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武

(1.皖西学院 艺术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皖西学院 皖西庐剧研究中心，安徽 六安 237012)

中国鼓的历史古老且悠久，关于鼓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是伊耆氏发明了鼓；传说伊耆氏把土抟成鼓，用草扎成鼓槌敲击。这一说法在先秦典籍《礼记·名堂位》中有文字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也有说是黄帝所创；相传黄帝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曾九战都以失败而告终，后受到元女之教，杀夔牛取之皮，造出“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里，因鼓声隆隆“象雷霆”而大壮军威，终于大败了蚩尤。宋朝的刘恕《通鉴外纪·庖牺以来纪》注曰：“元女请帝制鼓逧以当雷霆，是则黄帝制以伐蚩尤也。”

中国的鼓究竟由何人发明已难以考证，只能从远古遗迹中出土的一些残存的陶土鼓、石雕壁刻、文物和文字中获取丝丝佐证。古人不仅仅用陶土制鼓，他们显然已经知道利用木头来制作更轻便和发声更好的鼓，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就是有力的证据。此鼓是目前我国历史上仅有的可考的木制器型鼓的文物，它把整截木头掏空，然后蒙上兽皮，用鳄鱼的牙板作鼓槌敲击发声。这种利用整截木头掏空为腔的鼓，受限于木材的形状、直径粗细等因素，与当今那种先把木头取片，根据需要自由地进行组合，拼接成各种弯曲弧度、大小不同的腔体乃至各类器型的木制鼓还有一定的区别。远古的陶鼓尚有实物遗存或残存的陶片以供后人参考研究，而作为如今使用最广泛的木制鼓究竟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其直接或者间接的实物和资料的考证，为后人对木鼓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大大的憾事，也是木鼓起源和木鼓制造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全新课题。

一、皋陶与木鼓

皋陶生于公元前2220年，卒于公元前2113年，“上古四圣”之一，是上古时期与尧、舜、禹齐名的部落首领，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皋陶先后辅助过尧、舜、禹，是中国先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死后葬之于六(Lù)。禹根据其生前的功德，封皋陶后嗣于英、六一带，即现今安徽的六安和霍山一带，故皋陶一直被尊为六安国的始祖。因为他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历史朝代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历代后人把皋陶喻为“圣臣”。然而，对皋陶深入研究发现，他的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远不止政治法制层面。

(一)皋陶通音律

皋陶被尊为“中国司法鼻祖”。他制定了我国史上最早的典法体系(五刑、五教)，因此学术界对其研究，多集中于司法领域。殊不知，皋陶还是一位通晓音律的“音乐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上古三代，夏禹时期，有智者皋陶首倡古龠，且舞且吹，是为夏籥九成”[1](P1)，即后人称之为《大夏》的乐舞，乃先秦时期著名的四大乐舞之一。它记载了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为表达喜悦之情和彰显其卓越功绩，遂命智者皋陶作乐，表演时，鼓籥齐奏，且吹且舞，全民欢庆。值得一提的是，史料中提及的“籥”，也是由皋陶首倡，并且随后成为先秦时期宫廷雅乐之重器，在中国礼乐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二)皋陶首创木鼓

除此之外，皋陶对中国鼓文华的影响更是鲜为人知。据古籍佐证，皋陶是少昊之后裔，而少昊曾为黄帝制鼓，其制鼓技艺代代相传，因此皋陶也精于鼓的制作技艺。作为部落的首领，也身兼巫觋之职，在祭祀天地鬼神、庆典等大型部落活动中，持锤击鼓，以壮声威自是必不可缺，因而皋陶更是鼓乐演奏的能手。在率领部落向西南迁徙的过程中，那时最常用的陶鼓厚重且不易携带。针对这个的问题，皋陶逐渐摸索出了以木腔蒙皮制作的鼓替代了先前的陶鼓，也解决了陶鼓共振差、容易碎裂的不足。这种木腔鼓一经问世，立即在各部落间流传开来。各部落在使用木腔鼓的时候，都知道是皋陶所制，于是人们称之为“皋陶鼓”，或直接称之为“皋鼓”[2](P333)。可以说，作为中国鼓家族主要成员的木框冒革的木鼓型制正是由皋陶完成定型的。

遗憾的是，由于木头天然的物理属性，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制鼓用的皮革、木头等材质年久易朽，未能以实物的形式保存下来，都幻化为尘埃散落在时间的长河里，后人再也难以一睹皋陶亲手制作的木鼓的芳容了。后世文献对“皋鼓”的相关记载也乏善可陈，与皋鼓相关的信息难觅踪迹，以至于后人对“皋鼓”的研究和释义都含糊不清。百度词条键入“皋鼓”二字，能查到有关皋鼓的唯一注释为：“皋鼓”亦作“皐鼓”，大鼓名。“皋”字，通“鼛”。不得不说，皋鼓的式微，是历史的缺憾。

二、皋鼓的形状

皋陶发明了木框蒙皮鼓以后，到了商周时期，人们不但称木框鼓为皋陶，就连制鼓的匠人也称为皋陶了，因此皋陶即皋鼓，肯定了皋陶对中国鼓文化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的。令人欣慰的是，先人对皋鼓的文献记载还是有据可考的。汉代郑玄注疏的《周礼·冬官考工记·韗人》中明确有皋陶和皋鼓的记载：“韗人为皋陶，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为皋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这段文字明确地指出“皋陶”即“皋鼓”。有了这一宝贵的文字，用现代的先进工艺，皋鼓终能有幸重见天日。

(一)鼓高的判定

“长六尺有六寸”。“六尺六寸乃循鼓身之屈折记之，非两面相距之直度也。”依据郑玄注释云：“六尺六寸者，为缘版三正弧屈之度，以中穹之度减之，若以此为鼓高，则校之中穹之度，止减三分寸之二，所差无多，穹与高几等。”以此看来，鼓身曲面高度为六尺六寸。而汉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5厘米，以此算来，6.6*23.5=155.1，皋鼓实际高大约为1.55米，垂直厚度为1.38米。

(二)鼓面直径与鼓腹直径

“左右端广六寸，中尺。”“此鼓二十版，每版两头各广六寸，其围长有二尺，而鼓面径四尺也。中尺，谓鼓版之中广一尺，其围二丈，其鼓之中径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该段文字详实地说明了，皋鼓实为双面鼓，由二十片木板构成，每片木板两头宽六寸，那么围起来的周长为一丈二，按圆周率应该除以3.14，得出鼓面直径约为88厘米。鼓腹为两长，同理得知，鼓腹最大直径约1.47米，确实“穹与高几等。”

(三)鼓的材质

“皋陶，鼓木也者，谓鼓框也”，意为皋鼓即是木鼓。《史记·龟策传》云：“杀牛取革，被郑之桐。”集解引徐广云：“牛革桐为鼓也。”据此文字确切地得知，皋鼓的鼓身是以桐木为鼓框。桐木为框是由桐木的特性决定的。其一，由于梧桐树高大挺拔，有气势，为树木中之佼佼者，因而自古就被看重。其二，古人常把梧桐和凤凰联系在一起，人们常说：“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凤凰被认为是鸟中之王，因其喜欢栖息在梧桐树之上，故而梧桐树又常被认为是高贵的象征，也是祥瑞的象征。其三，梧桐木材质轻便、柔韧、传声好，直到今天仍然是制乐器(如古琴、古筝、琵琶等)、航模、箱匣、家具的主要材料。所以，皋鼓制作选择桐木绝非偶然。

(四)蒙皮方式

据现有可考的文献资料显示，在皋陶生活的年代，尚未有冶金技术的记载，因此皋鼓不可能用铁钉来固定两面的牛皮。现代鼓的蒙皮的方式多是用金属制作的铆钉加以固定，因此这个今天看来简单而又方便操作的固定方式在上古时期却难以实现。笔者经过多地实物考察，分析类比已经出土的同时期或者更早时期的陶鼓，如河南内乡朱岗村出土的陶鼓、河南郑州大河村陶鼓、山西陶寺陶鼓、山东大汶口文化陶鼓，发现陶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其器物口部或接近口部基本附带一圈凸痕，或者口沿外有一圈类似鹰嘴状的倒钩。如图1—图4。

图1 山东大汶口文化陶鼓

图2 山东省邹城市野店陶鼓

图3 山东省邹城市野店陶鼓

图4 兰州永登乐山彩陶鼓

这些鹰嘴状“倒钩”或“圆纽”是史前陶鼓或木鼓蒙皮方式必不可缺少的一种辅助，它们的作用就是承受拉力以固定皮革，绑缚皮带来绷紧鼓面。由此可见，在那个没有铆钉技术的时代，皋鼓只能采用同时期陶鼓的蒙皮方式，即利用鹰钩嘴来承受蒙皮的受力。

(五)装饰纹饰

“传说黄帝长子少昊之女吞下玄鸟之蛋，怀胎十月，生下皋陶，因此皋陶的外貌青绿色，嘴巴突起，他的嘴唇像鸟喙……。”这个古老的传说实际上表达出了皋陶部落的精神崇拜，即对鸟的氏族图腾，侧面印证了凤鸟是为皋陶部落的徽识。《诗·商颂·玄鸟》中说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凤，在新石器时代是由火、太阳和各种鸟复合而成的吉祥物，在原始社会中，人们把她假想为自己的庇护神，一直受到中国古代先民们的崇拜。人们认为凤凰能带来好运，能让祥瑞降临于自己身上，她一旦出现即预兆天下太平，人们生活能幸福美满。几千年来，凤凰一直被看作是吉祥和幸福的化身。因此，先民们常把他们崇拜的凤鸟刻画在各种器物上。在各类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陶器、服饰、壁画、古代玉器中，经常能看到凤纹的影子。

皋陶鼓身的桐木框上绘以玄鸟图案既是氏族图腾的需要，也体现了皋陶对族人的寄托和希望：幸福、安定。复制成功后的皋鼓如图5—图6。

图5 皋鼓正面

图6 皋鼓效果图

如此尺寸的木鼓，即便是放在现今社会也较为少见，可谓庞然大物。从复制的工序看，皋陶时期木鼓的制作技艺已经相当成熟。这个成熟的技艺不是突发性的，必然经历摸索尝试和逐步改进的过程，说明鼓在当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和广泛应用，从而催生了古人成熟的制鼓工艺。皋鼓的复制成功，再现了皋陶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为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开辟了中国鼓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三、皋鼓的主要功能

古人认为鼓声隆隆如雷鸣般的声响，具有庄重威严的特性，可以用于战争中来吓敌助威。而击鼓之人能通神，因此鼓在早期也用于巫术，来驱魔祛邪、祈神求雨。鼓的发明和制作，最先是用于战争和狩猎，而战争或狩猎获胜后，人们欣喜狂呼，手舞足蹈，且舞且奏，从而逐渐演变为歌舞伴奏，成了乐器。

(一)用于战争

鼓的起源实为远古的人类目睹雷电带来的狂风暴雨，山崩地裂，进而引发大火乃至击毙人兽的场景，这些经验引发他们对自然现象之雷声的敬畏和恐惧乃至崇拜。当他们看到其他人群和野兽都被吓得四处逃散时，便设想用什么办法也可以触发天雷，吓退野兽和吓阻敌人。为了模仿雷声，逐渐摸索出了“杀牛取革，冒在土框上”，这样“敲击起来，声响如雷”。因而早期的初民社会，鼓制作出来首先是用以震慑和攻击敌人的巫术。黄帝造鼓与蚩尤作战时，因九次擂鼓而大败蚩尤之后，创作了《刚鼓之曲》十章：“一曰雷震惊，二曰猛虎骇，三曰鸷鸟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鹏颚争，七曰壮士奋八曰熊罡哮，九曰石荡崖，十曰波荡壑。”[3](P6)曲中的雷震惊、灵夔吼等模拟战鼓如雷的巨大声响，讴歌了黄帝制作的夔牛皮鼓，声响如雷，战胜蚩尤并统一中原的伟大功绩。说明鼓的出现是伴随部落战争而产生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有力例证。可以说，鼓是早期人类使用于战争的礼器，且这一功能绵延了数千年，在冷兵器时代，每逢战争，配有专职的将士擂响战鼓，用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从此，鼓就成为古代战争中常见的器具，并且因为功能明确，人们就把战争中锤击的鼓叫作“战鼓”。

(二)象征权力和威严

司马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中，“鬼神山川封禅”这类事，炎黄时期最多。作为部落首领的炎黄之帝，以及后继的尧、舜、禹乃至皋陶，他们以巫觋活动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威，按照上天的意志设置部落规章。君主本人(如尧舜禹乃至皋陶)，既是部落的首领，也是巫师，在主持巫觋的仪式活动中，鼓成为巫师的重要法器，是他们权力的象征。在巫觋做法或者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场合，鼓的权力就突显出来。只有拥有至高权力的巫觋才有资格击鼓，从而呼唤神灵，人神通灵，代表神灵来行使他的神圣的权力。这个特征在今天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里仍然可见，如云南苗族的铜鼓供奉在部落祠堂里，在特定的日子，有一定声望的人才能锤击。典籍记载：“五岭以南铸铜鼓，悬于庭中，械斗时鸣此鼓，有此鼓者，群情推服……”因鼓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成就了早期的鼓带有庄严神圣的光环，是权力和威严乃至财富的象征。

四、皋鼓对后世礼乐文化的影响

相比较陶鼓制作需要做胎、烧制等局限来说，木鼓的取材和制作工艺就要简便许多，也比陶鼓更加经久耐用，移动也更加方便。因而木鼓自诞生之后，就开始得到大范围、多场合的普及和应用，广泛地渗透到生产和军事等许多方面，深层面、全方位地影响着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习俗、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成了先秦礼乐制度的形成，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一)皋鼓广泛使用是“礼”成熟的先决条件

《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大意为向鬼神贡献上美食玉液，击土鼓而作乐，这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可见最早的“礼乐”雏形时期就与鼓密不可分。中国的先民们认为鼓发出的声音虽无固定的音高，却朴实无华，是为“德音之音”，即鼓发出的声音对圣人能歌功颂德，对一般人则能起到教化作用，从而懂得上下尊卑。“礼者，天地秩序也。”在初民社会里，鼓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神秘的色彩和功能，作为礼器，皋鼓在巫觋仪式中使用标志着至高的权威，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其敲击发出庄严肃穆的“嘭碰之声”足以触发人们的敬畏之心，教化人们尊崇天地，遵循君臣尊卑等级，尊重相应的秩序和法则，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做到“序人伦，安国家”，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别异，乐合同，礼乐之统，管乎人心也”。这种对等级、秩序的推崇，构成了“礼”的基本思想。正如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所曰“大乐之盛大，本在移风易俗，非穷钟鼓之音”。

(二)皋鼓处于“乐”的中心地位

皋鼓除了用作法器之外，又是一种古老而又流传至今最广泛的乐器，也必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一直都以“礼乐之邦”自称，且“礼”与“乐”又紧密不可分割，礼仪制度必定要配合着相应的音乐表演才能显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如果说“礼”的作用在于区别、等级、秩序的话，那么“乐”的作用就在于交融、协调、和谐上下，弥补“礼”的不足。一个群体显然无法依靠差异来良性运转，必须要“和”起来，而“乐”的作用就是找到差异的共性以“和”。“乐者，天地之和也。”鼓作为人类最早发明和使用的乐器，在音乐演奏中起着指挥功能，应和与节制其他乐器演奏，彰显乐队的统帅身份，如同君王对群臣发号施令一样，因而在众乐器中的地位代表着“君”“父”的人伦秩序，其发音无固定音高的“不宫不商”的特征正是这种特殊地位的体现。《五经要义》如是说：“鼓所以检乐，为群音之长也”。鼓的这一作用被先人附会，确立了它在礼乐中的重要地位。可见，鼓为礼之魂，鼓为乐之首。春秋时期的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儒家之“礼乐”理论学说，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安邦治国的基础理论。从此，鼓在中华礼乐中的地位就被确立，历代都设有掌鼓的官吏，一些管理礼乐事务的机构也以鼓来命名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汉代的“鼓吹署”、明代的“钟鼓司”等。

(三)皋鼓与民间艺术

一切音乐形式都离不开节奏这一要素，鼓作为乐器是表现节奏的最佳之选。皋鼓取材制作的便利，在先民日常生活中得以普及，渗透到民间的各类艺术实践中，成了民间艺术最密切的伙伴，从而逐步衍生了灿烂的中国鼓文化，流传至今。中国的民间舞蹈、器乐合奏、曲艺、民歌中，鼓的身影随处可见，不仅是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还处于主导地位，必不可缺，甚至有些民间艺术就是以鼓来命名。例如，歌舞类的有“凤阳花鼓”“朝鲜长鼓舞”；合奏类的有“安塞腰鼓”“潮州锣鼓”；曲艺类的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广西渔鼓”等举不胜举。无论是宫廷雅乐，还是民俗节庆、婚丧嫁娶，抑或是佛道做法，鼓的作用无可替代。一方面是由于鼓敲击发出清晰明确的节奏，便于统一集体性为主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另一方面，击鼓发出的“嘭嘭之声”可以渲染气氛，烘托场面。在中国民间艺术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鼓的型制、音色、表演技巧不断完善和提高，为民间艺术增添了无穷魅力。

中国的鼓文化以其历史久远、丰富多彩的特性在世界鼓文化领域绽放异彩。木鼓取代陶鼓，是制鼓技术和制鼓工艺巨大进步的结果，推动中国鼓文化开始走向繁荣，这其中皋陶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皋陶可以称得上是“木鼓的鼻祖”。木鼓普及应用之后，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在对中华礼乐制度的催化作用，社会生产、生活和各民族的风俗活动中随时都可以看到鼓的身影，听到鼓的声音。儒家、道家、佛家的礼仪中，鼓可以让其显得更加神秘和庄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艰难苦闷的时候可以击鼓释放压力，在吉庆祥和的节庆中可以击鼓宣泄欢乐。鼓，集礼器、法器、乐器等多重功能，对鼓文化的研究有着极高的社会价值，而对木鼓的深入研究期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