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熙

内容摘要：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首先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语言。这种追求事物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分析方法，逐渐影响到多个领域。罗曼·雅各布森、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分别将结构主义引入诗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中，改变了文学批评形式，产生了一种近似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本文选取了结构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及其继承与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结构主义 费得南·德·索绪尔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罗曼·雅各布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物、物理等学科的快速发展，“原子论”论调盛行。近代工业的发展推动社会分工的细化。当时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趋势导致了只追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后果。他们希望通过追求综合整体的研究方法来恢复对结构和系统的关注，并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即研究事物内部之中，或者事物與事物之间的结构和体系关系。

1922年，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其论著《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他指出，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状态”之间有确定的结构关系。（陈晓明，24）结构主义方法论认为“自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正如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言：“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Terry， 122） 结构主义把复杂的宇宙万象及其系统归纳为基本的结构，认为其具有普遍、永恒的特点。

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首先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语言。在其之前的语言研究者认为，语言要素是单独、静止存在的单位，忽视了语言内部之间相互制约依赖的关系。他在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形成了语言的意义。由此产生的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到多个学科。罗曼·雅各布森提出了一种从音位学、句法学到语义学和诗学等各个层次上研究语言的方法。1945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人类学学科。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社会风俗习惯，社会文化现象，存在着深刻的结构体系。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神话原型、原始社会思维模式和人类社会的亲缘关系，旨在揭示决定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苏联塔尔图学派符号学家的代表人物尤里·劳特曼将结构主义方法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他在其著作《艺术文本的结构》和《诗文本的分析》中指出，文学文本由“系统”（词汇、字形、格律、音律）所组成。系统间的不断撞击产生了文学张力。结构主义方法改变了文学批评形式，产生了一种近似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结构主义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得以确立。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费得南·德·索绪尔

结构语言学的奠基人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的语言学课程讲义被其学生在他过世后编辑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16年出版。《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后，其影响力巨大，传播到全世界各行各业的研究当中。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力，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本语言问题，生成一种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 （杰弗生，121）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基本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能指和所指（signifier & signified）

索绪尔认为 “词”是基本的语言单位，由“概念（concept）”与“有声意象（sound image）”构成，是其中一个 “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有声意象又称为“能指（signifier）”，概念又称为“所指（signified）”。一个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是由一个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而所指是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和抽象概念，也就是“概念”和“意义”。“能指”指单词和读音，而“所指”则表示单词的要素和概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系统内，有着约定俗成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指和所指才在文化系统中固定下来，如索绪尔所言：“语言的实体只有通过能指与所谓的联系才能存在，每当只有一个要素保留下来，这个实体就消失了”。（索绪尔，102）同时，索绪尔将能指和所指的连接比喻成一张纸的两面：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索绪尔说：“我们不能够切开正面的同时不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一个声音的符号。”（128）比如，在汉语语言系统下， “床”是一个能指，而其对应的所指，即“概念”指的用来休息，有床的形象和意义的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用能指去命名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眼睛的概念在汉语中称为 “眼睛”，在英语中称为“eyes”， 在法语中称为 “yeux”， 其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都是任意的。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它们是不同的词，没有内在的联系。而在一个语言系统中，一个能指的意义与其他能指意义相比较而存在。“眼睛”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其能与“嘴巴”、“鼻子”、“耳朵”相区别。换句话说，眼睛能为眼睛，有意义和价值，是因为它不是“嘴巴”和“鼻子”，与“嘴巴”、“鼻子”相区别而存在。索绪尔关于一个基本语言单位的符号可以表示为这种模式： 一个语言符号的能指对应声音意象;所指对应意义。

（二）语言和言语（langue & parole）

从语言的基本形态出发，索绪尔将语言划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指的是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言语”指的是我们日常情境中的话语。单独存在的言语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符号系统中使用，才能产生意义。而语言随着时间空间产生变化，成为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有不同的意义。语言结构是一种稳定的体系，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话语原则;而言语则是具体到某一个人的语言行为。语言是言语的工具，言语是语言的具体内容。语言是稳定的，连续的，系统的;而言语是不稳定，非连续性，片段化的。语言和言语就像某类棋牌游戏的规则和这个具体的棋牌游戏。这个棋牌游戏规则，抽象于具体的棋牌游戏，而在具体的某个棋牌游戏时，不自觉地会使用到这个规则。正如T·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所言，他指出如果言语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峰的话，那么语言就是支撑冰峰的冰山，并由它暗示出来，语言既存在于说话者，也存在于听话者，但它从来不露面。通过研究语言，能抽象出众多言语的规律，而通过观察言语，能丰富和发展更多的具体语言现象。

（三）历时性和共时性（synchronic & diachronic）

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应该采用共时研究，而并非是历时研究。也就是说，研究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时，要将其作为时间截面上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而不是研究语言系统的变化发展沿革。索绪尔认为，共时性研究是现代语言学的一大特点。这种研究着重以一个时代的语言来研究语言的状态，研究语言现象相互并列、依存、和制约的关系。通过对语言现象的共时性研究，索绪尔建立了他的语言学体系。通过对共时性的研究，证明了语言现象的社会历史性：语言既有自身的历史沿革，也受到一定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制约。比如，汉语语言学家研究汉语这门语言从古至今的发展变化，这就是语言的历时性研究;而研究当代汉语的某个语言现象，以及当代汉语语法，这就可以稱作是语言的共时性研究。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研究，通过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语言的变化，即通过研究语音，语言，语法等的变化规律。而共时性研究则从语言本身出发，并把语言视为一个结构，进而研究这一结构本身所具有的性质。

（四）语言的线性特征

一个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两面，同时，属于听觉系统的能指具有线性特征，即能指以线性的形式展开;这种线性是在一个方向上的线性前进。能指的线性，表现为时间上的链条，前后相邻，相继发生。能指的线性特征，决定了语言的各项要素都是相互依存的，而每个要素的价值和意义与其他要素相比较而存在。每一个能指的价值，只有存在于一定的链条中，并与其他链条之间形成差异或关系，才确定了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最能体现语言的线性特征的例子是，我们说话或者写字的时候，一次只能说一个或者写一个，并不能多个同时进行。尽管话语是一次一字地说出来，其意义却是字与字之间相互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意象，因为差别形成了意义。例如诗句：“床前明月光”，这行诗中的每个语言符号，相互区别，各不相同，正因为相互之间有了这种差异性，几个符号的结合，才使得这句诗行在汉语语言系统下有了自己的意义。因此，索绪尔认为，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和差异性，是语言产生价值的两个基本要素。

（五）语言的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纵组合关系（paradigmatic）/联想功能（associative）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要素之间存在有横组合关系和纵组合关系。语言的出现具有时间性，语言总是依照时间顺序，一次一词地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读或写出来。句段呈水平方向展开，横组合关系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句段中一系列出现的要素为基础，各项成分进行有序的排列。例如，在孟浩然的绝句《春晓》中，其中的一行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横组合关系，在空间上呈水平方向展开，需要我们依次从句首读到句尾，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而纵组合关系表现在，这句诗中出现的词与没在句子中出现却与之相关联的词形成一种相互比照的关系，一种空间上的垂直关系。例如，“花落知多少”中的“知”，与之相关联的词可以有“晓”、“懂”、“明”、“解”、“辨”、“识”等等。这些字与“知”形成一种联想关系，纵组合关系，是一种空间上的垂直关系，也是一种联想关系。通过这种比照，形成了词与词之间的差异，从而确立了句子中每个词的意义。因此，句中每个词的意义并非自身生成，而是超出自身之外，通过词与词之间的对立和否定，在差异的网络中形成。

二.结构主义人类学——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最先由语言学领域走向人类学领域。法国哲学家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也是结构主义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斯特劳斯认为，人类万象像语言现象一样，表面看来混乱无章，不过现象下面，有其稳定的结构。像索绪尔一样，斯特劳斯希望在这些零乱的现象下寻求稳定的内在结构。斯特劳斯通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热带的忧郁》、《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和《神话学》等著作，用结构主义语言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社会文化中的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奠定了结构主义方法论在社会文化领域研究的基础。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各种文化活动构成的，即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人类社会的这些活动，都包含有基本的“符号”，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各种社会“符号”的排列组合。通过对亲属关系、神话系统、图腾文化、原始人的思维方式结构主义式研究，找出普遍的思维结构和构成方式。

（一）亲属关系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希通过对家庭亲属关系的研究找出最基本的人类社会结构。斯特劳斯认为，这些社会结构与语言结构有着类似的理论基础。亲属结构有自身的逻辑，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各个亲属成员之间构成了不同的血亲或者姻亲关系。通过研究对血亲、姻亲关系的对立转换，能揭示其深层结构，最后达到了解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目的。亲属关系中，夫妻、父子、母子、姐妹、兄弟、叔伯、舅甥构成一种二元关系结构。原始部落、氏族之间，以女性为基础，相互之间的婚配，形成一种以婚姻为基础的结构关系网。即部落A的兄、弟婚配部落B的姐、妹，部落B的兄、弟婚配部落A的姐、妹。A兄、弟与B姐、妹的子嗣与兄弟互为舅、甥（女）和姑、侄（女）关系;同理，B 兄、弟与A姐、妹的子嗣与兄弟互为舅、甥（女）和姑、侄（女）关系。通过对这些亲属关系的二元结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表明，只有了解了亲属关系之间互为区别和联系的二元基本结构，才能了解亲属结构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决定了亲属关系的意义。

（二）神话系统

神话源于远古人类对自然非理性认识。神话看似不符合逻辑，混乱，具有幻想性。然而，各地神话结构却具有相似性。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原始图腾，分析神话故事中稳定的结构关系，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共同的心理基础和普遍的“无意识基础”。神话故事中存在的稳定结构，以二元结构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生与死、自我与他人、自然与文明、时间与永恒，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哲学问题。因而，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故事也是一种自我完整的“符号系统 ”，也是一种 “语言”。

列维—斯特劳斯将神话看成是由各个“语言”单元构成的一种关系组合与关系集合。斯特劳斯将这种关系组合称为“神话素”（mythemes）。正如语言一样，这种关系组合也存在横组合关系和纵组合关系，即神话既存在横向的叙述，和同一神话纵向的变体。他认为神话以层级结构展开，每一层归属于上一层更高级，更复杂的层级。每个具体的神话，不过是这种深层结构的各种变体。如果说每个具体的神话是语言中的“言语 ”的话，深层结构的组合关系就是“语言”。斯特劳斯利用这种结构方法分析神话，从所有的神话“言语”中找出神话“语言”，进而找出人类普遍的心理特征与共同的思维模式。他认为神话的逻辑，是原始人类面对自然万象做出的一种反应，一种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神话是一种具象的表达方式，用形象思维表达抽象结构和内在逻辑关系。列维—斯特劳斯以俄狄浦斯神话为例，打破《俄狄浦斯》情节，把神话的情节重新安排。《俄狄浦斯》本是以线性展开： 卡迪莫斯寻找其妹欧罗巴;杀死巨龙，种龙牙;龙种武士杀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引其相互残杀;五位生还者帮俄狄浦斯建底比斯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成为底比斯王。斯特劳斯打破这一情节，将其重新安排，构成几组二元对立的结构，即：亲属关系过于亲密者（寻妹，娶母），亲属关系残杀者（杀父，杀兄），这两者互为二项对立;人战胜从地而生的妖魔（龙武士），无法正常行走者，这两者构成二项对立。以斯特劳斯的观点，这种矛盾的二项结构暗含了古希腊人对社会关系的思考： 人是如何产生的？人的亲属关系是如何缔结的？ 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说明缔结亲缘关系可在同一或不同亲缘关系中产生。故事中杀龙武士，和腿部残疾者表明人不是生于土地，却无法离开土地。这种矛盾关系表明“相互矛盾的对立面在神话里共同存在，并行不悖，矛盾也就得到了调和。”（张隆溪，138）

三.结构主义诗学——罗曼·雅各布森

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研究诗歌语言怎么产生诗性的，充分说明了语言分析对诗歌的重要性。

雅各布森在其著作《语言学与诗学》《隐喻和换喻的两极》中指出，诗歌语言并非指向现实环境和实用功能，而是指向诗本身。他认为语句具有选择和组合的功能。选择功能相当于索绪尔的纵组合关系，词语之间可以相互替换，组合功能相当于横组合关系，即时序关系。组合关系的相邻性，体现了换喻特征;而选择功能的相似性体现了隐喻性特征。而诗歌的语言，就是横向组合轴显示出纵向组合的选择性特征。正如雅各布森所言：“诗性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申到组合轴。” （114）例如杜甫七言律诗《曲江对酒》中“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体现了这种特征，“桃花”与“杨花”属于横组合临近关系，但他们的纵组合结构相似，可以相互替换。同理，“黄鸟”与“白鸟”也是如此。

而另一位结构主义者乔纳森·卡勒，在其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进一步批判性地完善和补充了雅各布森的结构诗论。他认为诗歌之所以为诗歌，不仅仅是因为其语言特征，还具有特殊的程式和形式结构。散文性语言通过一些特殊的形式变化，可能具备诗歌的特征。如果将 “一只猫轻悄悄地跃过屋檐”，通过一些形式变化，以图像诗的形式展示出来，会具有诗性。这与 “一只猫请悄悄地跃过屋檐”表达了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激发了读者的联想，也更具有诗歌的文学性。乔纳森·卡勒认为诗歌具有普遍情趣，并非仅仅指向个人的现实环境，即诗歌具有非个人性的特点;其二，诗歌的各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其三，由于诗歌语言和形式的特征，诗歌有多层的言外之意，因此其意义也具有灵活性。

四.结构主义叙事学——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及其发展者

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并非仅仅是一个独立自主、有自足意义的客体，这与新批评着重文本本体的研究有所不同。结构主义叙事学着重文本作品之上的系统结构研究，寻找文本的普遍性意义，不在于文本本身。

俄国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其专著《民间故事形态学》是结构主义叙事学领域里一部里程碑著作。普洛普通过对众多童话角色的分析、归纳和总结，认为各种不同的童话人物，充当了了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功能。普洛普把童话人物的众多功能划分为七个基本的行动范围，其对应的角色为：反面人物，主人公，假主人公， 为主人公提供东西者，帮助者，被追求者和其父亲，派主人公外出的历险者。这些角色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可以一对一，一对多，也可以多对一。童话人物的角色和行动范围有一定的数量。因此，从童话里可以找出基本的故事结构。不同童话不过是这一基本故事的变体。普洛普从童话故事的情节与功能，人物与角色的关系抽象出童话的基本结构。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其他叙事文本，与印象式批评不同，充分显示相对客观科学的特点。

法国叙述符号学专家A ·J·格雷马斯在其著作《结构语义学》和《论意义》中，以语言学二元结构的范例来表达叙述的结构。他将普洛普的七个基本的行动范围进一步简化为三组对立成分：“主体与客体”对应“寻求性故事中的主体寻找客体（人、物、精神）” “发信者与受信者”对应交流性故事中的“发信者（人、神、集体派遣主体寻求客体）与受信者接受客体”;“助手与敌手”对应次情节中的“帮助或阻碍主体”。格雷马斯把这三组对立的成分称为“行动素”（actants），通过对行动素的归类和分析，使得文学故事拥有了叙述性语法结构。他认为，叙事体的任何人物都可以归纳为这三类关系。格雷马斯的理论是对普洛普的发展和改进，希望通过建立情节模式，重点揭示叙事体的深层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非仅限于单个功能的作用。

法国叙事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事学”这一概念。他扩大了叙事学的研究范围，将叙事的主体从神话故事，民间结构转向叙事的主体，即对小说叙事的研究。他把叙事主体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按照语法结构分析，叙事主体的两个基本单位是“命题”和“序列”，即，“句”和“段”。命题是一个叙述句子，如“X犯了错”是一个命题。序列则是一系列命题，如，“X犯了错”——> “打算惩罚X”、“……”。（陈晓明，50）命题、序列中的人物看作名词，行为看作动词，其他属性都是形容词。命题和序列中的人物、行为、属性表现为：“人物”“對应 名词（X/Y）”，“行为”对应“动词（改变情景/犯过错/惩罚） ”，“其他属性”对应“形容词（状态/性质/身份）”。

由此可见，普洛普对童话系统进行抽象归纳，对各类形式的叙事主体加以简化、归纳和总结，试图寻求最基本的叙事框架。结构主义叙事学改变了人们对待文学的方式，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多角度比较研究文本的方法，以相对科学的方式研究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作品的普遍意义。

五.结构主义的局限性

结构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中共时性优于历时性，事物内部封闭完善的结构优于事物的发展演变。因此，结构主义者反对以动态的方式去研究事物，而主张以静态的方式去研究事物内部的稳定不变的普遍结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结构主义者否认了历史的线性发展，否认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事物的发展，因而也否认了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结构主义者将任何社会现象，文化现象都归纳到一种或几种结构中，忽视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为了证明事物内部的结构，结构主义者有时甚至会生搬硬套地使用结构主义理论。

结构主义有形式主义的缺陷。结构主义者将历史文化归结到符号，认为历史文化仅仅是一系列符号系统，夸大了符号系统的作用，从而否认了历史文化本体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否认了历史文化内容的重要性。同时，结构主义者强调事物结构的先验存在。结构主义学者在叙述神话故事时，希望找出神话故事中存在的一般结构;在叙述故事时，希望寻求一个区别于具体故事的一个基本故事，在研究叙述时，试图找出叙述的语言、句法、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等。他们始终认为内容之上，有一个先验存在的结构和基本故事。正因为如此，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历史和文学变得简单抽象化，枯燥而缺乏生动。因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法国首先兴起了以雅克·德里达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解构主义，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结构的统治，解构了语音中心的倾向以及消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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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当·沙夫.翻译：袁晖，李绍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6]张隆溪.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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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