属性，就像“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先生创作学堂乐歌那样，“寓教于乐”“寓教于学”以达到正像先生为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制定的办学宗旨“涵养国民之善行，培养国民之实学，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体魄。”谷玉梅著：《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版，第304页。逐一辨析这些价值属性有利于我们在认知上有新的提升，有利于音乐文化海外传播产生新的跃迁。

（一）中国近代歌曲传播的科学价值。当科学知识作为客体被人们所需要时，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形成了主客体的关系范畴，从而生成了价值。这种科学价值首先体现在中国近代歌曲对西方音乐知识科学性继承和发展当中。中国近代歌曲是一种蕴含了西方音乐元素，但又自成体系的歌曲形式，被人们称为“新音乐”，它创造性地引入并改造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简谱记谱法，将西洋大小调式进行中国化创作和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歌曲创作的手法。中国近代歌曲以五线谱或简谱作曲，以白话文作词，以新体诗的模式承载歌曲内容。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传播的载体，歌曲提升了人们对于音乐科学的理论认知，丰富了艺术创作经验的形态，满足了社会对于艺术文化知识需求。这为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学子学习汉语，掌握白话文，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大有裨益。其次，这种科学价值还体现在中国近代歌曲的内容主题之上。近代传播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国歌曲大量涉及对生活常识、世界知识、革命精神、共和理念的科学普及，这些歌曲内容推动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知识进步，扩大了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提高了海外华人的群体素养谷玉梅著：《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研究》，第302页。。因此，这些歌曲传播到东南亚国家后被当地华校广为流传，成为华文音乐教育的范本。此外，中国近代歌曲蕴含浓郁的民族色彩调式和歌词，使学生在歌唱中受到了深刻的民族文化熏陶，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都为海外华人社群开启民智、提升素养、增进认同提供了科学价值。

（二）中国近代歌曲传播的道德价值。所谓道德价值是优秀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行为以及崇高的道德理想所形成的精神价值。道德价值是歌曲追求的精神财富，是以歌曲讴歌民族精神的重大范式。中国自古就有“以乐养德，以德治政”的文化传统。由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中国近代歌曲创作的初衷就是“寓德于乐”。1906年，中国近代第一部音乐教材《学校唱歌集》的序言中就曾写道：“君之志在改良社会，而今日急务尤莫先于德育。故其中注意修身者殆十之八九。” 谷玉梅著：《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研究》，第74页。在这部教材中，歌曲《黄河》《同胞同胞需爱国》《男儿第一志气高》《革命军》《美哉中华》《孔圣人》《缠足苦》等，均强烈流露出救亡图存、抵御外辱的精神，这一系列民族精神随着歌曲的传播，强烈冲击全球各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扉，催生全球中华儿女对于祖籍国的认同。20世纪30年代，在东南亚地区兴起的爱国主义歌咏运动更是彰显了个中的道德价值。在中国共产党及众多进步人士的领导下，一大批音乐工作者来到东南亚，如光未然、任光、李凌等，他们在当地传唱国内救亡歌曲的同时，也就地创作了大量抗日爱国歌曲，这些歌曲旋律铿锵，歌词壮阔，在席卷全球的抗战浪潮中体现出独特的道德价值。这些歌曲自问世起便广泛传播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社区，引起了华人的强烈反响和震撼，在当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热潮，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及海外统一战线的形成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中国近代歌曲传播的审美价值。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审美”是客体与主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果。审美价值就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显现和被创造出来。审美集心灵美、艺术美、自然美之和，满足了审美主体的价值需要，审美价值对应的是美的问题。音乐艺术和音乐学科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音乐审美。中国近代歌曲自问世以来就蕴含了深厚的审美价值，饱含了对于美的感知能力、理解能力、联想能力、表达能力的培养。首先，在审美感知能力方面，歌曲艺术中的音高、节奏、旋律无一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于这些音乐元素的感受、分辨、反应和把握，可以逐渐培养并提高人们对于美的感知能力。沈心工就曾认为，通过专业的视唱练耳及专业技能训练，歌曲具有“唤小儿之美情”的“美育”作用。张静蔚编：《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这一点，在近代广为流传的学堂乐歌身上得到了印证。其次，在审美理解能力培养方面，中国近代歌曲通过广博而丰富的艺术内涵，加深了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深层意识、中华文化思想特征、中国近代时代精神等美学要素的理解。中国近代歌曲艺术的风骨来源于中华文化，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相结合后的产物。因此，传唱中国歌曲，感受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对于近代东南亚华人群体来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审美理解力培养方式。另外，在審美联想能力培养方面，中国近代歌曲通过引导和启发人们感受并辨别音乐美的表现形式，将音乐的想象与歌曲情感联系起来，极大的丰富和满足海外华人的情感体验。在表达艺术性、哲理性等抽象概念时，歌曲可以通过不同的音高、旋律及节奏来模拟出所需要的艺术主题，通过渲染气氛来促使人们去联想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在中国近代歌曲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于中国文化之美的联想与想象。最后，通过中国歌曲的近代传播，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审美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近代歌曲歌词简单易懂，曲调形象生动，具有朴素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十分符合东南亚华人社区的文化及情感需求。这些中国歌曲的大量传唱，必然从质和量上使海外华人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水平得到了拓展，从而孕育出更加能够满足东南亚华人族群需求的华语歌曲及民族艺术作品，如诞生于泰国的《武里南华校校歌》《美丽的泰国》等作品，更好的满足海外华人的广大需求。

（四）中国近代歌曲传播的文化交流价值。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所生成的科学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的统一，为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成为了海外中华文化圈层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近代歌曲所展现出的情感状态及价值内涵，曾经在东南亚华人社群内创造并引领了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而得益于这场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近代歌曲也在数十年后得到了东南亚华语乐坛的反哺，于改革开放后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而在这场持续至今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及社会整体风貌也源源不断地通过新的歌曲得以展现。从文化交流到文化输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东南亚地区华人社群与祖籍国的血肉联系也将不断紧密。

时至今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的传播并未止步，它将同新时代中国歌曲一道随着东南亚地区社会环境及社会文化需要的改变而发展。这种发展也将进一步加强海外华人与祖籍国的精神纽带，提升中国音乐文化对外传播效果。通过对中国近代歌曲在东南亚华人地区的传播路径及价值生成研究，不仅可以对中国与东南亚华人地区的文化交流加以展示，同时也能通过回顾历史为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研究提供新动能。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cy of Chinese - foreign exchanges， the modern Chinese songs began to spread in Southeast Asia because of their features of pop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simplicity and accessibility， instructive and entertaining. Through word - of - mouth communication among groups， mutual contact between associations，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tour of domestic music organizations and mass media， Chinese songs have eventually generated a unique value in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mprovement of moral concepts， rise of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n. It has enhanced the cultural tie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ir motherland.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Songs; Chinese communities of Southeast Asia; culture spreading

【責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