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家文

内容提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一部深入探讨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困境的代表作。“三部曲”中身处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了怀疑，进而陷入到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中。为了摆脱困境，“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以“桃源梦”为中心开始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当知识分子面临无力“救世”的尴尬时，通过皈依传统文化、坚守自我的方式实现“自救”，不失为实现“诗意地栖居”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  知识分子  桃源梦  身份认同  救赎

“身份认同”是一个外来词，“身份”是一个用来标志和称谓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其地位的词语，学术界对“身份认同”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①这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自我与他者比较的基础上不断寻找自我与确证自我的过程，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与他人或群体的相互比较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身份认同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解决个体对自我生理和心理的认同，即“我是谁”的问题，其二是解决个体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即“我在哪儿？”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的出现，源于传统的“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之感”②的消失，它与鸦片战争后日益凸显的民族危机有关。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随着西方现代思想的大量涌入，在旧的思想体系开始崩溃、新的思想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知识分子普遍陷入迷茫之中，开始对自身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怀疑，进而陷入到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中。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部书写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困境的代表作。为了摆脱困境，“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以“桃源梦”为中心开始了不同的人生选择，无论是《人面桃花》中父亲陆侃的古典桃源梦、女儿陆秀米的普济学堂梦、还是《山河入梦》中陆秀米之子谭功达的苏联农庄梦、《春尽江南》中绿珠的香格里拉梦都归于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尽江南》中的谭功达之子谭端午，不再像父辈那样对桃源梦抱有幻想，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冷眼旁观时代风云的变化，通过皈依传统文化、坚守自我的方式为自己寻找诗意的人生，作家通过谭端午的人生选择，为市场经济年代身处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诗意地栖居”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选择。

一、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同困境

自我身份认同主要是指是个体对自我生理和心理体验的认同，即“我是谁”。由于个体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因此在现实关系上，自我与他者构成相互映照的关系，正是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个体才真正认识“自我”，也就是说，自我形象是以他人为鉴映照出来的。由于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和人生经历不同，自我认同的方式和结果也就不同。知识分子由于受教育和所从事职业的影响，他们对自身身心变化的感觉更为敏感，更容易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惑。作为一名学院型的著名作家，格非对身处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江南三部曲”就是作家对身处社会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遭遇到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为摆脱困境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历史的文学呈现。

“三部曲”中的开篇《人面桃花》中的父亲陆侃是传统官场失意知识分子追寻桃源梦的代表。官场失意后的陆侃回到家乡普济村后，准备在村子里修建一条用来连接各家各户的风雨长廊，这样全体村民出行时就可免受日晒雨淋之苦，计划失败后悄然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女儿陆秀米是民国初年追寻桃源梦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秀米出生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大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乡村落魄文人丁树则所笃信的儒家经典教育。身处深闺大院中的秀米在家人的庇护下虽然衣食无忧，但对周围的世界一无所知，当她看到村子里的佃户给她家交粮食时她感到无法理解;当她看到自己衬裤上的血迹时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快要死了，直到家中的女佣人翠莲告诉她这是女孩进入青春期的标志后才消除了恐惧，自此以后，秀米开始了生理上的自我觉醒。在秀米的成长过程中，革命党人张季元的出现促使了她心理上的自我觉醒。在认识张季元之前，秀米虽然身处深闺大院中无忧无虑，但她的视野也被局限在封闭的小山村。革命党人张季元为之奋斗的大同梦激发了她对普济村以外广袤世界的向往，同时也在她心中埋下了桃源梦的种子。当张季元因为反清被捕牺牲后，为了继续张季元未竟的事业，秀米不惜卖掉祖传的土地用来购买枪支准备武装起义，同时在村里修建具有桃源色彩的普济学堂为穷苦的村民提供帮助。武装起义的计划失败后，昔日红红火火的普济学堂变得冷冷清清被迫关闭，秀米自己也被捕入狱。当出狱后的秀米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时，面对破败的普济学堂，秀米终于认识到：“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③秀米觉得自己此前如同一只迷失在花丛中的蚂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她仿佛大梦初醒一般决定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告别，“忘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所有人和事。”④由此可见，秀米对“我是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觉醒、寻找、确立到最终否定的曲折过程。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春尽江南》，讲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谭功达为代表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所遇到的挑战。谭功达是秀米在监狱时所生，长大后的谭功达受母亲的影响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军队转业后被任命为梅城县县长，这就意味着，谭功达的身份已经从战争年代为理想奋斗的革命者转变为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与那些出身工农的领导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出生的谭功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就使得他的言行与他的角色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与官场中的务实派领导人相比，谭功达是一个富有革命激情与浪漫气质的人。为了尽快改变梅城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强行在梅城修建普济水库，为的是建成后发电解决梅城的照明问题，其动因源自他参观苏联集体农庄时受到的刺激。在谭功达看来，苏联集体农庄随处可见的烟囱和高压电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志，而这一切在梅城县农村完全看不到。尽管周围的同事对他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比如副县长赵焕章就直言不讳地提醒他，“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的论调是及极其荒谬的。”⑤但谭功达不为所动，一意孤行，最终使得县财政几乎破产。实际上，作为一县之长的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首先要解决的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在梅城复制苏联农庄，其行为完全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出自地方领导的理性思考，其行为正如他的秘书姚佩佩调侃的那样：“您随农业代表团去了一趟高加索，见识了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电灯电话，回来就逼我们修大坝发电，您若是去了莫斯科，还不得让我們修克里姆林宫呀！”⑥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面对那些不愿意搬迁的村民，谭功达派出工作组试图用武力将那些带头闹事的人抓起来，结果遭到村民的联合抵制，工作组成员最后被愤怒的村民关进了猪圈，成了轰动一时的民变事件。谭功达的失败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战争年代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在和平时代已经行不通了。

在周围人的眼中，谭功达不仅是官场上的异类，而且他的私人生活也备受他人的非议。作为县长的他一直是单身，本身就容易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在周围同事眼中，谭功达对自己的感情生活缺乏明确的认识，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与软弱使得他的婚姻生活一团乱麻。他与女秘书姚佩佩之间的情感纠葛，使得他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共产党干部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因为包庇杀人逃犯姚佩佩而被捕入狱，最终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病死在监狱。谭功达的失败在于他没有完成从战争年代为大同理想奋斗的革命者到和平年代主政一方的领导者的身份转变，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

“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原名李秀蓉），则是市场经济年代陷入身份认同困境的知识分子代表。八十年代的李秀蓉是一个喜欢诗作、富有浪漫气质的大学生，她因为喜爱诗歌奋不顾身爱上了当时的校园诗人，但最终被诗人抛弃。大学毕业后的她改名庞家玉，在九十年代兴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率先下海，与他人合伙开办私人律师事务所成为当地的“成功人士”。为了追求成功，庞家玉不惜用金钱和身体开道，在此过程中，庞家玉内心残存的一点诗意逐渐被金钱吞噬殆尽。当庞家玉在追逐名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时，她不幸患上了癌症，患病后的她开始冷静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的结论是：“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⑦在失去了精神家园的庇护后，她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从李秀蓉到庞家玉，她一直都在努力地寻找自我，但无论是八十年代对诗人的迷恋，还是九十年对所谓成功人士的追逐，都没有让她找到真正的自我，最终带着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否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庞家玉的失败在于她在追赶时代潮流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对“我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

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认同困境

社会身份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国家、职业等多方面的身份认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显得有尤为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作为“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⑧的文化，被知识分子视为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活意义的来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开始被迫转型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因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障礙受到猛烈批判而逐渐没落，对广大知识分子而言，一种新的文化上的乡愁代替了过去游子思家的乡愁。因此，当时代需要知识分子在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做出抉择时，知识分子普遍陷入到文化身份认同的混乱中，这在“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人面桃花》中得到集中呈现。

《人面桃花》中的秀米在成长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她的身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童年时代的秀米生活在普济村的深宅大院中，父亲为她请的私塾教师是一个笃信儒家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迂腐而自命清高，实则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在传统儒家思想的训导下，秀米延续的是大家闺秀的传统生活方式，对自己眼前的生活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反感，也没有逃离家庭的想法。当革命党人张季元出现在她的家里后，张季元为之奋斗的大同梦让秀米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化，她不再满足于延续传统大家闺秀的人生道路，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新的生活。当张季元因为反清被捕牺牲后，秀米在自家阁楼上发现了张季元留下的日记，张季元在日记中所透露的秘密让秀米的心中精神恍惚，无奈中只能通过肉体的痛楚使自己的精神复元。从张季元的日记中，秀米才弄清母亲与张季元之间原来有着不为人知的情感纠葛，而张季元在日记中所透露出的对她刻骨铭心的爱激发了她青春的觉醒，秀米的心，“像一片树叶被河中的激流裹挟而去，一会冲上波峰，一会儿又沉入河底。”⑨张季元的日记给秀米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强烈的文化冲击带来的必然是文化休克，从阁楼中走出来的秀米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决定追随张季元的革命道路。为此，她随反清志士东渡日本学习现代文化，准备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但她对父亲的桃源梦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乡后，她用卖掉祖传土地的钱在家乡建立了一个具有桃源色彩的普济学堂，但最终在地方政府的打压下被迫解散。秀米的失败在于她对“我在哪儿”这一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秀米试图用西方的现代文化来改造中国社会，但她的最终目的却是将传统文人的桃源梦变为现实，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时空错位，意味着秀米在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上处于混乱状态，导致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普济学堂梦只能是昙花一现。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是新中国成立后陷入身份认同困境的知识分子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政治氛围特别浓厚的年代，时代要求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必须从个人主体转向集体主体，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着“我在哪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从部队转业的谭功达被任命为梅城县县长，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传统士大夫文化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但谭功达依然沉醉在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古典情调中，导致他的日常言行根本就不像一个生活在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而是像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多愁善感的书生，比如他经常翻看的是放在办公桌上的《唐诗三百首》而不是党报党刊。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时，他像一个多情的书生一样不忍拒绝他人的情感，尽管他从内心并不喜欢对方。在日常工作中与女秘书暧昧不清，甚至对女秘书提出的到海岛上隐居的想法也欣然同意，即使在与并不熟悉的女孩子说话时，谭功达的多愁善感与处处用情也毫不遮掩：“他有时看看树啦，有时候看看天上的云啦，可眼睛一旦落到哪个女孩子身上，立刻发了呆，渐渐就沁出一片青光来。这就是典型的花痴眼神。”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主政一方的共产党干部在下属眼中竟然成了“花痴”，这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评价，意味着谭功达在文化身份认同上依然停留在传统士大夫文化阶段，究其原因在于谭功达对“我在哪儿”这个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

《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通过皈依传统文化确立“我在哪儿”的知识分子代表。与他的妻子庞家玉拼命追求成功人士的做法不同，谭端午对市场经济年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对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始终持一种批评态度，比如他从“牺牲”一词今昔不同命运的对比中发现，过去被人们视为历史和文明一部分的“牺牲”，其价值意义如今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在谭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与父辈相比，谭端午对乌托邦的虚幻性时刻保持警惕，比如他拒绝加入他的哥哥王元庆投资建设的“花家舍公社”项目，对绿珠想到云南乡村修建香格里拉的计划提出质疑。对社会主流的主动疏离，使得谭端午能够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看待那些迷失在欲望里的芸芸众生，在远离世俗欲望的侵扰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为此，写诗和听古典音乐成为他最好的消遣，平时交往的也仅限于几个志同道合的诗友。在家庭生活中，面对妻子庞家玉讽刺他“正在烂掉”的人生，谭端午不为所动，反而为自己能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而怡然自得。在日常生活中，谭端午把“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除了坚持写诗和听古典音乐外，谭端午还通过反复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古今对比中，他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欲望泛滥而诗意匮乏的时代感到悲哀，同时对那些迷失在欲望之中不能自拔的芸芸众生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妻子庞家玉相比，谭端午通过皈依传统文化让自己从世俗欲望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从而实现了“诗意地栖居”，而他的妻子庞家玉则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自杀身亡。

三、救世与自救的选择及其反思

从总体上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的出现不仅与社会变革相关，同时也与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自我选择有关。受陶渊明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普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桃源梦情结，它对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格非发现，“三部曲”中不论是以失意文人陆侃为代表的古典桃源梦、早前革命党人陆秀米的普济学堂梦、还是以新中国地方官员谭功达为代表的苏联农庄梦，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新的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的一种实践性的向往和追求。”当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失败后，如何安放自己漂泊的灵魂，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三部曲”的意义除了从乌托邦的角度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史进行反思外，还在于对在知识分子的“元话语”已经失去效用的市场经济年代，知识分子如何从“救世”转向“自救”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

《人面桃花》中的父亲陆侃因为官场失意回到普济村，他固执地认为普济村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所在地，为此他计划在村子里修建一条连接全村的风雨长廊，其行为虽然荒诞不经，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娱，而是为了“救世”;女儿陆秀米用卖掉祖传土地的钱在普济村修建具有大同色彩的普济学堂同样是为了“救世”，那些衣食无着、无家可归的村民在普济学堂找到了安居的乐土;《山河入梦》中的谭端午立志把落后的梅城建成中国版的苏联农庄，虽然他的理想因过于超前而最终失败，但其“救世”的执着依然让人感动;《春尽江南》中的王元庆将自己投资修的医院免费送给地方政府，为的是让更多的患者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救世”。

“三部曲”除了彰显知识分子的桃源梦所体现出的“救世”理想之外，还对“救世”失败后如何“自救”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人面桃花》中的父亲陆侃在他追求的古典桃源梦失败后选择离家出走;女儿秀米在她具有大同色彩的普济学堂梦失败后选择噤声不语;《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在他的苏联农庄梦破灭后迷失在与女秘书的儿女情长中;《春尽江南》中的王元庆在他的“花家舍公社”项目失败后，选择住在自己修建的医院中自我隔离，但他们自我救赎的愿望最终都未能如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通过皈依传统文化、坚守自我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他的妻子庞家玉则在追逐名利的道路上迷失自我，最终在绝望中自杀身亡。从作家对二者不同人生选择态度的及其最终结局的安排中，不难看出作家自己的思考：那就是当知识分子面临无力“救世”的尷尬时，通过皈依传统文化实现“自救”，让异化的人性得以复归进而实现“诗意地栖居”，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选择。

这样看来，谭功达人生选择背后的象征意味就十分耐人寻味。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占据社会中心的年代，知识分子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关于革命的神话和真理的神话这些宏大叙事一度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成为大众瞩目的对象。但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多元化时代，尤其是当意识形态问题退居次要地位、经济问题上升为中心问题的市场经济年代，传统知识分子赖于安身立命的元话语开始失去过去的权威性，话语权的旁落导致知识分子群体不可避免走向边缘化，加上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曾经薪火相传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当下已经无法得到有效传承，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着无力“救世”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自己从无力“救世”的尴尬中解脱出来，重新找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以自己的行为做出了回答，那就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必须随时保持一种自救意识，永远与现存的社会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种自我生成的批判向度，这恐怕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当知识分子主动与社会疏离、把评判的重心由社会转向自我时，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又如何彰显出来呢？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江南三部曲”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

②（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③④⑨格非：《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第232页，第78页。

⑤⑥⑩格非：《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第12页，第80页。

⑦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第106页，第13页。

⑧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丁帆：《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莫言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15XZW03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