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苇是很难被归纳的，我们或许可以笼统地将其称之为“抒情诗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往，但凡有点西部背景的人，都很喜欢强调诗歌中的雄浑、桀骜、苍凉。由于沈苇诗歌中所具有的西部的意象甚为广博，多年来，沈苇也被归纳为这一类诗人。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西部想象去面对这一类诗歌，以满足自己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地理学的意义在文学的镜面中当然能够被照射，但那确实是一种虚像。我想，对于沈苇而言，这是一定意义上的误读。在我看来， 沈苇一直是一位警觉性很高的抒情诗人。正像优秀的女诗人从不过于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沈苇也不愿意强调他是位“西部诗人”，而是“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曾几何时，“西部”的概念沦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陈词滥调。谈起西部，人们往往会陷入词语的误区，就像彭加木进入了罗布泊，深陷在那广袤的荒漠之中。最近，诗集《异乡人》的出版，为我们勾勒出了沈苇三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他的创作应该比西部更为广袤，因为他的镜像不仅是西部苍凉的微缩版本，他有着异于常人的诗歌虹膜，在那斑斓的诗歌里，有着对生命终极意义更为深远的追索。

在诗集推荐语中，耿占春和徐敬亚的评价显然更符合沈苇的诗学理念和诗歌风貌。耿占春说：“沈苇诗中所表现的个人体验的深度与范围，对社会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具有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的回应能力，使他能够把地方性经验转化为与时代的基本问题相关的诗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