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红恩，宁俐文，曾宪锋，张林潮，韦金莲，罗燕兰，段政萍，蒋维维，沈永奇

(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柳铁中心医院 a.医院办公室;b.临床心理科;c.心血管内科;d.肿瘤科;e.急诊科，广西 柳州 545007；2.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医院办公室，广西 柳州 5453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发生后，医务人员奋战在抗击疫情最前线，2020年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中介绍，疫情发生早期，湖北省有超过3 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40%在医院感染，60%在社区感染。在武汉，当地医务人员感染确诊率(130.5例/100万人)远高于普通人群(41.5例/100万人)[1]。柳州市于2020年1月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2月24日调整为Ⅲ级响应，目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防控工作已是常态化。高感染率及高强度工作量容易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本课题组对柳州市某COVID-19三甲定点收治医院的医务人员分别在柳州市进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后1个月和4个月时进行心理状况纵向调查，以期了解COVID-19三甲定点收治医院医务人员疫情期间两个时期焦虑抑郁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不同时期医务人员对不同心理干预方式的偏好，为此后突发公共应急事件的心理应对方案提供参考，提高不同时期心理干预的对象与方式的精准性。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COVID-19定点医院)的医务人员，分别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后第1个月(2020年2月20—22日)和第4个月(2020年5月27—29日)进行评估，采用随机抽样。纳入标准：(1)正式工作人员；(2)自愿参加心理测评。排除标准：(1)评估期间存在人事变动者；(2)因各种原因未能持续参与心理评估与干预者；(3)指定选项题选错或其他信息出现明显错误者。最终入组人数为586名。运用问卷星平台，医务人员知情同意后，签署自愿参与本研究的协议，该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研究对象涵盖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科、临床心理科、中医科、检验科、药剂科、后勤行政科室等在岗医务人员。被试的人口学资料情况见表1。

表1 586名医务人员人口学变量统计

1.2 评估工具

1.2.1一般资料问卷 调查医务人员的一般人口学变量(性别、职业类别等)，评估医务人员对进行心理干预的意愿，让586名医务人员对6种心理干预形式打分，最喜欢打5分，最不喜欢打1分。

1.2.2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 GAD-7用于评估医务人员近2周的焦虑水平，共7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从“完全不会”到“几乎每天”分别计为0～3分，总分0～21分，总分为0～4分为无症状，5～9分为轻度，10～14分为中度，15～21分为重度，GAD-7量表的Cronbach’α信度系数为0.906，效度KMO值为0.901，信效度良好。

1.2.3患者健康问卷自评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 PHQ-9用于评估医务人员近2周的抑郁水平，共有9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从“完全不会”到“几乎每天”分别计为0～3分，总分0～27分，总分为0～4分为无症状，5～9分为轻度，10～14分为中度，15～19分为中重度，20～36为重度，PHQ-7量表的Cronbach’α信度系数为0.868，效度KMO值为0.894，信效度良较好。

1.3 评估方法运用上述评估工具，分别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后第1个月(2020年2月20—22日)和第4个月(2020年5月27—29日)进行2次一般资料问卷、焦虑、抑郁症状的心理评估，比较医务人员在该时期焦虑、抑郁的变化情况，并了解医务人员在不同时期对心理服务方式偏好的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 23.0软件，运用描述统计、非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采用Mann-WhitneyU检验，两相关样本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方法，多独立样本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多相关样本采用Friedman检验)统计方法，统计医务人员的人口学状况，并分析不同时期、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医务人员在焦虑、抑郁水平上的差异，并分析医务人员对各种心理干预方式的偏好与不同时期的变化。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医务人员前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检出率586名医务人员，前测中，共有67名检出焦虑(11.43%)，82名检出抑郁(14.00%)，同时存在焦虑、抑郁的有43名(7.34%)；后测中，共有84名检出焦虑(14.33%)，139名检出抑郁(23.72%)，同时存在焦虑、抑郁的有71名(12.12%)。见表2。

表2 医务人员前后测焦虑抑郁检出率(n=586)

2.2 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纵向分析医务人员前、后测焦虑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医务人员后测抑郁水平高于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医务人员不同疫情时期焦虑抑郁对比分析[M(P25，P75)]

2.3 医务人员焦虑抑郁水平的人口学差异

2.3.1不同性别前后测焦虑、抑郁水平 不同性别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后测焦虑水平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后测抑郁水平高于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不同性别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比较[M(P25，P75)]

2.3.2不同婚姻状况前后测焦虑、抑郁水平 不同婚姻状况医务人员前测焦虑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后多重比较表明，已婚医务人员焦虑水平高于未婚医务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未婚医务人员后测焦虑水平高于前测，未婚、已婚医务人员的后测抑郁水平均高于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5 不同婚姻状况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比较[M(P25，P75)]

2.3.3不同科室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 不同科室的医务人员后测抑郁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抗疫一线科室后测抑郁水平高于行政后勤科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科室医务人员后测抑郁水平均高于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6 不同科室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比较[M(P25，P75)]

2.3.4不同职业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 不同职业的医务人员后测焦虑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事后多重比较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医生、护士、技师的后测抑郁水平均高于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7。

表7 不同职业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比较[M(P25，P75)]

2.3.5有无慢性病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 不同慢性病史情况的医务人员后测抑郁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慢性病的医务人员的后测抑郁水平高于无慢性病的医务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论是否有慢性病，医务人员后测抑郁水平均高于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8。

表8 有无慢性病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比较[M(P25，P75)]

2.3.6有无既往精神心理疾病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 不同慢性病史情况的医务人员前测焦虑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精神心理病史的医务人员前测焦虑水平高于无精神心理病史的医务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精神心理病史的医务人员后测抑郁水平高于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9。

表9 有无既往精神心理疾病前测和后测焦虑、抑郁水平比较[M(P25，P75)]

2.4 医务人员对不同心理干预方式的喜好差异方差分析表明，前测阶段6种心理干预方式中的喜爱程度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后多重分析表明，心理自助手册、文字咨询、面对面咨询最受欢迎，且这3种方式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自助手册比电话咨询更受欢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电话咨询分别与面对面咨询、文字咨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3种方式的喜爱程度排序为：电话咨询>视频咨询>药物治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后测阶段6种心理干预方式中的喜爱程度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后多重分析表明，心理自助手册、文字咨询、面对面咨询最受欢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自助手册比电话咨询、视频咨询更受欢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电话咨询分别与面对面咨询、文字咨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电话咨询与视频咨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电话咨询、视频咨询受欢迎程度相当，药物治疗最不受欢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0。

表10 医务人员前后测对6种心理干预方式的喜好差异

3 讨论

COVID-19因2019年武汉病毒性肺炎病例而被发现，2020年1月12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现有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飞沫、直接接触传播，可能通过气溶胶和粪便传播，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传播力极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等非特异症状，与普通感冒难以区分，其确诊依赖实验室诊断技术。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峻形势，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自2020年1月23—25日，全国30个省市区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柳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于2020年1月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COVID-19发生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区都积极开展了联防联控工作，表明本次抗疫工作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特点，这便要求各单位在抗议工作中需要精准而有步骤。对于始终处在抗议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而言，其工作风险和工作强度不言而喻，在COVID-19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的背景之下，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更需要得到广泛重视。

本研究显示，在COVID-19疫情持续到第4个月时，入组的586名医务人员，共有84名检出焦虑(14.33%)，139名检出抑郁(23.72%)，71名检出存在焦虑抑郁共病(12.12%)。根据研究结果，笔者认为，COVID-19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或抑郁水平同时受到个体因素和疫情持续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女性、未婚、抗疫一线科室、存在慢性病及精神心理疾病史的医务人员在焦虑或抑郁水平上高于男性、已婚、行政后勤、无慢性病及精神心理疾病史的医务人员；与此同时，随着COVID-19疫情的持续，女性、未婚及已婚、医生、护士、技师、无精神心理疾病史的医务人员焦虑或抑郁水平也增高。

在个体因素上，已有许多研究指出，医务人员的焦虑水平在性别、工作强度、职称、工作科室上有差异[2-5]。罗芊懿等[6]研究发现，感染区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最高，抑郁水平也最高。也有研究发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社会支持总分高是抑郁的保护性因素[7]；年龄小、消极应对方式、感知高风险、过往创伤与精神病史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因素，而积极应对、社会支持等是保护因素[8]。Roepke等[9]认为抑郁障碍源于对自我和对未来的负性认知。本研究显示，女性、未婚、已婚、一线工作、医生、护士、技师以及有慢性病史、精神或心理疾病史的医务人员在焦虑抑郁情绪上的变化较其他群体更为明显，这类群体在经历同样的应激事件时，有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身心压力、更高的工作风险、更重的家庭负担、更少的社会支持，其身心负担、失控感、负性认知可能更多，从而进一步加剧不良应激体验，甚至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随着疫情的持续，虽然医务人员对于COVID-19的未知与不安减少，焦虑情绪未有明显变化，但疫情何时结束似乎一直无定论，疫情防控形式仍然严峻，人们对COVID-19疫情未来发展态势可能存在负性认知和消极期待，医务人员一方面作为普通民众，一方面又作为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其疲惫感、内疚感、无助感、无望感甚至是无用感等抑郁情绪可能会加倍增加。早在1988年，就有研究提出无望理论，Abramson等[10]认为，“无望”是个体抑郁充分且直接的因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因素和疫情持续对个体情绪状态将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下，医务人员抑郁症状的持续评估尤为重要，评估时还需要明确高危人群，增加评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为制定适宜的干预方案，本研究还对存在焦虑、抑郁的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方式偏好的调查。有研究认为，科普促自助是一种最简易、直接的可行工作途径[11]。本研究调查发现，心理自助手册、文字咨询、面对面咨询3种心理干预方式持续受到医务人员偏爱，而药物治疗的方式受欢迎程度持续最低，这一结果具有跨时间一致性。由此可推测，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上班与休息时间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自助手册方式恰恰打破了地域、时间、人员等限制，可以在其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得到对应支持；即时的人工干预方式(心理咨询或即时文字咨询)能让医务人员的情绪状态收到立刻反馈，使其更易感受到及时的、积极的关怀与支持，弥补了科普文单向输出的不足。因此，在突发事件下对于医务人员的干预，应满足自主、自助的需求，也需要有即时的人工对接，方法需要简单有效。

综上，笔者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干预方案有以下重点，在干预时段上，需要持续、定期的追踪评估，及时判断医务人员心理变化状况，其中抑郁水平尤其需要关注；在重点干预人群的选择上，疫情前期需要更多关注已婚和有精神心理病史的医务人员，而在疫情后期，除了需要全面关注各科医务人员，还需尤其关注未婚、已婚、抗议一线、医生、护士、技师以及有慢性病史的医务人员；在干预方式上，各阶段均可优先采用心理自助手册、文字咨询、面对面咨询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开通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同时还需安排人工在线以提供即时的共情反馈，但需要谨慎药物治疗；在干预策略上，可对医务人员进行认知、行为干预，结合稳定化技术、放松技术，以提供支持、安全感为主，同时需要及时评估既往疾病是否复发。

本次研究样本量集中于柳州市某COVID-19三甲定点收治医院，样本代表性会受到一定限制，医务人员焦虑、抑郁水平的变化与影响因素还有待于此后进一步研究论证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