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慧雪

【摘要】 金岳霖《知识论》是中国第一部进行知识论相关研究的著作，其對于知识理论研究的开拓不仅丰富了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还开拓出了新的研究方法，推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表述不清晰、研究视野局限的问题，为中国知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知识论研究的现代化转型中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知识论》;金岳霖;中国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67-02

金岳霖《知识论》诞生于1948年，其构建的知识理论体系填补了中国哲学研究中关于知识的研究空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相关知识理论研究，对中国的知识论现代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知识论》主要是在学习和了解西方的近代和现代哲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撰写，其主要的结构框架是按照西方的哲学框架完成的。金岳霖所创建的知识论体系中，主要受到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的知识论影响，此外还有休谟所提出的“休谟问题”，以及其他起源于西方的知识论体系的影响，金岳霖在充分思考和总结上述专家学者的思想以及问题之后创建了知识论理论体系。该知识理论体系是为了解决中国传统的哲学知识缺乏对于知识论范畴的思考以及逻辑工具而提出的，并且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知识中对于物理知识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充分吸取了西方现代新时代主义思想中将外物看作成独立存在的思想观点，并认为知识是一种关于外物的相关认识，将知识生产者的感性以及精神因素与外物做出了严格区分，进一步明确了知识生产者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该知识论体系还将外物的可认识性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物理的相关哲学研究，体现出其较强的现代性。

一、金岳霖知识论体系

（一）知识对象及其来源

在金岳霖的相关研究中，对于知识对象和来源的问题使用了“外物”和“正觉”的理论进行研究。金岳霖认为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知识论研究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唯主方式”，该研究方法对于知识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人的自我认识以及人本身的思想之上，通过人自身的感觉或者认识来推论外物的相关规律，或从外物中获得知识。此类对于知识的研究方法不能够判断外物是否独立存在，也不能够用唯主的方式判断所得到的知识真假。在金岳霖创建的知识理论体系中认为所分析的命题是不可怀疑的。当所分析的命题不具有积极性，或不涉及事实，不能够增加内容，则不能够作为知识论的触发命题。由此，金岳霖创建了自己的知识论研究方式，即在出发题材上认为对于外物的直观认识可以是知识论真正的出发题材，该直观认识不仅能够保证知识论的准确性，还能够成为知识论的起点，保证所获得的知识是关于外物的相关知识。

（二）知识的形成

关于知识的形成问题，金岳霖知识论提出了“所与的收容与应付“理论。金岳霖通过总结西方的知识论体系后，认为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尤为重要，因此其提出了摹状和规律学说。其中摹状是指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一种感性认识，是通过意念所得，其实质是意念借助于抽象工具对当前所存在的事物进行的一种加工过程。规律则是指对于当前所获得的事物进行进一步抽象，将其由感性的认识进一步提炼加工，获得事物所存在的规律，并应用于其他类似客观事物的过程。其对于摹状和规律的阐述表明知识来源于感性的经验，但是需要通过理性的认识对其进行提炼和升华，不仅批判了近代知识理论主义中的天赋观念论，又突破了当前经验主义中认为的认识局限于感性经验的理论，体现了知识与实践并行的重要性。

（三）知识的所与与意念的相互关系

对于此类关系的研究，金岳霖提出了事实理论。在西方的相关知识论研究中，学者罗素认为事实就是存在于世界中的每一件事物，是判断当前的叙述真伪的条件之一[1]。此外，罗素还用事实来鉴定事物的性质，或发现事物之间的相关规律以及关系。维特根斯坦则认为，事实的存在高于事物，事实是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是构成事物的根本。在其表述中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2]。金岳霖提出了自己对于事实与事物的相关认识，其认为事实并非是独立于认识者的客观存在的事物，也不是脱离了客观实际而仅仅存在于认识自身主观意念的纯粹意象产物，而是一种对于意念和事实存在的混合。在此观点中，金岳霖将客观存在与人的意念产物进行混合来表述认识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辩证观点，也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互存关系。

在意念与所与之间的关系中，金岳霖坚持归纳原则，并提出了归纳永真的观点，将归纳上升到永真的高度。其提出该观点，主要是受到休谟问题的引导。休谟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归纳推理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休谟的相关理论观点认为当前所获得的知识都是通过某种形式依赖于人的具体感官感知而得到的;并且人类的感官感知所获得的信息是具体的，各不相同的;当前人们通过归纳推理所获得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与规律，已超出人们的感官感知范畴以及感觉经验的范围，指向了不可测的未来[3]。因此休谟认为该超越是非法的，其通过归纳推理所获得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们对于当前的事实存在所进行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在金岳霖的知识论体系中，对于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其坚定地认为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并使用论证的方式将归纳原则提升到了永真的高度，认为时间不会停止，则归纳推理的结果永远适用。

（四）知识真理性问题的研究

知识的真理性即命题的真或假问题，金岳霖通过阅读近代西方关于真理的学说并进行归纳，总结出四种观点，分别为融洽说、一致说、有效说和复合说[4]。根据金岳霖提出的观点可知，当前金岳霖所提出的理论是对于西方近现代真理观的内容进行的整合与发展，在其内涵中坚持了对于真的唯物主义反应论的认识，对于真的认识的标准，则使用融洽说、一致说和有效说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可知金岳霖所提出的知识论理论体系的理论框架、内容以及探讨的问题，均是在西方近现代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尤其是一些问题的提出，也是参照于西方近现代相关学者的研究。但是金岳霖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则是出于自身的见解。由此可知，金岳霖当前的知识理论体系是以西方的相关哲学研究作为理论背景，使用逻辑分析法，构建了由知识生产者、知识对象、知识形成、知识来源、知识的真伪性等组成的知识理论系统。其对于当前知识认识中的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等均进行了进一步地论述。

二、对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的古代哲学研究中，对于知识的研究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相关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对于知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于自身的身心修养等问题，相关概念比较笼统，且主要是立德树人。金岳霖在其知识理论体系中对于知识的追求主要是自然中存在的具体的知识，是对于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以及人的感性认识之间的相关探讨，其对于中国知识理论系统的研究具有现代化的指导意义，并实现了对于知识类别的现代化转型。其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中知识理论相关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拓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

中国传统的哲学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于人自身修养的研究以及天地万物的笼统整体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忽略了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的感性之间的相关研究，也并没有将知识进行定义。在金岳霖的知识论体系中，首次提出了知识是什么的概念以及知识应该如何获得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中开创了一个新的知识研究领域。其所撰写的《知识论》中，将西方哲学家所研究的思想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引用以及发展，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以及视野。

（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表达方法进行了创新

金岳霖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逻辑意思并不明确，且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所进行的哲学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具有逻辑意识以及认识论意识，在进行自身研究思想的表达时，有时会显得逻辑不连贯，导致一些哲学家习惯使用惯性思维，对当前的这个思想进行思辨，从而得到一些具有不确定性的理论知识，导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研究不能更进一步。由于在古代的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逻辑方法较少，因此其哲学研究所得出的理论以及概念大多是具有暗示性和启示性的相关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表述性概念，导致不同哲学思想之间进行交流出现困难，人们会根据自身的认知对当前的理念认识产生一定的误差。在金岳霖撰写的《知识论》中创新性地引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对知识论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明确、层次清晰、严格地论证，为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三）开启了中国知识研究的进程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奠基，哲学对于知识论的研究一直都是中国学术界的迫切需求。金岳霖的《知识论》体系的创建，是中国人在知识论的研究中所取得的一项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知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其研究中以当前的视角来看，仍旧有许多不妥之处，例如对于科学知识的认识不够清晰、对于实践的重视程度不够等，但是作为中国进行知识论研究的第一人，其所做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不仅为当代中国哲学中知识论的研究提供了相对先进的研究方向，还为各种知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的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

參考文献：

[1]陈波.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兼论归纳的实践必然性和归纳逻辑的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01，000（003）：35-46.

[2]陈卫平.“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J].学术月刊，2005，（11）：12-20.

[3]王中江.金岳霖与实证主义[J].哲学研究，1993，

（11）：47-50.

[4]金岳霖.知识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