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瑀

内容摘要：作为首部面向世界真实报道中国红色区域的报告文学巨著，《红星照耀中国》丰富地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红军、中共著名领导人的生活方式与理想信念。从艺术视角观照，作者埃德加·斯诺在作品中灵活运用的“互见法”，使得作品体现出多种艺术特性，如详略、互补、虚实艺术，在人物形象构建、重大事件描述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互见法 叙事艺术

数十年来，学界对埃德加·斯诺的研究逐渐从宣传介绍和资料整理转向对其学术与社会价值的分析挖掘，分析角度也广泛地含括了中国革命、新闻业务、文化传播、报告文学等方面。以埃德加·斯诺百年诞辰为契机，经过多次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我们对于这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的研究向着深度与广度发展，而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也逐渐成为了文学、历史学、新闻学、中共党史学研究的重要文本。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了非凡的魅力，这也吸引着无数学者对于作品的语言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展开充分的研究。在本书所体现出的叙事艺术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互见法”在斯诺的笔下发挥出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使得整部作品体大思精，人物形象丰满鲜活、重大事件全面细致。

《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一部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反映内容广、思想容量大的特点，在叙述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复杂的背景环境、众多的人物等;而描述不同的重要人物时，也很容易牵涉到同一事件。面对这种叙事难题，埃德加·斯诺在书中采用了“互见法”，使文本内容互相照应、补充，并且规避了叙述冗杂的问题。“互见法的功用表现在叙事即属辞比事上要尽量避免重复，做到详略有度，条理分明，首尾完整，彼此照应。”[1]斯诺在运用这一叙事方法时，展现出了深厚的叙事功力，他采用自然的提示方法引导读者注意文本互见之处，并且灵活地将“互见法”运用到人物形象构建、历史事件展示等方面中。在互见叙事方法之下，斯诺通过互见双方或多方构成详略、互补、虚实等表现艺术，使得《红星照耀中国》具备了丝毫不亚于虚构文学的艺术魅力。

一.详略艺术

使用“互见法”进行叙事时，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往往会表现出具体的艺术形式，如详略、互补、虚实艺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详略艺术。详略得当、疏密相间的作品才能够具有充分的艺术张力，在具体的情节叙事中才能缓急有致，具有较强的艺术性。斯诺在文本互见之处注重详略的艺术，具体表现在字数篇幅、使用材料与叙事角度上。

在介绍朱德率领部下扛过西藏严冬并始终保持万众一心时，斯诺在《实践中的统一战线》的结尾处用55个字概括了朱德与其部下经历饥寒后的“气势之猛和成功之大”，来表现这位红军总司令的领导能力，而在《关于朱德》这一节中用331个字来体现朱德的“杰出领导”，解释了朱德在严峻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靠的是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和英勇忠贞的罕见人品。并把朱德与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等国民党将领进行对比，直言他们都无法像朱德一样抵抗恶劣条件并保全军队为卷土重来充足准备。此外，这两处体现朱德杰出领导能力以及《关于朱德》中的其他内容也自然巧妙地回应了《一些未解答的问题》中抛出的疑问：为何他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在这一节中，斯诺也提到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林彪，通过“据说”的方式，用短短39个字有力地点出他的军事才能。并在《悬赏两百万元的首级》更为详细地讲述了林彪如何从二十岁的军校毕业生到身经百战而从未受伤的指挥员。斯诺在这一节内容中还隐秘地提到，关于这些著名“铁军”的事，他到了前线以后会再说。显然，这一节内容对于著名“铁军”的事迹也只是略写。不难发现，斯诺笔下的详略艺术建立在巧妙的布局之上，使得文章内容不仅疏密相间，且环环相扣，结构严谨。

在陕北，斯诺错过了见到朱德本人的机会，但也并不影响对他种种事迹的讲述。关于朱德“眼睛不大，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相貌特征、“沉默谦虚，说话轻声”的性格特点、同康克结婚后便不再记年龄的生活习惯等，都是斯诺通过与他相熟的人的口中得知，如李长林等，但也正因如此，这些内容显得生动有趣的同时，也是零散而简略的。后文中，斯诺将朱德对韦尔斯女士口述的自传作为补充，从朱德一八八六年出生一直讲述到他的生平融入成为红军历史的一部分。从生平介绍到带兵战术的分享，再到寻找共产党的曲折经历，最后以私生活问题的简介为结束，更加详细而全面地通过朱德的一生来讲述他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又是怎样具体体现的。在这里，斯诺通过朱德身边人的讲述提炼出他的特点，通过他亲口讲述的自传来详细展示他的生平经历，借助不同的材料，多角度并详略得当地构建了一个有血有肉，平凡却不普通的朱德。

二.互补艺术

其次，运用“互见法”塑造某一个人物形象或一个事件时，往往会形成互补的艺术。描写人物时通过在某一篇或某几篇集中表现人物主要特征，在其他一些篇章中表现另外的特征加以补充，互见内容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斯诺在《彭德怀印象》这一节中从彭德怀近十年前开始的“赤匪”生涯讲起，将他的作战经历、居住环境、饮食习惯、言谈举止、生活作息等方面集中呈現;在《为什么当红军》一节中，则补充了彭德怀儿时的经历，与他加入红军和成为杰出的革命家的历程构成前因后果;在《游击战术》这一节，补充了彭德怀南方口音重的特点，以及他对游击战术的认识。与彭德怀有关的文本互见之处从多方面讲述了他的生平事迹与革命事业，还有许多生动平常的细节，共同塑造了一个一身铮铮铁骨的红军司令员形象。

与此同时，斯诺也运用“互见法”的互补艺术手法刻画了许多鲜活灵动的小人物。斯诺在进入苏区的第一天，就遇见了让他深受触动的“红小鬼”，他以一种预示的口吻点明了这些小战士们的精神面貌并就此打住，因为初到苏区，他对这里的全面印象才是首先需要集中展示的。但是，斯诺对“红小鬼”的介绍并不是有头无尾的，他给读者提供了好奇的疑点与想象的空间，“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是如何“令人惊异”的呢？这一问题在后文《红小鬼》一节中得到了很好的解答，斯诺在这一节的结尾处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2]斯诺写下了关于十五岁便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行军中的山西娃娃、少年先锋队“花花公子”向季邦童趣盎然又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以“互见法”的方式补充了这些“红小鬼”的特别之处，也回应了斯诺初到苏区所受到的震撼与触动，并将这些可爱可敬的小战士们印在了读者心中。

描写事件时则通过在某一篇或某几篇集中表现事件的主要特点或性质，而在其他的一些章节中体现其他的特征，文本互见之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这种手法的运用常常在恢弘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体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本书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长征，在《一些未解答的问题》中，斯诺对这一事件作了简要的概括，长征的距离是“六千英里”，是具有“历史性”的;在《贺龙二三事》中写到，长征的途中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他们填补了红军战士伤亡带来的缺额;在《红军旅伴》中，斯诺提到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显示出长征的艰险与不可思议;在《红军的成长》中，描写了长征开始的背景，概括了长征途中经历的险要地势和磨难。在《长征》这一篇中，则从《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几个章节分别描写了长征事件的各个方面，全面展现事件的评价、开始的背景、跨越的距离、关键的节点、杰出的战略等等。

此外，在讲到很多著名革命家时，也都不能避开“长征”这一事件背景。比如“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3]，“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4]，等等。但在这些部分，斯诺并没有具体描述长征这一重要事件，而是在《长征》这一篇集中展示。在描述重要事件时采用“互见法”，一方面可以避免赘述，一方面在重点突出该事件的同时也实现了综合全面的展现。在有关长征的叙述中，斯诺还三次提到了红军领导人们同普通战士一样选择步行，其中两次是彭德怀和朱德将马匹让给疲惫或受伤的同志，这几处叙述内容形成互见，补充了红军领导人在长征途中的作为，也凸显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本质上的差异。

三.虚实艺术

虚实结合常常是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重要表现手法，虚实相对，所以“虚”可以指相对于正面描写的侧面描写，合理想象甚至是虚构的描写，而在追求真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这种“虚”可以是关于人物或事件方面的意义、影响等的叙写，或者是基于某个事件中肯的评价及合理的预测。“实”则是对真实的人物、事件的直接叙写。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为许多革命家“立传”。在本书开篇，他就接连提出了关于第一号“赤匪”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天才战术家林彪的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并不是斯诺亲身经历某事或接触某人而产生的怀疑与不解，而是因为国民党对这些革命家特殊的态度以及各媒体的夸张报道才产生的。因此，这些疑问一方面表明了国民党以及国际上对红军的态度，一方面更是借助其评价侧面展示了红军种种令人奇异的特点。关于这些革命家的疑问，斯诺随后分别在《苏维埃掌权人物》《关于朱德》《悬赏两百万元的首级》中详细讲述了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种种事迹，解答了这些疑问，也用真实事迹揭开了传言的神秘面纱，构建起一个又一个既具传奇色彩又兼丹心碧血的红军形象。

在《大渡河英雄》一节中，斯诺客观而形象地讲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惊险过程，他们首先进行了友好谈判，团结起了仇视汉人已久的彝族人，又面临着河流愈加湍急的境况下即将被全面包围，只好飞夺仅剩空铁索的泸定桥。而在这节的开头，斯诺进行了根据历史上曾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合理的评价以及猜测，“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了”[5]，足以体现该事件的关键与艰险。

在《红色窑工徐海东》中，斯诺用蒋介石对徐海东的评价，即“文明的一大害”，和南京对他性命的巨额悬赏表明他的与众不同。作为本节中的点睛之笔，这与斯诺对他的外貌描写构成反差，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外界的评价、斯诺的感知与徐海东的言语、行为、童年事迹实现虚实相应，不仅写出了徐海东不同于外界评价的孩子气、最强的“阶级意识”、他的热情与真诚，也写出了他巧取预旺县城的事迹、受人欺凌的贫困童年、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转变历程等等，生动地展现了十五军团中最有意思、最具特色的代表性人物。互见双方所叙内容相同，但用笔不尽相同，实现了虚实结合，使行文富有变化，事件呈现更具艺术性。

四.斯诺与“互见法”

迄今为止，关于斯诺的丰富研究成果中，有不少研究都涉及到斯诺的中国情结及其所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但多数聚焦于红色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斯诺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广泛且较为深刻的接触，不仅局限于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自1928年埃德加·斯诺到达中国上海，到1936年他冲破了国名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新闻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在这八年间，他通过游历、请教老师、交友等方式习得了汉语并深入接触到了中国文化。提到斯诺的中国朋友，是绕不开宋庆龄与鲁迅的，也正是通过他们，斯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宋庆龄让斯诺“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6]，而鲁迅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斯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熟悉使他在作品中可以娴熟自如地运用，比如用古语来进行事件的评述和情感的总结概括。在《大河彼岸》中，他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说明劳动改造与学习改造要相辅而行，也有在《复始之旅》的扉页引用庄子《秋水》中的“知天地之为稊米，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以此作为题解的点睛之笔。

对斯诺产生影响的传统文学作品也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从他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司马迁，可以证实他对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以及他不朽的《史记》是熟知且钦佩的。[7]在一篇评述埃德加·斯诺的文章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斯诺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记者”[8]，先不论史传文学是否能够比作报告文学，但是报告文学中借用史传文学写作方法一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不仅和史传文学一样追求内容真实和观点公正，也应善于运用比较叙事法、叙议结合法、互见叙事法等等。“互见法”几乎被学界公认为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形成了系统的叙述方法，并展现出卓越的艺术效果。靳德俊先生在《史记释例》中将它概括為：“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其他有关互见法的解释大多与此相近，简单来说，叙事手法中的互见即是两处或多处的文字相互说明补充。

对于《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方面来看，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埃德加·斯诺的创新与探索下显得似乎难以穷尽，想要将作品中所运用到的叙事方法勘察见底并非易事。因此，对其作品的研究还可以从更深刻更多面的角度进行切入，从而挖掘斯诺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洲良：《史迁笔法：藏美刺于互见》，载《文艺评论》2011年12期.

[2][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页.

[3][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4][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

[5][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

[6][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1》，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7]张瑗：《斯诺体的叙事风格》，载《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02期.

[8][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