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冰

【摘要】 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最重要人物，具有重现农民地主阶级思维结构和道德模式的示范作用，白嘉轩既是儒家传统美德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封建社会沉疴宿疾的拥护者，极端矛盾是白嘉轩人格中的显要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了白嘉轩命运的悲剧，使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成为封建制度在社会变革时期濒临瓦解的影射。研究白嘉轩形象中的矛盾特质，可以促进读者对白嘉轩所蕴藏的精神内涵进行更加系统化地认识，从而全面解析《白鹿原》中投射出的思想意蕴和时代风向。

【关键词】 《白鹿原》;白嘉轩;矛盾型人格;封建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2-0004-02

《白鹿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笔浓墨重彩的史诗性巨作，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与精神史，作品带着对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敬畏与批判，再现了时代变革背景下小生产者跌宕生活的真实图景和地主阶级日趋衰落的现实状况。白嘉轩是《白鹿原》中一个极具矛盾性的人物，他的人格既有仁义、淳厚的一面，又有封建、狭隘的一面，白嘉轩既弘扬着中华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优良道德价值，又藏匿着封建老旧观念中压迫人性、剥夺人权的古老文化糟粕。

一、仁义与封建的对立

纵观整部著作，白嘉轩的矛盾人格鲜明地建立在他所坚守的精神信仰上，这种信仰在《白鹿原》里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即“白鹿精魂”。“白鹿”在古时被视为神物，是正义、善良、诚信等美好寓意的化身，它所代表的精神内涵与儒家文化规定的道德准则具有一致性。“白鹿精魂”实质上是对儒家文化体系的继承，儒家文化以“仁”为精神核心，强调主观精神的人道主义关怀价值，这种精神在白嘉轩身上具有强烈的指向意义。但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又以“礼”为精神支柱，这就使得儒文化在关注“仁”的基础上，会有意识地侧重宗法观念下封建关系的建立，重视人伦秩序的节制与规范。白嘉轩作为封建地主，具有小生产者思维认知的局限性，固有的短板致使其无法平衡好儒家“仁”文化与“礼”文化的冲突，从而直接造成了白嘉轩在文化继承过程中体现出的既仁义又封建的矛盾人格。

白嘉轩对待长工鹿三和妇女田小娥的态度就体现出了这种矛盾性。鹿三是白嘉轩家里长年劳作的奴仆，凭借着勤恳淳厚的朴实精神和胼手胝足的劳苦功绩成为白嘉轩最赏识的工人，不同于一般地主的压迫态度，白嘉轩对待鹿三，是仁义包容的。他亲切地唤鹿三为“三哥”，将鹿三看作同宗兄弟，就算鹿三的儿子打断了他的腰杆，他也无半句怨言。但是，白嘉轩对待田小娥的态度又显得残酷异常，与对待鹿三时的“仁义”行为不同，白嘉轩不仅不承认田小娥的家族地位，还不准田小娥进入祠堂，甚至在田小娥死后，也要造下六棱塔镇住她无法安宁的冤魂。白嘉轩对待鹿三和田小娥，一个仁义至极，一个无情到底，事实上，这种矛盾来自儒家仁爱思想和宗法礼制的对立，白嘉轩对鹿三实施仁义行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白嘉轩将儒家义理视为信仰，对儒文化的恪守迫使白嘉轩必须接受“学为好人”的道德规范;第二，鹿三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冲击儒家义理的第二分支——宗法礼制。鹿三视白嘉轩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对信仰的“忠诚”使得鹿三对白嘉轩绝对服从，鹿三不仅是白嘉轩家的奴仆，更是白嘉轩封建思想的忠实守护者。再反观田小娥这样一个充斥着“情爱自由”的女人，她在白鹿原的第一次亮相就是以一個从户主家抢来的女人为身份登场的，与鹿三的奴役形象不同，田小娥浑身装满了异类思想和反叛精神，这样的女人无疑是对白嘉轩维护的父系血缘宗法秩序的巨大冲击，身为封建之子的白嘉轩为了守住宗法礼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背弃了道德。道德的离去意味着暴虐的来临，白嘉轩身为白鹿原的族长，虽然身负自律道德的使命，但也始终摆脱不了地主老农的思维局限，受儒礼思想的影响，白嘉轩脑海里陈旧着宗法秩序先行的封建观念，他无法像圣人一样平衡好仁义道德与宗法秩序的关系，以至于白嘉轩的仁义只限于符合宗法秩序下的人伦关系，倘若脱离了这层秩序，白嘉轩就会显得冷酷无比，毫无人情可言。

二、慈爱与薄情的冲突

白嘉轩人性中慈爱与薄情的冲突来源于他的“父亲”身份。“父”字最早出自甲骨文，其字形的描绘在《说文》记载：“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意思是说：父亲，是规矩的制定者，是家中教育子女的人，部首“又”就是父亲举杖教训子女的样子。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处在家庭结构的顶层，具有绝对的权利支配作用和教育惩罚功能，这种由父亲主导的家庭模式来自华夏先民对父系血缘关系的崇拜，从原始社会保留父系氏族开始，父系权威就一步步深化，先是奴隶社会父子相继的“君位世袭”，再是春秋战国等级森严的“宗法礼乐”，最后是封建社会“父为子纲”的纲常伦理，“父亲”的领导地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一路走高，不断发展，成为封建人民价值心理中权利、威严的代名词。

白嘉轩作为一个具有生育磨难的封建家族大家长，长期受到父权观念和“无子恐惧”的双重影响，父权的继承和无子的现状让他心力交瘁，以至于在获得继承者后显得慈爱非常，但父系的权威仍然至高无上，侵犯父权的人就会受到白嘉轩的制裁，这就显得白嘉轩又薄情无比。“慈爱”和“薄情”在同一个人的同一身份出现，显得十分对立，让白嘉轩的矛盾特质更加明显。

其实，白嘉轩“慈爱又薄情”的人格特质可以从他的“无子恐惧”进行探究，白嘉轩的“无子恐惧”主要源自父系权威无法继承的恐慌，本质上还是对封建父权的维护，大儿子白孝文的降生消灭了白嘉轩的恐慌，这让白嘉轩对儿子的态度由一种被“拯救”的感激心理转变成了慈爱心态。然而，白嘉轩的慈爱只驻足在年纪尚幼、百般顺从的白孝文身上，当白孝文真正长大后，深受父亲“仁德”教育的他欲望无处发泄，当田小娥作为引导者牵引出白孝文十几年压抑的欲望时，他终于爆发，走向了堕落。白孝文的堕落无疑是对白嘉轩“无子恐惧”的重申，是对父系权威的直接冲击，白嘉轩毅然决然撕去慈爱的面孔，露出了薄情的真容，他对儿子进行了惨绝人寰地打击：刺刷抽打，剥夺继承权，踢出白家大门……父亲的绝情终于让白孝文对他的敬重转向了仇恨和厌恶，他与父亲对抗起来，最终离家而去，与父亲断绝关系。至此，父系权威彻底崩塌，白嘉轩用“慈爱与薄情”为父权搭建起来的屏障在这一刻失去效力。

不只是白孝文，白灵也对白嘉轩“慈爱又薄情”的矛盾人格具有诠释作用。白灵是家里的小女儿，自幼受到父亲的宠爱，在那个封建的年代，白嘉轩不忍看到女儿受裹足之痛，坚持让女儿放开双脚，面对女儿想要求学的愿望，白嘉轩也尽力应允，送她读书，与男子一起接受教育。但父权的地位始终不能动摇，当长大后的白灵对父亲安排的封建婚姻极力抵抗，进一步挑战白嘉轩的父系权威时，留给白灵的只有父亲极其薄情的回应——断绝父女关系，白嘉轩的薄情面孔再次为维护父权降临。

与“父情”相比，白嘉轩明显更侧重“父权”，“父情”让白嘉轩慈爱，而“父权”让白嘉轩薄情。白嘉轩讓“父情”与“父权”极端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身为人父的失败，很明显，白嘉轩对“父权”的全力维护并没有让它建立起来，反而彻底崩塌，就连“父情”维系下的子女情缘也让自己糟蹋的支离破碎，这样的惨痛局面在不知不觉中为白嘉轩的矛盾人格蒙上了一层无法挥去的悲剧性。

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

《白鹿原》的背景本身就建立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碰撞必将产生无尽的矛盾，白嘉轩身为白鹿原的族长，已然成为承袭时代特质的第一人，由此被卷入了矛盾的漩涡。

白嘉轩的确有先进的一面，他带领白鹿原的百姓修建学堂，让白鹿原的后代都得到了儒家文化的浸润熏陶，由此建起了整个白鹿原的文化底蕴。在田福贤强制白鹿原的村民交粮时，他积极参与交农事件，不仅让村民们及时摆脱了军阀的粮资压榨，还给了当时的腐败政府沉重一击。

尽管如此，白嘉轩的一些行为还是彰显着他颇为守旧的一面，比如他认为革命政府的制服“猴里猴气”，不如七品官服来的气派。再如白鹿原的“农协”事件，对于白嘉轩来说，了解农协的含义还没有多弹几朵棉花来的有价值。

事实上，白嘉轩的矛盾态度来自对“先进”和“落后”概念理解的偏失，社会通常理解的“先进”是指顺应时代进步的有效动力，“落后”则是面对时代前进时仍然停滞的不灵敏反映，无论是先进还是落后，常人的出发点都是以整个时代而言的。但白嘉轩眼中的先进和落后，只限于白鹿原上的人、事、物，对白鹿原有利的，就是先进，对白鹿原有害的，就是落后。修学堂、建祠堂是对儒家真理的沿袭，这就是“先进”，干革命、闹农协是对儒家道德和礼制的背叛，这就是“落后”。说到底，造成白嘉轩先进又落后的根源，是封建农民对于儒家宗法血缘关系的维护，小农阶级的思维局限让白嘉轩无法使用更大的格局感知世界，由此造成了白嘉轩对“白鹿原”先进，对“世界”落后的矛盾行为。

四、结语

白嘉轩的矛盾人格充斥着宗法礼教的封建性，他虽有仁义、慈爱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冷漠、薄情的本质，白嘉轩的双重形象在今天的社会也没有完全过时，仍有其价值，研究白嘉轩的人物形象，不仅可以丰富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还可以启悟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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