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峰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一、问题的导入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百姓，都一致认为谚语是一种含义隽永又朗朗上口的民间口头语言艺术，短小精悍的形式里浓缩了千百年来的民众知识与智慧，它既反映了五花八门的生产生活,同时也汇集了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于这种渗透在生活中的日常熟语，人们总是习惯性地默认并沿用其中的经验，却极少追问这些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或用“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一语以蔽之，似乎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是“无须证明的公理”，只要照章行事即可，甚至目前关于谚语的研究成果也多是立足于静态现成的谚语资料，挖掘其后的文化内涵及价值居多，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谚语知识建构的动态逻辑。鉴于学术界对该课题有所忽略，笔者尝试运用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对“谚语知识建构的特点、意义及核心”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知识建构是个体在某特定社区中互相协作、共同参与某种有目的的活动(如学习任务、问题解决等)，最终形成某种观念、理论或假设等智慧产品。”[1]通俗来说，知识建构是我们在与外部客观世界及他人沟通交流时所习得的体验、经验，经过大脑的认知、归类、辨析、储存等过程建立起来的对客观世界的解释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以语言(包含谚语)、文字或图形等符号表达已获得的知识，这些符号反映了人与外界相互作用形成的规律性认知，这也就是人感受到的知识的意义。正如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的那样：“知识是主体和环境或思维与客体相互交换而导致的知觉建构，知识不是客体的副本，也不是主体决定的先验意识。”[2](P191)谚语正是这一“知识”的物化形式，它是主体对环境，思维对客体的认知，同时又是认知后的创造与再创造，是源于客体又高于客体的能动创造，是“知行合一”的过程。

二、谚语知识建构的特点

谚语中蕴藏的知识是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适应和改造当地独特生境的产物，是历经实践的考验逐渐筛选提炼出来的人生经验与技术知识的总汇，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还具有无穷的魅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丰富性与归一性

谚语所涉内容不仅是天文地理、人情世故无所不备，而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是多姿多彩，异彩纷呈，读之如饮夏日的甘泉、冬日的暖酒。尽管谚语内容庞杂，但其中所追求的精神及原则却是一致的：中庸、辩证、适度、实事求是。因为人的文化活动是历史性的社会活动，劳动实践生产了谚语这种文化产品，为其创造了文化价值。当谚语连同其文化价值从形式上被贮存下来时，谚语的文化价值就在时间维度上沉积下来，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资源。

(二)高效适用性

一般而言，谚语中的知识多为地方性知识，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适用，并无普适性，但这并不能抹杀谚语在指导民众从事生产生活，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发展和完善自我等方面的重要价值，相反，正是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才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谚语知识的比较优势。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农户在种植、养殖方面除了遵循所谓的科学配方、科学种养的规范之外，还不断创新应用老祖宗的谚语知识，收效并不亚于前者，在很多情况下，反而能起到“一招鲜，吃遍天”的效果。

(三)民族性与包容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个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都具有独特性，这与每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以分布于湘鄂渝黔交界处的土家族谚语为例，土家族地方性知识是其所处的武陵山区特定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土家社会长期适应和互驯的产物，与土家族特殊的历史文化、民族风俗习惯密切相关，许多民间传统知识就蕴藏在谚语、歇后语、俗话、谜语、神话、传说、歌谣等土家民间口头文学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宏观上看，土家族与汉族、苗族、侗族等民族处在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多民族杂居共处这一特殊的文化生境导致土家族谚语中的地方性知识显示出极大的包容性，许多谚语就是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知识重构的结果。换而言之，土家谚语的生成及其文化内涵的建构既受到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作用，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生计方式的演变，许多脱胎于土家传统农业社会的谚语知识在当下的效用及传承必然受到现代性文化的影响，吐故纳新是必然的趋势，你中有我，旧中有新的格局将长期并存。

三、谚语的知识建构意义在于创造社会价值

谚语的知识建构绝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民众的智慧、经验教训这么简单，更深层次的启示还在于：知识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是意义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正是丰富的意义才能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其中的缘由是因为“意义也是资本”。与经济资本等有形资本相比较，蕴含社会治理、技术操作、健康保健等隐性知识的谚语显然属于无形资本，虽然不能像有形资本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却拥有和有形资本一样的变现能力，因为这些无形资本一来具备资源的稀缺性，二来可以保值增值(保存知识并在应用中进一步提升其价值)，三来它能够像原子裂变一样创造出无穷的新财富。一则谚语的知识含量也许很有限，但它一旦创造出来，就会和经济资本一样，有种自我扩张的冲动，通过知识的传播与传承，每一个受它影响的人都或大或小地成了可以发行资本的银行，难以计数的谚语汇成了知识的海洋，其中所蕴藏的能量是不可想象的巨大。那么谚语知识建构的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可以从个体及社会两个层面来进行探讨。

(一)就个体而言，谚语知识建构最直接的意义在于模塑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是在事物基本关系的认知基础上所构成的认知结构，也是人类经验与理解中一种联系抽象意义和具体意象的组织结构[3]。个体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不断的实践一定会带来某些体验，这些体验本质上是意象的，而不是命题式的，如反映篾匠手工技艺的谚语“捡篾不要抖，要像蛇儿溜”，正是通过日常反复的操作，才使得篾匠们体悟到拾捡削好的篾条时不要随便抖动，一来篾条很脆，容易破损，二来光滑的篾条容易割伤手指，要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地顺着所编制的器物图案来滑动才能避免以上的风险。“滑动”这样的具体动作在人类的经验中莫过于蛇、鸟之类的滑行高手了，而且一长段篾条在外形上也与蛇非常接近，所以大脑中的意象也就容易变成蛇之类的图示了，形容词汇“蛇儿溜”则更加贴切地描绘了这种抽象结构。可见，建构这则谚语反映的就是人类在与客观世界互动及体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常规性模式，这其中既有“意象”的含义，又兼有“图式”的含义[4](P175)。在日常交际时，人们还可以通过恰当的情境把这则手工编织谚语映射到同类的“顺势而为”的概念域上，从而实现谚语知识的进一步拓展和转变。

(二)就社会而言，谚语知识建构的意义在于其信息杠杆的作用

谚语能够将部分知识从分散状态聚拢成集中状态，好似沙里淘金般地将一颗颗珍珠串成项链。一方面，谚语中的知识可以借助语言的形式分布式地积累和沉淀在人们的大脑中，成为富有价值潜力的资源；另一方面，借助于文化传播与传承，谚语中的知识在整个信息流程中越来越起着创造价值的杠杆作用,这种撬动使得“虚拟的”信息价值转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价值。随着这些知识的应用，整个社会获得的收益要大大高于付出的成本，知识存量变成了知识增量。以“人人一把火,害虫无处躲”[5](P782)这样的生物病虫害防治谚语为例，尽管其发挥作用的地域范围可能较为有限，但如果能适当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并在适宜的地区推而广之的话，不仅可以降低全社会的污染能耗，还能保护环境，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

四、谚语知识建构的关键是知识适配

谚语知识建构的真理性和实用价值决定了谚语的知识权力性，如果一则谚语不包含知识的真理(至少是当下被多数人所公认的相对真理)和实用性，那它就不是知识，也不会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被多数人提及和使用，进而丧失其知识权威的属性，也就形成不了知识权力。但是谚语的知识建构是否与知识权力及知识权威存在直接的线性单向度关系呢？或者说能够建构谚语知识是否就意味着掌握了知识权力，占据了知识权威的制高点呢？笔者研究认为，谚语的知识建构仅仅是知识权力/知识权威赖以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将“必要条件”转变成“充分条件”，其中的关键在于知识适配。

所谓知识适配是指在知识运用场域中，知识与运用者及所处问题之间的契合状态，这也是知识权力与知识权威能够切实发挥效用的要旨所在。谚语的知识适配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知识建构的真理性与实用性；二是解决问题时将谚语中呈现的知识与场域内谚语使用者贮存的知识相匹配，实现在场者的互动，而非仅仅依靠权力控制或无条件的信任。如果能够较为顺利地解决问题，或在碰到新问题时至少能提供解决的思路与方法，那么知识权力的执行与知识权威的树立就顺理成章，反之则不然。针对第一个方面，笔者已从前述的高效适用性加以论证了，在此就不再赘述；针对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从知识权威的讨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启示。

对知识权威这一概念的解读，学术界大多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布迪厄、吉登斯、萨林斯等人的理论作为相关研究的起点。这些研究起点基本将知识权威的力量或影响力的源头归纳为法律与制度、文化传统、权威个人魅力以及专业技能等四个方面。从制度与法律层面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知识权威被国家和社会从制度和法律层面给予了较高的认同；从文化传统层面看，知识权威是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高为范”的文化传统沿袭而来；从影响力来看，知识权威深受个人魅力的左右；从专业技能来看，知识权威能够依靠技术的垄断性赢得尊重和服从，知识权威正是这四种主要因素合力的结果(如图1所示)。换而言之，知识权威的基础主要源于布迪厄所称的文化资本。不过，布氏特别强调文化资本中的权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在传统型的家长制社会，他的“惯习”观点突出了权威的权力控制及其潜移默化式的特征，这在强迫型权力中自然能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知识权力的执行中却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因为知识权力只有在权力对象主动对知识进行接纳，学习并影响其认知模式时才能产生自愿服从的效果，而此间的核心就在于场域内各方尤其是权力对象对知识适配的判断，个中原因主要是：

(一)知识参与主体的平等性

就知识场域而言，知识权威的主体是场域内所有的参与者，各方之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知识权威系统。就谚语的知识建构而言，谚语的发出者和谚语的接收者都是平等的主体，发出者有发布知识的权力，接收者也有接受或不接受的权力，双方权力平等，谚语知识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其真理性和实用性，而且还取决于谚语接受者对其合适性的验证，即知识适配。如果知识适配，那么谚语的知识建构及知识权威就能够得到承认，否则不然，没有一方可以独立于另一方的主体意识而单独构建知识权威，或者说即使凭借文化资本暂时成功建构起知识权威，一旦经过时空的检验，谚语知识不再适配了，知识权威的光芒也会逐渐消退。

(二)知识内容的适配性

正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蠡》，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知识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会随着生产力及人的认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伴随人类对自然及社会规律认识的深化，谚语知识内容本身也必须不断更新，特别是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人们获得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宽，对知识内容适配的关注已成为争夺知识权威的焦点。

图1 知识权威的来源及组成要素示意图

(三)权力对象反思意识的觉醒

任何人类个体，只要具备正常的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他都拥有反思与自我调适的能力。由于场域内知识的各方参与者对事物的认知均有一定的差异，对谚语知识的阐释自然也与个体处理信息的策略有关，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知识内容的丰富性与意见表达渠道的多元化逐步打破了知识权威的垄断地位，也同时破除了知识权威赖以滋养的土壤。正如英国教育哲学家彼得斯评论的：“知识领域里的权威较社会领域里的权威是软弱无力的，在知识领域里，任何权威的认定都会受到理由和证据的挑战。”[6]

(四)知识与权力的相对独立性

尽管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费孝通也认为在现代社会掌握知识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支配力或影响力，但知识的权力特性必须是以两者契合为前提——只有人们对权力产生认同并主动服从，权力的执行才具有稳定的基础。因此，权力需要知识系统向社会成员解释权力的合法性，并为其合理性进行宣传，但知识不等于权力，知识只是因为人类的使用才变成权力的，二者虽可以相互作用，但本质上却是相互独立的。知识唯一要证明的是它立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基础之上，权力虽然可以暂时影响事实，也可以左右人们的认知取向，但就被认识的事实本身而言却不受权力影响。“权力成其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7](P12)权力可以通过知识得到增强或削弱，知识也可以通过权力获得传播或压制，但任何知识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和运动时空，其效用决不会因为知识权威的支持或反对而改变。因此，成功的谚语无须非常精准地标注世界，而只需要增强人们适应社会，改造自然的能力。

(五)渐进式的信任机制影响

所有人都不可能亲身去检验所有知识的可靠性，除了选择相信知识的代言人之外别无他途，也正是基于这种天然的信任机制，才使得谚语知识的传播与传承得以实现。面对无尽的知识世界，我们需要知识精英的领航，不过人们对于他们的信任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对知识精英的信任往往是从个人印象开始的，不过这仅仅是信任的初级状态，这种信任能否持续并上升为进一步的信任，则有赖于前文所述的法律与制度、文化传统、个人魅力以及专业技能等文化资本的综合考量，而更深层次的信任就要取决于知识适配了，一旦在实践中没有达到相应的期待，人们就会逐步撤回乃至撤销对知识权威的信任。

(六)心理认知规律的左右

认知心理学认为，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认知方式。认知方式决定了我们在感知外界刺激时是有偏好性的，我们并不是囫囵吞枣式地将所有的刺激都输入大脑的神经中枢，而是有选择地将自己感兴趣的、对大脑刺激程度比较大的信息吸纳进来，而且一旦做出选择，就必定会带来认知失调。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时间的非一致性。在经济学里，时间的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 t+1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1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可能就不再是最优的，因为事态变了。借用至谚语知识建构领域，则意味着人们在此时对谚语知识的理解及应用与彼时并不一致，因为人脑的认知会随着时事及个人认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二是谚语知识的习得多数时候是内隐式的。大量事实表明，实践的技能很难诉之于文字，或者说只能用文字模糊粗略地表示。由于个人理解水平不一，情境的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当数量的谚语只能由传授各方根据自身的理解去领悟，尤其是与种植、养殖等生产相联系的技术类谚语及人生哲理类谚语表现得更是明显。这些谚语知识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动手实践技能，这种认知只有在已有的理论知识(显性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者的亲身反复练习才能逐渐巩固，而不可能仅仅通过口耳相传来达到。如“一棵红苕一把灰，结得红苕一大堆”这样的谚语，即使村民告诉笔者这样照做就行，笔者也看得懂这句谚语说的是要施灰肥的意思，但是真正要实地操作时就面临“灰”是什么灰？草木灰还是炭灰？还是别的什么品种的灰？一亩地要配多大的比例？什么时间施灰合适？之后怎么处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进一步地说，一个人是无法单独用语言传授的方法将蕴藏在谚语中的知识直接给予另一个人。人们用言传口授的方法给他人的是关于谚语的显性知识，而不可能是隐性知识，正如学生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动手实践技能，子女也无法像继承遗产那样从父母那里将这种技能据为己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投身实践，在做中学，如此方能领悟和掌握谚语知识的真谛。因为，对谚语知识的默会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它需要运用理性的控制能力整合人生的阅历与经验，它显然不能用强迫或机械记忆的方式从他人那里直接获得。

由此可见，无论是谚语知识建构的证据链，还是知识权威的树立，抑或是知识权力的生产/执行，都有赖于知识适配，它是在知识参与者互动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动态关系。表面上来看，知识发布者占据了主动位置，但从深层来看，知识接收者也并非囫囵吞枣地照单全收，他们同时根据知识适配的结果对知识权威产生反作用力。正如法国人类学家波斯皮士尔指出的：“权威的质的特征、作用、行为内容和实现目标都具有文化的相对性，不适用于一个跨文化的权威定义。”[8](P24)因此，谚语知识适配的结果与其说是对知识权威的顺从，不如说是对知识真理的确认，用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知识的建构都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