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娟 孙毅

(1.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语师范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1.0 引言

Lakoff & Johnson(1980)开启了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其概念隐喻理论得到了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隐喻虽然“同时涉及语词、语句、语篇”三个层面，过去的隐喻研究“少有在语篇层面观察、分析隐喻的使用情况”(杨忠、林正军，2019)。魏在江(2018)也指出，“概念隐喻理论忽视了发生在真实、自然的语篇语境中的隐喻的研究”。而Kövecses(2010)提出，概念隐喻可以统辖部分甚至整个篇章，并认为隐喻在语篇中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其提供连贯性。Rezanova & Shilyaev(2015)也提出多重概念隐喻构成的博喻在文学语篇中的三大主要功能为衔接、连贯与互文性。在此，博喻也被称为扩展隐喻或延续隐喻，是由某个或某几个关键性隐喻引领的子隐喻及文本表征形式构成的语篇认知概念系统，因而也称为“篇章隐喻”(魏纪东，2006)。可见，概念隐喻，尤其是多重概念隐喻构成的博喻，在“构成篇章的结构框架并保持成份间的互动性和同构性”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功效，并通过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两种策略参与语篇建构(同上)。然而，研究发现，汉语博喻体现为语法隐喻的情况极少，通篇使用大量的词汇隐喻论证观点(王靖潭、杨枫， 2014)，且英语某些语法隐喻类型未必出现在汉语中(杨延宁， 2016)。话语研究应了解不同群体建构话语和现实的独特方式(刘璇，2021)。因此，本文尝试提出，由于汉语的独特性，其博喻完全可以通过词汇隐喻这一单一策略来实现语篇功能和篇章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