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敏

【摘要】 在《浮世画家》中，石黑一雄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从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这段时间里，画家小野进行的回忆和反思。这段回忆基本上覆盖了小野从年少到年老的经历，因而也可以看作作家的成长经历。本文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通过文本细读，对《浮世画家》这本小说里的伦理思想内涵进行挖掘和诠释，分析主人公面临的伦理困境，并发现新的伦理价值。

【关键词】 《浮世画家》;石黑一雄;伦理困境;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2-0014-03

一、前言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其批评术语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呈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伦理分析，挖掘人物和事件之中蕴藏的伦理价值以及道德倾向，揭示文学作品对于社会和读者的道德警示和教诲作用。[1]小说《浮世画家》的主人公小野在一生追求事业中，面临了三次重大的伦理抉择，这些抉择不仅反映了他的伦理思想，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习、家庭和事业。作者通过塑造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告知读者伦理道德意义：人在面临伦理困境时要勇于抉择，但抉择时需要有审慎的美德，并且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石黑一雄是当代著名的日裔英国小说家，他早期的两部小说都是以二战后的日本为故事背景。小说《浮世画家》就是其中一篇。这部小说是他早期的一部名作，并获得了“惠特布莱德文学奖”。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战败的第三年。年过半百的著名画家小野整日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似乎对外界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现在唯一让他发愁的事情就是小女儿仙子的婚事。三年前女儿仙子本来已经与未婚夫谈婚论嫁，但是婚事却最后告吹，究其原因似乎与小野的过去有关。于是，小野对往事的回忆一触即发。

小野的一生都在冲破各种世俗的束缚，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和个人的价值。他的艺术生涯面临三次重大的伦理抉择。第一次是他年少时违背父亲的意志，勇于投入绘画事业。第二次是脱离商业化的艺术加工厂，投身于纯粹和严肃的绘画事业;第三次是离开浮华的绘画事业，投身于政治事业。小说以画家小野寻找自我的伦理尊严为主要伦理线，在这条伦理线上，作者为其编织了三个伦理结，即他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与家人、老师、朋友以及学生之间的情感矛盾和冲突，折射出作者内心的伦理困惑和伦理意识。

二、面临艺术梦想和家庭责任之間的伦理困境

小野的第一个伦理困境产生于个人的艺术梦想和家庭责任的冲突。从小野的回忆里可以发现，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经营着家族的企业，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它传到小野的手上。因此，他的家庭责任就是继承家族产业，做一名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家庭，所以父亲在家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孩子面前，也表现在妻子面前。父亲规定了家中客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中心，未经允许，谁也不能进入客厅。因此，在小野十二岁之前，对客厅的认识也仅仅是匆匆的一瞥。等到他满十二岁可以进入客厅了，是因为他到年龄可以向父亲学习做生意的技巧了。当父亲知晓他喜爱绘画，便要求他将所有的画作带到客厅里。虽然小野不情愿，但依然服从了。等到父亲将他的画作全部付之一炬时，他也没有在父亲面前提出异议，而是对母亲说：“我压根儿就不关心父亲在客厅里做什么。他只是点燃了我的雄心抱负。”[2]而这些都是父亲在家庭最高权威的体现。而父亲所谓重要的商务会议在“我”眼中不过是枯燥的数钱。小野喜欢绘画，希望自己将来能做一名画家，而不是像他的父亲一样，只会坐在客厅里和自己的儿子讲算账和钱财。因而，小野就面临了人生的第一个伦理困境，即服从父亲的意愿还是追寻自己的梦想。按理说，小野应该做世人眼中孝顺的儿子，不忤逆父母长辈的意愿，所作所为需要照顾到家族的利益。但是，在面临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上，他个人的艺术梦想与家庭责任发生了严重分歧。他选择成为一名画家，这在他父亲眼中是不务正业的表现。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父权主义国家，儿女顺从家长权威的道德观念在日本已经传承了几百年。日本的孩子从小都被灌输武士道精神，书中说：“‘义理’意味着单纯而明了的义务——因此，指的是我们对双亲、对长上、对晚辈、对一般社会等负有的义理。”[4] “例如双亲的行为，唯一的动机应该说是爱，但在缺少爱的情况下，就必须有某种其他权威来命令履行孝道。”[4] 因此，在家庭的内部，父亲的一言一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既可以指定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也可以对所谓不孝的儿子采取“义绝”这一最为有利的制裁武器来剥夺其继承权。因此，如果孩子不服从家长的权威，他就失去了继承权，也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手段。这种“孝”的伦理的存在，促使家庭内部产生以父权家长权威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它要求子孙绝对服从家长的权威，秉承家长的意志。小野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自然也从小被灌输遵从父亲权威的价值观。但是，他对伦理尊严的追求使得他不得不违背这一伦理规范，踏上了异乡孤独求学的道路。小说中，小野仅提到过他的父亲一次，表明了他违背父权之后，就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决裂了，因而，在这一伦理困惑面前，他勇敢地选择了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

三、面临尊师重道和实现自我艺术价值之间的伦理困境

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推崇“教师”这一职业，孔孟之道也非常深入人心。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道：“日本人对老师、主人负有特殊的恩。”[3] 因而，作为传达授业解惑的教师在社会上自然也拥有和父母在家中一样的权威地位。画家小野在他漫长的求学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两位老师——竹田大师和毛利先生，他们都曾经在他困难时给予过帮助，因而小野也对他们心存感激。但是一旦他遇到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的“恩人”。

小野在异乡时，首先是在竹田大师的公司里面工作。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对于自己家庭决裂之后，能够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小野还是很满意的：“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2]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小野开始不再满足于现状，他觉得继续待在竹田公司会造成自己艺术天赋上的损失。因为在竹田公司，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大家心里很清楚，我们替人画的那些东西——艺伎、樱桃树、游动的鲤鱼、庙宇——主要是为了运出去让外国人看着有日本味，至于具体风格和细节，基本上没人注意。”[2]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竹田公司，但是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愧疚，在同事乌龟因为进度慢而被同事指责时，他挺身而出，帮他辩解：“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你们是在跟一个有艺德的人说话吗？如果一个画家不肯为了速度而牺牲质量，那是值得大家尊敬的。”[2] 这些话仿佛是他对自己离开昔日“恩人”最好的说辞。

毛利先生是他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位老师。小野师从毛利先生受到了另一番境遇。相比在竹田先生那里糟糕的工作环境，毛利先生为学生提供的是豪华的别墅。并且，毛利先生本身的绘画技巧很高，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很多高超的绘画技艺。这正好与小野追求纯粹的艺术梦想不谋而合。因而，小野在评价这段经历时说：“我生活在若叶县山区他家别墅的那七年，对我的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

在毛利先生的别墅里，小野度过了7年纯粹的艺术生活。他学到了高超的绘画技巧，对自己的艺术追求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时间一长，小野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和同窗们每天都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探索浮华的世界，因为这就是他们绘画的背景。别墅里经常充斥着流浪演员、舞蹈家和所谓的音乐家。他们每天醉生梦死，逍遥过世，与他们长时间在一起使得小野开始怀疑这是否就是自己一直说追求的艺术梦想。因为除了艺术之外，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于是，他完美地抓住了时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国都充斥着军国主义思想。此时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也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精神，是生长在日本土地上的固有文化。它的主要思想是忠君孝亲。而在忠孝之间，武士又更重视“忠”，强调绝对忠诚，把“忠”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武士道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几位社会学家一样，认为由于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及其中的一分子而诞生出来的，因而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为它的合法的掌权者，去生去死。”[4]日本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是天皇，于是无数立志于“报效国家”的青年都響应天皇的号召投入了这场祸国殃民、危害全世界的战争。而小野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当冈田-武田协会的松田游说他加入他们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冈田-武田的存在是为了帮助你这样的人睁开双眼，为这个时代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2]松田的话很有诱惑力，使得小野认为投身于政治可以实现自己更大的梦想，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出艺术的象牙塔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甚至还在毛利先生那里工作时，他就已经将绘画的题材从捕捉转瞬即逝的美转移到所谓的“爱国”题材上。他的画作《得意》就是其中一幅作品，在这幅画的“左下角用较小的字体写着这句宣言（可是年轻人准备为尊严而战）。”[2]由此，可以看出在尊师重道与个人追求之间，小野选择了后者。

四、面临坚守自己的爱国梦想和重获尊严之间的伦理困境

小说里画家小野遭遇的伦理困境不仅体现在实现个人的职业梦想，还体现在追求爱国梦上。

从小野的回忆的几件事中，可以了解到在二战期间，小野是城中非常有名望的一名人士。他的艺术名望和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当地德高望重的杉村家族的住宅。据小野说，三十多年前杉村明是当地最受尊敬、最有名望的人之一。因而，杉村家族的后人在考虑买主的时候，评判的标准不是某人的钱包大小，而是他的道德操守和成就。他女儿说：“父亲建造的房产必须传给一个他认可和赞赏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第一要紧的。”[2]因此在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小野被认为是最有资格买下他们所珍视的这座房子时，可想而知当时的小野是多么的自豪和骄傲啊。以至于许多年后，每当小野看到这所住宅，就想起自己曾取得的辉煌成就。

其次，小野利用自己当时在城中的声望使得“左右宫”酒馆顺利地开张。所以在左右宫的角落里一直有一张专属于小野的桌子。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便与他的得意门生们在此把酒言欢、畅谈艺术。他的一名学生黑田说道：“我个人毫不怀疑，先生的名望还会与日俱增，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最大的骄傲就是告诉别人，我们曾经是小野增二的弟子。” [2] 此时，他充分享受着弟子们对他的尊敬与仰慕，以至于在日本战败后的很多年后他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此外，他还为绅太郎的弟弟谋得了一份政府的差事。当时小野只是给一个熟人写了一封推荐信，就为绅太郎的弟弟谋得了一份好的工作，因而绅太郎对此感激不尽。 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尊敬的艺术家，在二战中却遭受了强大的打击：他的妻子死于战争空袭，儿子死在中国战场;在家里，女儿们对他二战时犯下的错误颇有微词;在外，他昔日一同效力于战争的同伴们不是谢罪自杀，就是彻底消失。甚至于小野不得不放弃他所毕生追求的绘画事业。然而，这些仍不足以将他打败，因为最让他犯愁的是女儿仙子的婚事。

小野的二女儿仙子已经26岁了，早已过了适婚的年纪，因此为她找到一个匹配的夫婿迫在眉睫。她曾经有过一个未婚夫，却因为小野拒不承认自己在二战时的罪行而导致婚事告吹。过了几年，仙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另一个结婚的对象，但是大女儿节子害怕这场婚事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破坏，因而一再催促小野早日采取“防御性措施”——即拜访过去的旧友，请求他们帮忙掩饰小野在战时的各种劣行。尽管刚开始，小野并不情愿这样做，可是最后迫于无奈还是拜访了很多旧友，并受到了极大的屈辱。

其实在日本战败后，小野还是能坚守自己的“爱国梦”的。据小野的回忆，在仙子第一次婚事告吹之前，他曾与其她的未婚夫三宅有过一次对话。当三宅提到自己所工作的公司老总因为曾经支持国家发动战争而自杀谢罪时，小野拒不承认自己的劣行：“说到底，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2] 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爱国梦”没有错误，因而这种态度也被家人认为是婚事告吹的主要原因。等到仙子第二次谈论婚事时，小野的立场就不再如此坚定了。起初，他将女儿婚事不顺的责任归结到前男友身上，可之后女儿们对他的埋怨使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仙子可能会再次因为自己错过一段姻缘。于是，他不仅拉下脸面去拜访过去的旧友，甚至还试图联络已经与自己反目成仇的弟子黑田，目的就在于掩饰自己过去的罪行，以促成女儿仙子的婚事。在与佐藤家的相亲见面会上他甚至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毫不讳言我犯过不少错误。我承认我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民族极其有害，我承认在那种最后给我们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痛苦的影响中，也有我的一份。这我承认。您看到了吧，佐藤博士，我毫不掩饰地承认。”[2] 由此可看出，在坚守爱国梦和重获尊严的伦理困境里，他选择了后者，即希望通过这次婚事重新获得女儿们对他的尊重。

五、结语

正如聂珍钊说总结的“文学伦理”概念：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被接受和被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述这种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1]

综观整篇小说，小野拥有不同的伦理身份，他是儿子、学生、公民和父亲。不同的伦理身份就要求他在做抉择时需要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关系。小野身处个人情感、家庭责任和师生关系的伦理困境中，最初他没有经受住家庭责任的考验，他选择了个人情感，不愿服从父权、履行他的家庭责任。之后，在处理师生关系时，又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人，因而遭受了很多磨难和痛苦。小说的最后当他真心忏悔，重新认识到家庭责任的重要性时，他才达成了与家人的和解，重新过上了平静祥和的生活。因此，小说也传达了它的教诲意义：人在面临伦理困境时要勇于抉择，但抉择时需要有审慎的美德，并且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樣才能重获新生。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13.

[2]石黑一雄.浮世画家[M].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7，80，84，84，169，216，210，3，25，67，156.

[3]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