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聂　宋欢欢　马文昭

【摘要】 《围城》《青春之歌》《人生》《三城记》作为新文学中探讨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四个关键坐标，分别代表在中西文化冲突、革命话语影响、城乡交叉地带、都市走向民间的成长。通过解读这四部作品可以勾勒出新文学史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和精神面貌。

【关键词】 新文学;知识分子;成长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2-0023-03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SRT计划”项目“新文学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成长叙事研究”。

巴赫金认为成长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1]这就指出成长小说中主人公思想性格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变量，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个体。这个变量使得故事情节和人物变化共同前进，共同完成了小说的叙事。巴赫金同时指出成长小说的价值在于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与把握。成长小说讲述的就必然是两个层面的故事：一个层面是“个人”的成长，另一个层面则是“历史”的成长。“历史”是抽象的概念，它通过感性的“个人”故事得以“道成肉身”。[1]成长小说中个人的成长始终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存在着互文性。正如冯至所说成长小说“探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的发展。在社会里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的网……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却只是无数破裂的片断。”[2]

在成长小说中，个人与社会总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或像方鸿渐在与社會的“角力”中得到生命哲学和生存本质的启示，或如林道静适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或同高加林在摇摆和坚定的选择中实现了个性的成熟和丰富，或和顾明笛一样从书斋走向民间寻找到生活的意义。

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成长——迷茫庸常的知识分子

《围城》中的方鸿渐无论在事业还是爱情中成长都十分艰难。方鸿渐只想逃避一座又一座的围城，缺乏认识自我和融入社会的勇气。方鸿渐成长遭受一次次挫败既和他软弱妥协的性格有关，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徘徊在传统和西方文化之间，看似清醒却不断被命运玩弄，看似得到生命哲学和生存本质的启示却沦为时代的“多余人”。

方鸿渐生活在中国新旧文化的碰撞阶段。一方面，他留学西洋受到西方文化尊重人的个性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他在西方所学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围困中受到了质疑与考量。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矛盾与其本身性格的弱点共同构筑着他的精神围城，形成了他二元对立的人生态度：既真诚坦率又不时弄虚作假，既愤世嫉俗又不免随波逐流，既老实厚道又时而虚荣圆滑。精神上的无助让方鸿渐渴望心灵有一份归属，而他无论怎样挣扎都逃脱不了被束缚的命运。

在爱情上，方鸿渐在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的感情纠葛中品尝到不同的滋味。尤其是方鸿渐与唐晓芙的无果爱恋击碎了方鸿渐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大胆僭越，给了他一份如鲠在喉的失意。在职场上，他也因性格弊端陷入尔虞我诈，文人倾轧之中。同时，他又游离在四个家庭中，在方家这个原生家庭中他难以跻身，寄人篱下于周家又产生隔阂，婚后在孙家陷于姻亲纠葛，就连个人的婚姻也仿若金漆鸟笼让他深感无力。

方鸿渐在不同的围城中游离奔走，俨然成了好友眼中“并不讨厌，却全无用处”的人。但方鸿渐结局的失败不能全盘否定过程的中的转变与进步。方鸿渐的成长是在其逐渐感慨自己仿若置身“金漆鸟笼”中的隐性成长，折射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迷茫心态。

首先，他的成长表现在他对自身处境不断地思考。方鸿渐留学归国之初不谙世事、懒散放纵。他收到父亲的来信，知晓未婚妻病故，但考虑的是“自己既享自由之乐，愿意旁人减去悲哀”。方鸿渐混到学位后在回国的轮船上和鲍小姐产生了露水情缘，不料被鲍小姐摆布玩弄。他经过了更换工作、爱情受挫等事件后逐渐成熟起来，体会到了世事的艰辛复杂，把对爱情和婚姻的“围城”的思考扩展到了人生中无处不在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阐释了人“生活在别处”的哲理。他这种对人生、对爱情的体认是其纵向上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精神飞跃。

其次，方鸿渐对一些事情也不再浑浑噩噩，而是积极寻求自身价值。初回国的方鸿渐，对爱情没有标准，也无信念可言，至于未来的理想与工作，就更无从谈起。但他到三闾大学后，为了做名教授教学格外卖力。而后他供职华美新闻社时有敌伪企图收买报社，总编愤而辞职，方鸿渐不顾孙柔嘉的反对也跟着辞了职。事业上的几次转折与变动又为方鸿渐的变化开拓出一个横向的精神空间。

如此，纵横交错的成长映照着他逐渐成熟的过程。英国文学批评家约斯特在《比较文学导论》中这样论述“成长小说”：“成长小说是描写青春期即成年初期的小说，描写少年变成成人，也即成人心中童性渐次消失的时期的小说。它是‘长大成人’的小说。”这句话可谓是对《围城》的极恰注解。于围城中盘旋摸索的方鸿渐经受了一系列人生转折，虽得到生存哲学的启示、不断追求自尊但怯于行动。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方鸿渐的精神成长远没有完成。这种挫折不断的成长表达出对作者人类生存的思考与关怀。

二、革命话语下的成长——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分子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成长小说[3]，它立足于林道静在革命时期的成长故事，表现了她不断放弃小资产阶级疑虑动摇、敏感纤细情感特征，追求崇高、神圣、纯洁革命理想的品质，突出了她在革命青年的正确引导下最终实现了大我和小我的统一。

林道静是一个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知识青年，知识的积淀让她萌发了不愿服从封建礼教的新思想，资产阶级家庭的出身，后母想要她嫁人换取利益的不公待遇让她反抗起来。她的成长中出现了四位非常重要的男性，他们一步步促进林道静从迷茫走向了清晰。正如戴锦华所说：“林道静与她所拒绝、所委身、所爱恋、所追随的男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历史的呈现——一次对关于历史的权威话语地再印证，成为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特定命题、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困境的‘想象性解决’的恰当方式，成为一个男权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再确认。”

首先是林伯唐，他作为林道静的父亲本应该指引林道静人生道路，但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思想使他为了一己利益逼迫林道静用包办婚姻来换取财富，这让林道静更加向往自主意识，她渴望摆脱家庭和父权的控制。面对人生道路的岔口时，她决计听从自己的内心。

其次是余永泽，在林道静突破封建礼教，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时候，余永泽的出现不仅拯救她肉体上的生命，更让她的精神上得到深化。但余永泽后期不愿意打破舒适圈的保守思想与林道静的革命思想充满着对立，爱情必然是走向失败的。她们的结合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结合，是不成熟的。[4]

其三是卢嘉川，可以说，林道静的第一次抉择是反抗封建礼制，她的第二次反抗是对思想不合时的爱情抉择，而她的第三次反抗就是对精神解放的追求，这时对革命的追求就源自卢嘉川，卢嘉川给林道静带来的新思想和革命热血使林道静有勇气为自己而活。卢嘉川的出现让林道静受到了救亡革命等新思想的吸引，这就相当于一次新的思想启蒙。但卢嘉川很快就被捕死去。对她影响更深刻的就是第四位男性——江华。他不仅教给林道静许多革命的技巧，让林道静深入到劳苦大众中去，组织农民同黑暗势力做斗争。还在林道静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她的身边，给予她很大的帮助和鼓励。最后，在江华的介绍下，林道静加入了共产党，以更大的热情组织学生运动。后来，市委组织了“一 二·九”大规模游行，林道静和许多的爱国人士一起走上了为革命发声呐喊的道路。

这四位男性，在林道静的生命中都极为重要。林伯唐的封建主义思想刺激了林道静对落后礼制的反抗，让她追求自由;余永泽的人道主义思想带领她摆脱封建旧家庭，获得个人意识;卢嘉川的阶级革命思想指引着她放弃守旧落后的舒适圈，走向更有价值的青春;江华的革命实践精神帮助她真切地走近革命进程，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抉择。在革命话语影响下，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过程，而于永泽、卢嘉川、江华这些范导者就如同意识形态的化身，不断影响着林道静的道路选择。

三、城乡文化冲突的成长——自我认同分裂的知识分子

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既留恋乡村淳朴的人情，也向往着城市更高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城市在高加林眼中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种拥有无限可能的象征。高加林的成长体现在城乡文化冲突背景下他个人身份认同的不断转换和错位。

《人生》中城市体现了现代文明发展进步的一面，而乡村往往也会体现出落后保守的一面。高加林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虽出生农村，讨厌农村的贫穷落后。他向往干净整洁的城市，渴望更多新鲜的东西。他不断读书看报，想以知识作为跳板改变农村身份，彻底成为一个城市人。高加林与城里同学相处时体现出自己身份的自卑，回到农村后继续保持着城市里的生活习惯，无論是他窘迫地卖蒸馍、叫刘巧珍刷牙还是“卫生革命”事件都体现出他对城市身份的认可，体现出高加林与周围的环境中格格不入。这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农村人变为城市人的途径和道路仍然非常的狭窄。农村知识分子想要寻找更广的出路只有尽可能使自己成为城市人。当高加林农村的教书工作被高明楼利用权力挤掉，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只能待在那片黄土地上，做一个没出息的农民。高家林通过穿破衣烂衫和不顾一切满手是血的拼命劳动麻痹自己对城市身份的向往，但去县城掏粪和张克南母亲争执时高加林仍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不久高加林便很快地凭借叔父的下级马占胜在城里找到工作，才华得到施展却被人揭发走后门被迫回到乡村。高加林在得知走后门被揭发的消息后认识到现实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理想不能抛开实际。

在高加林失落时，巧珍出现了，像火一样给高加林带去温暖。两人之间的情感也渐渐加深，高加林会让巧珍学着做一些城里人才会做的事。但随着高加林的身边出现了更多的可能，他开始渐渐越发觉得巧珍身上农村的气息使他对自己的农村出身感到自卑。选择巧珍可能表示他愿意一辈子扎根在黄土上，成为农民。高加林心里厌恶成为农民，黄亚萍虽然任性但时髦前卫，巧珍虽然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不能满足高加林的精神需求。高加林把黄亚萍当作实现自己理想抱负、转变为城市人身份的途径。在纯粹的爱情与利益中，高加林选择了后者，他为自己的前途和理想做出了选择。

高加林逃离农村这一成长选择，不仅仅只是高加林一人的选择，更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不甘心农村出身、想要跨越阶层一类青年的群像。高级林最终紧抓黄土扑倒在亲人脚下，但精神已经从农村剥离，高加林已经回不去了，他的这种回归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安歇，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另外的道路离开他的土地，再一次走上更疯狂的“进城”之路。[5]这种自我分裂的成长体现了作者对传统道德和现代价值的双重焦虑。

四、到民间去的成长——理性走向实践的知识分子

《三城记》中顾明笛既没有方鸿渐的留学背景，也不同于高加林的农村出身，林道静时代的革命话语在顾明笛的时代也在式微。正如书中后记所说，顾明笛的成长是“将碎片生活变成意义整体”，是为无处安放的自我寻求着落。顾明笛放弃管理公园的稳定生活自学文学，甚至为了构思作品半夜独自采风。顾明笛不愿与同学过儿女情长的日子，不确定性、冒险精神构成了顾明笛成长的底色。

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顾明笛的理想与现实不断发生冲突，顾明笛自以为调查污染和食品隐患可以证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但在社长眼中顾明笛所谓的新闻理想只给自己添乱。顾明笛在调任文化部后仍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处理工作，顾明笛参加研讨会拒领小红包，从不给学者发稿，把京城文化界的人得罪光了。

顾明笛办书评访谈一味追求思想新颖忽视了新闻传媒的政治引领功能，导致板块出现思想把关不严和法律问题。顾明笛的自我意识在顾明笛的书斋生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顾明笛辞职后接受好友建议读他同事的哲学博士，顾明笛以为进校园就进了天堂，但高校人事晋升关系玩的把戏如鬼打墙、无物阵、皮球招让顾明笛心灰意冷。高校酱缸文化的强大使顾明笛更为迷茫。顾明笛觉得在报社忙碌委屈但干劲十足，在高校中顾明笛感受到的却是窒息、压抑和无意义感。

顾明笛过盛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让他获得精神自足，所以走向民间构成了顾明笛的动力。顾明笛采访皇家猎场、调查沙漠污染、主动为农民工上课，提出帮恋人劳雨燕管理农场的愿望都体现了他到民间去的成长。顾明笛走向民间过程中乌先生起了范導者的作用。当顾明笛萎靡不振时乌先生说生命的意义不在目标而在过程。只做对他人有利的事，即便自己痛苦也有意义，这是善。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就算他人痛苦，也有意义，这是恶。最怕所作所为既不对他人也不对自己有益，那就毫无意义。人类很大一部分能量就消耗在无意义之中。当顾明笛感到孤独时乌先生说他应主动为他人着想，这叫决断。他劝顾明笛要修炼心性，学习让良知从沉沦和遗忘中被唤醒和召回。这样，面对未来的希望，面对当下的决断，面对过去的良知，构成了完整的行动哲学。

当顾明笛把采访、挨打、换岗、受处分还有被迫辞职、准备考博的经过详细地给乌先生讲了一遍时乌先生说顾明笛经历的磨炼太少，还需要多走向民间，所有测算应乘一个时代系数。顾明笛之所以迷恋乡村根源在于生活单调，生命状态缺少积极的多样性。顾明笛虽身处城市，但囿于自己的理想状态，理想状态一旦无法达成，就弱不禁风，苍白无力。这种确定的、非黑即白的方式，其实还是乡村的，跟城市没有多大关系。

到民间去贯穿了顾明笛成长的轨迹，顾明笛的成长是不断走向民间、探索生活意义的过程。小说的开放性结尾说明顾明笛的成长也许并没有完成，但到民间去使顾明笛逐渐从一己悲欢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实践，这是顾明笛成长真正的意义。

总之，成长小说代表了不同时期作家对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看法。成长叙事的底色是一种启蒙叙事，是以一种“走”的姿态，一种自由意志下的行动去实现人生的价值。方鸿渐、林道静、高加林、顾明笛虽然都有着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和小资情调，但因不同的历史环境呈现出不同的“成长风景”。他们在建构自我主体时也丰富了不同时代历史书写，成为研究新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1]钱中文.巴赫金全集第3卷小说理论[M].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27-234.

[2]（德）歌德.歌德文集[M].冯至，姚可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梁亚静.成长小说视角下的《简·爱》与《青春之歌》比较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8.

[4]杨希帅.在历史中不断成长的女性主体[N].文艺报，2019-08-28.

[5]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J].南方文坛，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