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劼

1944年2月，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准许他们到延安采访。在此之前，他们已要求过若干回，皆遭拒绝。这次，蒋介石允许了，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只到中共区域，也要到西北的非中共区参观；二、在中共区域至少住三个月，以便详细考察真相。”经过若干时间的等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得以成行。他们于5月17日出发前往延安，同行的还有中国记者及国民政府指派的领队。

1944年5月，该参观团抵达延安。到延安之前，在外国记者们的想象中，延安或许是个弥漫着强烈军事氛围的堡垒。而身临其境之后，他们却发现，延安人民的生活竟如此丰富多彩。在延安逗留时间较长的两位外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和哈里森·福尔曼，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深入采访，还对延安的其他方面情况作了广泛的了解，其中激发起他们强烈好奇心的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人民文化教育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尝试。

冈瑟·斯坦因发现，边区的小学、中学、大学只是中共区域内教育系统的一小部分。除此以外，军队、民兵、工厂、合作社、医院、剧院、报纸，这些组织也都有教育作用。“边区好像一所大的学校，老老少少都热心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热心于教别人。”斯坦因用“全民就学”来概括延安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氛围。这种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教育方式，比起学校教育，能够传达到更多的人，传播知识的方式也更为具体。此前，面对边区90%以上的文盲群体，中共曾尝试推行“拉丁化拼音字”及“强制教育”政策，但都由于过于激进且脱离群众而收效不佳。经过不断摸索，中共改用“全民就学”这样的教育游击战术，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不嫌弃任何原始的不正统的方法，利用群众运动使“认字”在边区成为普遍的活动。“有创造力的先驱发明了认字的新方法，如农民把字写在板子上，放在田地的一端，一边耕作一边认字。因此，80%的老百姓现在至少认识三四百字。而一年前不识字的人，现在都能读《群众报》，甚至快能读《解放日报》了。”斯坦因说。

此外，延安大学也不能不提。斯坦因在延安时，延安大学已与行政学院合并，校址设在行政学院原址南门外。大学下设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医学系、短期培训班。在斯坦因看来，延安大学反而比重庆区域那些更正规的大学更符合中国的需要。“我对于延大最初的印象是先生学生都结实强壮，而在重庆的大学生几乎都是富有人家的孩子。”当时的延大校长周杨对斯坦因说：“学生的思想必须以服务大众为指针，在思想方面必须对一切问题采取科学态度。作为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民主与科学，参照现代世界的发展情形来讲授，是一切学生一般教育的基本科目。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新中国造就干部和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另外，延大的教育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高等教育与人民大众的需要相结合。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总结道：“延大学生具有战时中国需要的更多的实际知识。对于人民需要什么，怎么和人民合作，他们的认识好得多。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来协助打仗和社会进步。”

延安特有的文化艺术生活也是记者们感兴趣的。在西方记者们所拍摄的照片中，有许多是关于延安的“红色剧社”。为这些剧社输送新鲜血液的就是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学院开办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在当时有3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前线，学习两年后，会再回到前线去组织戏剧表演、音乐演奏类的工作。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必须竭力去了解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了解你们。应该运用那些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熟悉的形式。人民的传统音乐、美术、文学和戏剧应作为表现新的战争内容的基本模式。新的形式应以此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因而，学生们在鲁艺所学的课程也必须是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艺术形式。

另外，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发展新的艺术形式所做的尝试也获得了惊人的效果。以秧歌剧为例，文艺工作者将真实的战争故事与传统秧歌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还有如公共卫生、保护儿童、牲畜饲养等共产党提倡的革新思潮也是秧歌剧题材的丰富来源。人民群众毫不犹豫地接受并爱上了这样的宣传形式。秧歌剧生动的表现形式也让福尔曼印象深刻：“我曾见过许多秧歌剧，它们都强烈地吸引着我。它们与中国别处所见的许多戏剧完全不同。剧本的写作和演员的表演训练都适合在几乎没有道具和舞台效果的情况表演，因此，秧歌剧能在最小的村子里表演。”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不断探索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工作方法，去践行他们为国奉献的理想。他们克服了自身可能会存在的主观、理想主义、轻视农民等弱点，与人民群众同食共寝，同农民打成一片，真正深入了解自己国家的人民，他们的努力与成果也终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赞许。作家陈学昭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或许道出了所有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同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文人学士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到中国农民群众的最底层。”

年轻的共产党领袖在窄小的窑洞里领导着这场伟大的战斗。

——罗曼·卡尔曼

罗曼·卡尔曼【苏联】（1906-1978），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是新闻片与纪录片的著名摄影师。受父亲的影响，他从拍摄花边新闻、葬礼以及一些政界高官开始，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后来对摄像产生兴趣，在25岁时，就已成长为苏联电影界的新宠。1938年，罗曼·卡尔曼被纪录片厂派往中国，集中报道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一生坚信事实不过是一段没有讲好的故事，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故事讲得真实一些、准确一些。

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杰克·贝尔登

杰克·贝尔登【美】（1910-1989），二战期间美国知名的战地记者，作品多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及中国的解放战争。1933年，杰克·贝尔登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作为一名水手，他来到了上海，学会了汉语，并对中国有了较深的了解。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杰克·贝尔登受聘于美联社，开始为《时代》杂志撰稿。与其他不会讲汉语的外国记者不同，杰克·贝尔登可以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而不只是转述官方的消息。他与中国有关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49年的《中国震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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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到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

1939年5月14日晚，延安军民齐聚北门外组织部大礼堂，正急切盼望着鲁迅艺术学院编排的三幕话剧《冀东起义》开始演出。突然，一个外国“大鼻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在当时，这里已有不少人接受过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博斯哈德等外国记者的采访，八路军军医院驻地也有柯棣华、安德华、巴斯华等印度医生，但是这位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还是让在座的观众感到一丝惊奇。在众人嗡嗡的议论声中，“大鼻子”快步走到前排，很快找到了熟人。人们看到，跟他握手、拥抱并大声交谈的，是鲁迅艺术学院的编译部主任萧三。萧三用中文向周围的同志介绍，这位来自苏联的外国友人名叫罗曼·卡尔曼，职业是电影摄影师，从重庆来，今天刚到延安。

1936年8月22日，罗曼·卡尔曼以《消息报》联络员的身份进入西班牙拍摄内战。他在炮火中拍摄的影片《关于西班牙事件》被送到莫斯科放映，获得空前成功。1937年8月，由于卡尔曼在西班牙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为他颁发了一枚列宁勋章。

1938年9月，罗曼·卡尔曼再次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投入到战争前线，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中国。他的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11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1万多米。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在战火中他坚持拍摄到10月25日。他拍摄了战时武汉的景象，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接着卡尔曼转赴湖南，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以及日军俘虏营的生活情况。他在广西拍摄了新安旅行团小演员的抗日戏剧活动，在广州拍摄了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12月，卡尔曼到达重庆，拍摄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的许多地方。1939年5月，卡尔曼突破国民党封锁到达延安，拍摄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许多珍贵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一天的活动。回国后，罗曼·卡尔曼编辑了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介绍给苏联人民及世界人民。他还根据自己的拍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他写道，“这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而书的扉页上则清晰地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

罗曼·卡尔曼与萧三神交已久。萧三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哥哥萧瑜以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随后回国参加革命。在苏联期间，萧三写了不少诗歌，宣传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在苏联有一定的知名度。萧三1939年春刚刚从苏联回国，所以卡尔曼一见到萧三就急切地说：“埃弥·萧，原来你在这里。本想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一定要认识认识你，谁知道今天在这里见面了。”卡尔曼还由衷地向萧三感叹：“来中国八个月了，到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啦。”

在愉快而热烈的交谈中，话剧不知不觉开演了。人们静下心来欣赏鲁艺学员们的演出，萧三则不时用俄语向卡尔曼介绍着剧情。因为两人晚上各自另有安排，看完话剧第二幕，他们提前退场，两人相约第二天在鲁艺见面。

5月17日，萧三在鲁艺请卡尔曼吃午饭，并向他介绍吕骥、沙可夫等同志。这天，卡尔曼拍摄了鲁艺举办的展览会、鲁艺学员开荒生产以及学校周边的树林、文庙等景观。5月21日是星期天，当天下午1时新中华报社和青年记者联合会在北门外王家坪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欢迎卡尔曼，萧三作为翻译陪同卡尔曼参加会议，会后又陪着他参观了风景秀丽的枣园。第二天下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宴请卡尔曼。这是一次别致的宴会。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招待卡尔曼的食品来自抗大合作社，而抗大合作社里的各种食品、用品则大部分是学员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卡尔曼亲身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的成效。

在那几天里，卡尔曼去了延安城周边很多地方。他曾经渡过延河去桥儿沟参加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在清凉山拜访解放日报社，到远离延安约40里的拐茆村参观八路军军医院。另一次较远的参观、拍摄活动，是去安塞托儿所，由于逗留时间较长，当天夜里他就住在当地。通过这些参观访问，卡尔曼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影片素材。

5月25日晚上9时，卡尔曼前往杨家岭拜访毛泽东。在此之前，正如卡尔曼发表于1939年7月8日苏联《消息报》、8月28日《新华日报》翻译转载的“毛泽东会见记”一文中所提到的，虽然他到延安的初期还没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他参观过的所有地方，“在大学，在学校，儿童保育院，在每一个场所，都能感觉到这个天才的组织者的精神”。这次在简陋窑洞中的深入谈话直到午夜12时才结束。毛泽东向卡尔曼全面、精辟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第二天，正逢“抗大”三队请毛泽东讲关于战略战术的军事辩证法，卡尔曼得知这一消息赶忙去了会场。虽然报告仅有短短一小时，却给卡尔曼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他（毛泽东）的演讲充满了明了的例子、大众的言语、格言成语，常常引得全体听众哈哈大笑，在他的听众笑过之后，他自己才开始微笑。”毛泽东作完报告后，卡尔曼请他站在一个大土台上向群众讲话，并把这一场景拍成影片。在离开延安前的一天，卡尔曼再次特意到杨家岭拍摄了毛泽东一天的活动情况。他不仅记录了毛泽东看文件、写文章等工作情形，以及工作之余的散步、休息情形，还拍摄了毛泽东与农民交谈以及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检阅队伍的情形。这些珍贵的电影文献资料，其中很多场景成为经典，广为流传。

1939年6月3日，罗曼·卡尔曼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启程前往西安，临行前又拍了许多照片。在短短20天的时日里，他拍摄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卡尔曼十分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74年后的今天，罗曼·卡尔曼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2013年6月9日，“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中的三段珍贵视频十分引人注目，其中的一段，正是罗曼·卡尔曼所拍摄的，反映延安军民生产、生活的《中国在战斗》节选。

（据《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