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听惯并且极为热爱外婆的漳州腔，认定这就是我的乡音。外婆去世后我回到父亲身边，不知不觉沾上父亲口语间的抑扬顿挫，逼起嗓子与泉州朋友交谈，自诩可鱼目混珠。

其实父亲出生在鼓浪屿，我的儿子也是，一家三代，应当算是厦门人。父亲继承祖父祖母的泉州口音终生未改，他的几个弟弟妹妹却无此染。我的儿子牙牙学语时学的即是普通话，十几岁忽然自己练出一口半生不熟的厦门话，虽然有时还需翻译，总算归口归队。今年初父亲去世，我心中悲缅脚底漂浮，仿佛有什么东西就要被连根拔掉。夏季儿子填表报高中，丈夫踌躇半天，毅然在籍贯栏写上“厦门”两字。我与他四目相视，居然有些沉痛。

替儿子割掉“尾巴”，儿子毫无轻松之感，倒是他的父母重新体验结扎脐带的隐隐作痛。丈夫生长于鼓浪屿，籍贯是泉州南安，不曾回过老家。用“回”字不够准确，应当说他从未到过他生根的地方。暑假我们带16岁的儿子去泉州，仿佛履行一种类似成人礼的仪式。

我们的祖宅位于泉州城內的旧馆驿，面对古老的东西塔。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这座迷宫式的三进两落大厝穿梭，经七姑八叔的指点，方寻到我的亲亲二伯婆。跨过尺多高的木门槛，在古井边洗脸，坐硬条凳，喝手制的新茶。家的感觉就在这些刷洗得木纹斑驳的中案桌、影壁、窗棂，微微发黄的字画，龟裂的方砖，天井蓝釉花盆里的官兰，甚至镶在滴水檐的青苔上。

年迈的二伯婆颤巍巍地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家传炒米粉，如此佳肴吃得我胃发沉，不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