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娟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一、引言

税费改革以及城乡关系的大调整，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当前国家资源由汲取向输入的转型意味着国家权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嵌入乡村社会，意味着乡村治理逻辑发生转型。[1](p50)伴随着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行政权力的下沉在组织运行与乡村治理中出现行政化的特征，[2](p84)村级治理呈现出类似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化的景象，[3](p83)在形态上表现为村级组织的人事、管理、村务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从运作逻辑的角度主要指基层组织的科层化取向；在时空对照的维度上，呈现出基层工作“乡土性”的衰退以及干群关系的疏离。[4](p121)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转型、[5](p37)乡镇政府行政能力的弱化[6](p18)以及村庄社会基础和治理生态的变迁[7](p76)是推动乡村治理转型逻辑变化的主要因素。对于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效果学界存在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持正面评价的学者认为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有利于乡镇政府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管理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完成自上而下转移的行政任务，且规范化的村级管理制度能够使得非正式官僚受到制度化的控制，有利于减少村干部贪污腐败和治理不规范等行为，[8](p124-125)进而带来村级治理的有效性。[9](p89)持负面评价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并未带来治理效率的提升，反而将产生行政消解自治等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