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逝》看五四时代的启蒙话语危机
2021-09-11朱青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8期
朱青

内容摘要:借涓生的回忆录,鲁迅将知识分子对新式启蒙话语的共谋,以寓言的形式埋在了这场文字游戏中,暴露出传统话语与新式话语共存的真实状态,即西方理论形式与本土精神内核的悬置、新话语成为旧话语语境下的语言剩余物、启蒙话语和日常生活状态的模糊指认与混乱交杂等现象,同时也引出了一系列启蒙话语“不及物”与“悬置”状态的纠缠问题。这种在鲁迅思想中的冲突——由他自己独特的、嫁接到无数“涓生”身心的方式,埋藏着五四时期主导者处理中外话语冲突方式的种种危机。
关键词:《伤逝》 五四时代 启蒙话语 剩余物 儒家思想层面 悬置
话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调节。[1]“话语”的这种调节和编织作用是通过语言来最终实现的,因为“人是用词语来思维的;词语有时本身就是行动:因此考察词语也便是考察思想,推而广之也便是考察人的整个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在现实主义话语如同在想象话语中一样,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这种语言内容必须被看作与其他的(事实的、概念的、类属的)内容一样,构成了整个话语的总体内容。”[2]
一.知识分子与启蒙话语的共谋
回到文本,在调节和组织语言后的话语观照下,读者常常会被涓生的回忆所“欺骗”。他在手记的回忆中着重强调子君作为“中国女性”身份的“被启蒙”和自己启蒙子君后“食言”的事实,中间用一大段话来阐述二人在抽象的启蒙语境神坛上跌落到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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