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铭

【摘要】 北宋末年朱彧的笔记《萍洲可谈》记载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情况，包括市舶司的设置，进口货物的登记、征税、博买等贸易制度，商船出海的时间、习俗，海上航行情况以及海外大国三佛齐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等，是研究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广州海外贸易繁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北宋经济的高速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指南针的广泛使用为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统治者鼓励、推动以及实行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是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 《萍洲可谈》;广州;海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44-03

《萍洲可談》是宋代的著名的史料笔记，共三卷，成书于北宋末年。作者朱彧曾随其父朱服于北宋末年徽宗朝初期在广州生活过一年，目睹了广州的海外贸易情况，并将所见所闻记录在其笔记《萍洲可谈》中，从中可以看到北宋后期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情况。

据《宋史·朱服传》记载，朱服于徽宗即位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徙广州” [1]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先公帅广” [2]，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朱服因作诗有“孤臣正泣龙髯草”句，而被监司定罪，不久“黜知袁州”[1]。从建中靖国元年到崇宁元年，朱服在广州不到一年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朱彧跟随其父有机会耳闻目睹了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情况，包括对外贸易机构设置、人员管理、贸易制度、海上交通、航海风俗、海外国家等方面，是我们研究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下面结合有关记载分述之。

一、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官员及其职能

北宋中后期，以广州、杭州、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发展迅猛。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对外贸易，宋朝在沿海地区设置“市舶司”作为管理商船、接待外商、征收关税、交易货物的主要机构。

《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市舶司设市舶使行使职能，由“帅臣漕使”充任市舶使，“帅臣漕使”是指当地的安抚使与转运史。宋徽宗崇宁初年（1102年），广南东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州、明州，福建路的泉州各置市舶官，而三方中“唯广最盛”。

朱彧记录了北宋末年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以及官员“市舶使”的设置情况，同时指出当时海外贸易最繁盛的港口是广州。广州是北宋设立最早、最为稳定、贸易量最大的市舶司，开宝四年（971年）春正月，“初置市舶司于广州”[3]，同时设置市舶使、市舶判官进行管理。宋代市舶司的职能包括验货、抽解（征税）、禁榷、和（博）买、发放进出口凭证、接待、管理外商、参与组织祈风典礼等。可见，北宋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管理机构已经很完善，人员配置也比较齐全。

北宋中后期，海外贸易较为发达，朱彧在《萍洲可谈》卷二中详细地记载了广州市舶司对进口商船进行有效管理的程序与制度。海外商船到达广州港后停泊在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派兵监视登记，这就是“编栏”;然后，市舶司官员“帅漕与市舶监官”验货及其征税，即为“抽解”，税率按照货物的数量与贵重程度收税，细色的珍珠龙脑等小宗货物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而玳瑁、苏木等粗色大宗货物则抽十分之三的税。交完税后，经过政府“官市”和买，也就是“抽外官市各有差”，即各级官府收购之后，剩下的部分，商人可以自由出售。其中重及三十斤的象牙及其乳香等商品属于“禁榷”商品，也就是禁止自由贸易的货物，交完税后，全部由官府和买，“抽外尽官市”。因为“官市价微”便宜，有的时候还拿其他货物顶替，因此，商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回避“官市”，因而将大块的象牙截为三斤以下。

市舶司严厉打击走私，只要未经“抽解”而私自携带货物进行交易，一经发现则没收其全部货物，所以商人不敢违背，“莫敢犯”。这段材料将商船进入广州港后进行货物交易的所有程序交代得清清楚楚，从“编栏”“抽解”“和买”到市场交易以及对走私严厉的惩罚措施，可以看到宋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完善。

为了有效管理外商，据《萍州可谈》记载，广州还设立外商集中居住区“蕃坊”，设置一名“蕃长”，“用蕃官为之”，也就是由外国人担当，管理“蕃坊”内的公共事务，还负责对外招商。同时，也规定了外商一旦违反了当地的有关规定，审判与惩罚的程序与措施。一旦外国商人犯罪，“诣广州鞫实”，由广州市舶司审问核实，罪轻者交由“蕃坊”自行处置发落，一般是“杖刑”。行刑时用藤杖“自踵至顶”抽打，因为外商（主要是阿拉伯商人）“不衣裈袴，喜地坐”，因此，以“杖臂为苦”，而“不畏杖脊”;“徒刑”（拘禁使服劳役）以上的罪行则由广州决断。

二、出海习俗

《萍洲可谈》中也谈及商船出海的情况，当时把商船出海称为“放洋”，船从广州“小海”出来，往南面到溽州，北宋政府还设了三个“望舶巡检司”，用来对付海盗，保护商船安全。商船去时，有寨兵护送商船出海，到溽州做最后的诀别，然后出海。所谓的“小海”是指“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古时，这一带江面开阔，有“小海”之称，溽州也就是今天广州台山市广海镇。商船历经艰险从海外回来到达溽州，就算安全了，大家聚在一起庆祝返航并由寨兵护送回广州市舶亭。

市舶亭上的海山楼是为了迎接或欢送外商而建，每年的十月，蕃船趁东北风回国之前，广州地方官和市舶司的官员，在海山楼上大摆筵席，欢送蕃商回国。放洋前，商船必须到“小海”取足量的水，用来海上使用，因为只有“小海”的水易于保存不腐坏。如果不是“小海”的水或“汲井水”，“久则生虫”。商船出海以及回来皆因风向而定，“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每年的五月，地方官都要举行祈风仪式，保佑商船顺利回程，“广帅以五月祈风于丰降神”。丰隆神是掌管广州海上安全的神明，每年的五月，为了保障商船出海返航时的顺利，都要在丰隆神庙内举行祈风仪式。北宋政府官方主持的祈风仪式使得祈风活动由民间习俗向官方活动转变。

商船出海后要经历许多风险，因此，商人常常寄希望于“蕃僧”，因为，传说海上航行遇到危险的时候向空祈祷，这些蕃僧“见于空中，无不获济”，回到广州后，为了感谢蕃僧的保佑，设“罗汉斋”供僧人食用以酬谢。

三、海上航行情况

海上航行时，商船是如何管理的呢？沿途各国又是如何对待商船的？海上航行会遇到哪些紧急情况呢？大海航行中又是如何辨明航向的呢？诸多问题，朱彧在《萍洲可谈》中都有记载，此书为我们了解宋代的海外航行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向为学界所重视。出海经商的船舶一般都很大，“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因为“船大人众则敢往”，主要是海上有海盗，经常抢劫那些去往别国或迷路的商船，不但“尽没其舶货”，而且还把人也卖掉，因此，船大人多，抗风险能力强。另外，沿途所经海外诸国“虽无商税”，没有固定的“抽解”制度，但却必须“献送”，也就是强行拿走一部分，所以船舶小则获利微。

航海期间，为了便于管理，每艘船上推举“巨商”作临时管理人管理船上事务，名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市舶司给这些管理人凭证，他们可以用“杖刑”处罚违纪之人，甚至没收死者的财货。在大商船上，每个商人“得数尺许”的地方，下面用以贮物，晚上则卧其上休息。“货多陶器”“无少隙地”。

行船過程中也会遇到许多风险，海中航行不怕浪高风急，最惧“靠阁”“凑浅”，所谓“靠阁”“凑浅”就是船只搁浅，这是海上航行的大忌，后果严重。有时船忽然漏水，则“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海上航行还会遇到“长百十丈”的锯鳖，此鲨鱼“鼻骨如锯”，能很容易地将船舶截断“如拉朽”。甚至还有“蛟龙”出没，这个蛟龙应是体型庞大的鱼，甚至鲸鱼或鲨鱼，凡此种种都非常危险，多不得脱险。

海上航行最重要的是把握航向才能到达目的地，船上的“舟师”识地理，采用多种方法辨别航向，夜晚“观星”，白天“观日”，阴天晦日不见日月则依靠“指南针”，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运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甚至有的时候“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可见，“舟师”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这也是宋代航海技术发展的有力见证。

四、海外贸易的货物

宋代与中东及南亚等国的贸易商品主要是香料和瓷器，分为出口与进口。从《萍洲可谈》的记载来看，进口的货物主要有珍珠、龙脑、玳瑁、乳香、象牙、苏木、檀香等高档奢侈品，三佛齐“地多檀香，乳香，以为华货”。据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大食各国所产的珍珠、乳香、木香、象牙等，“多运载于三佛齐贸易，卖转贩以至中国”[4]。

出口的货物以瓷器为主，还有金器、银器、锡器、铁器、铜钱、漆器等，“货多陶器，大小相套”，这些瓷器经广州运到南亚、印度、北非等地。2012年从中国南海打捞上来的宋代“南海1号”沉船中有大量瓷器，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及龙泉窑等著名窑口的精美瓷器，所藏瓷器可达八万件。从中可窥见北宋末、南宋初中国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盛况，这恰恰验证了朱彧《萍洲可谈》的记载。

五、海上交通中转站——三佛齐

据《萍洲可谈》记载，在南海有许多国家中，其中三佛齐“最号大国”。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在宋代，三佛齐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马来半岛中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岛一带。宋代所跨的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正是三佛齐达到鼎盛时期，成为首屈一指的南海强国和东南亚商业中心。从朱彧的记载中可以得知，三佛齐是北宋末南海诸国中势力最强的大国，“有文书”说明有自己的文字，“善算”，能预知“日月蚀”，说明数学、天文学较发达，多产檀香、乳香等香料。三佛齐处在“诸蕃东西水道之要冲”[5]是南亚、西亚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三佛齐运送乳香至中国，因“香系榷货，抽分之外，尽官市”。三佛齐运往中国的乳香是宋朝禁榷的商品，因此，全部是“官市”博买。

三佛齐处在大食诸国与中国中间位置，不管从大食诸国到中国，还是从中国到大食诸国，必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因此，促进了三佛齐经济的发展，“故号最盛”。朱彧的记载点出三佛齐在东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三佛齐处在阿拉伯各国到中国的中间必经之地，因为距离较远，从中国去往阿拉伯各国的船只必须在三佛齐做修整、补给，该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三佛齐是宋代中国与南亚、大食诸国海上丝路的交通节点。

综上所述，朱彧《萍洲可谈》涉及北宋末期海上贸易情况，包括外贸机构的设置、出海时间、习俗，海上航行的情况，北宋政府对外商的集中管理，商品交易的细节等多个方面，记载甚为详细、全面。《萍洲可谈》中有关记载并没有出现在《宋史》中，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关注。

《萍洲可谈》所记载的北宋中后期广州的海外贸易情况反映了北宋港口贸易的辉煌成就。唐代主要有四大港口，即广州、交州、泉州、扬州，而宋代的港口由南向北，以广南、福建、两浙为中心形成大小不一，层次各异的港口，两浙路以杭州、明州、温州为代表。福建路主要是泉州港，北宋中叶，泉州是“蕃舶之饶，杂货山积”[6]的繁华海港。广南路主要有广州、潮州、钦州、琼州等港口，其中广州港是全国最早设立市舶司的港口，“自北宋初起，广州外贸规模就一直遥遥领先，宋代经济价值最高的乳香、犀角、象牙等舶货主要产自南蕃各国，广州是宋朝获得这些舶货的重点地区。”[7]

在北宋，广州港每年收入占全国市舶总收入的80%以上，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明州、杭州、广州市舶司博买乳香共计354449斤 ，其中“明州所收惟4739斤，杭州所收惟637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348673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 [8]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的“市舶条”甚至规定发往南海诸国贸易通关之权集中于广州。可见，广州港在全国海外贸易中的地位。

北宋中后期，广州海外贸易的繁盛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宋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海外贸易发达的客观因素。北宋打破了唐代的“坊市”制度，居民区与市场区有机融合，宋前封闭的“市”变成了开放的“市”，坊市融合促进了商品流通，在方便市民的同时，北宋的城市经济走向了繁荣，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经济繁荣促进海外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北宋是古代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造船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海船的质量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载重量大大增加，制造技术也有许多创新，船的抗沉性与强度得到大幅提升，更有利于远洋航行。指南针运用于航海，使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仅靠星宿与地表目标辨别方向不能满足全天候的航海需要，对于深海航行，指南针变得非常重要，从文献记载来看，指南针在航海中使用最早的是北宋，《萍洲可谈》是指南针使用最早的文献记录。造船业的飞速发展，指南针的广泛运用，使航海活动更加安全和准确，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保障，推动了宋朝对外贸易的蓬勃兴起。

海外贸易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北宋政府打开国门，大力鼓励海外贸易，建立了完备的贸易管理制度，在广州等主要港口建立市舶机构，政府主持祈风与祭海仪式，鼓励民间商人与海外商人贸易，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贸易发展的措施。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招商环境，制定了吸引外商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

总之，北宋经济的高速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指南针的使用，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统治者鼓励、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是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保证。朱彧《萍州可谈》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见证。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卷347《朱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004.

[2]（宋）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2）[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3.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6.

[4]（宋）赵汝适.诸蕃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89.

[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1999：86.

[6]（元）脱脱.宋史（卷330《杜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8520.

[7]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J].广东社会科学，1995，97（5）.

[8]（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3）[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