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海波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北京 100600）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200 万人，2020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1]另据民政部统计，从1978 年至2019 年，我国的离婚数量（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由28.5万对上升到470.1万对，离婚率也由0.2‰上升至3.4‰。[2](p141)与此同时，中国结婚登记数量已由2013 年高峰时的1346.9 万对下降至2020 年的813.1 万对，且中国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已近30 岁，不婚主义、丁克家庭屡见不鲜。婚姻解体加剧、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不断加深，已日益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婚姻制度神圣意象，这也成为维护婚姻家庭基本秩序和保证人口快速繁衍的根本动因。近代以来，伴随着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冲击，中国人的宇宙观、时空观和生死观发生了根本性和颠覆性的裂变，婚姻制度也由此逐步失去了神圣性的底色，人们进入婚姻、维系婚姻、生育繁衍的动力日趋衰减，由此也带来了婚姻解体的加剧和人口危机的加深。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婚姻制度的本质，促进婚姻制度意义系统重建。

一、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神圣性的构建

“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也为自己的生存赋予一种价值依据。”[3](p287)神圣性无疑是意义系统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信仰领域的核心命题。神圣性的构建一般遵循两重路径，一条路径是指事物本身具备神性，另一条路径则是把事物纳入神圣纬度而获得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