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婷婷，郎丽华，胡 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一、问题提出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压力增大，外部环境的恶化及被放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使全球贸易受到了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内外贸“双循环”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后疫情时期发展的新格局，其中外贸潜力的持续释放是重点。《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其中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进程成为关键着力点。

中日韩FTA设想最初是由国外学者提出，并加以理论证明，基于文化认同、经济基础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成立中日韩FTA在贸易、政治等领域均具备较高的可行性，是三国重要的经济贸易发展机遇[1-3]。并且，建立中日韩FTA是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长期态势的背景下，这不仅是能够解决经济合作争端[4]、避免贸易保护带来的损失[5]、争取对外谈判筹码、维护区域经济共同利益的有效途径[6]，更能在疫情时期为全球经济贸易复苏提供新动力。

截至2019年12月，中日韩FTA谈判已完成十六轮，目前还在持续推进。现阶段，中日韩FTA签订受阻的内在因素主要在于三方在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方向冲突，这种冲突在中日经贸往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中日产业结构差距有所缩小，虽然日本相较于中国具备贸易结构上的静态绝对优势，但在动态演变过程中有弱化趋势。若将这些问题置于自贸区谈判进程，主要表现为日本希望打开中国汽车、精密电子产品等该国优势产业市场，而中国以谋求国内制造业平稳转型升级为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考量，因此对于开放这些领域仍有较多顾虑。与此同时，日本对农产品、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放一向敏感且谨慎，而这恰好是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所在。

基于此，特别是在中韩已完成FTA建立及实施的情况下，预测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签订为中日双边带来的贸易效应，厘清以出口规模、出口产品种类即出口二元边际为重点的中日双边贸易增长机制及福利来源，分析对劳动、资本、技术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差异，是稳步推进中日韩FTA的必要条件，也可以为中日韩FTA框架下中日两方贸易政策调整及应对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对FTA的贸易效应研究大致分为“事前预测”和“事后评估”两类，已有研究利用不同模型及方法分析了FTA对宏观、微观贸易流量的影响。基于宏观视角，王亮等(2019)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双边自贸区建设的发展前景，认为此政策能够促进中亚各国农业贸易与经济增长[7]；杨慧瀛和黄靖翔(2020)以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为工具，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FTA的经济效应，认为FTA将给双边贸易带来积极影响，其中关税壁垒降低对中国贸易的正向激励作用更为显著[8]；李博英(2020)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中韩FTA对中韩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认为FTA对中韩农产品贸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是其主要影响因素[9]。基于微观视角，刘祥霞等(2016)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分解的出口二元边际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FTA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以集约边际为主导[10]；还有学者以出口三元边际为贸易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中韩FTA对中韩双边贸易有积极影响，但对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11-12]。综上，基于宏观出口规模、微观出口二元边际及三元边际等多视角，运用CGE、GTAP、贸易引力等模型及方法，已有研究普遍认为FTA具有显著正向的贸易效应。

宏观视角下，贸易增长通常被认为是来自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与产品多样性，从而忽略了贸易活动参与主体特质等微观重要因素[13]。梅利兹(Melitz，2003)将微观的企业异质性纳入考量，将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扩张与广延边际扩张，实证分析发现降低贸易成本有助于改善一国出口的二元边际[14]；并且，通过二元边际对贸易进行分解，有助于理解不同贸易模式下的贸易增长机制，是评价、估计FTA贸易效应的重要手段[15]。具体来看，不同边际扩张的贸易效应不同。至于集约边际，芬斯特拉和基(Feenstra & Kee，2004)认为，若贸易增长依赖于集约边际扩张，可能意味着出口集中度较高，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及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发生贫困化增长[16]；还有学者以中国为实例验证了此观点，认为集约边际扩张虽能在短期为中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但不可持续且风险较大，并指出出口广延边际的增长不仅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还可以促进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7-18]。至于广延边际，赫梅尔斯和克莱诺(Hummels & Klenow，2005)认为，出口广延边际扩大意味着该国生产结构多元化与贸易竞争力提升，贸易更可持续[19]；还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多数大国签订贸易协定很可能促进本国出口广延边际增长，实现贸易可持续发展[20-21]。由此，以微观视角下贸易分解的二元边际为切入点，更能够差异地分析FTA等贸易政策及安排对不同国家产生的不同的贸易效应。

多数学者基于贸易壁垒、产业结构互补等角度定性分析了建立中日韩FTA对三方的益处，只有少数学者实证预估了其贸易效应。钱进和王庭东(2017)利用GTAP模型，预测中日韩FTA对区域宏观经济及产业产出的影响，认为FTA能够显著增加各成员国的经济总量、贸易规模，改善贸易条件与福利水平[22-23]。王伶(2017)采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了建立中日韩FTA的农产品贸易效应，认为中日韩FTA的关税降低将产生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将促进区域农产品贸易，其中对中韩农产品贸易创造效应较大[24]。然而，以微观出口二元边际为视角进行中日韩FTA贸易效应预测的研究较少，亟待补充。

综上，中日韩FTA贸易效应评价的现有研究多基于宏观视角的模拟预测，忽略了异质性微观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缺乏其贸易增长机制与福利来源分析；且在中日韩FTA框架下针对中日双边贸易前景预测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旨在以具有代表性的关税优惠政策代表FTA，实证研究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以此为切入点与创新点，预测中日韩FTA框架下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

三、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的测算及分析

(一)测算方法

考虑不同种类贸易产品比重，本文借鉴赫梅尔斯和克莱诺[19]的研究计算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以中国出口日本为例(日本出口中国的测算方法一致)，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集约边际(IM)，即以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种类为集合，集合内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世界对日本出口额的比重，可得：

(1)

其中，JC、JW分别代表日本进口中国、日本进口世界，考虑到可能有虚假出口等情况，以进口数据替代出口数据更加真实有效；i为产品种类，本文以HS编码6分位产品为一个产品种类；K为产品种类集合；Trade为进口额(单位：美元)。

广延边际(EM)，即以中国出口日本产品种类为集合的对日本的世界出口额占世界对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比重越大，出口产品种类重合度越高，说明出口产品种类多元化：

(2)

贸易比重(R)，即不考虑出口产品种类是否重合，为对日本的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

(3)

对式(3)的对数值进行一阶差分，得到增长率g：

gR=gIM+gEM

(4)

集约边际、广延边际的贡献率π为：

πIM或EM=100×(gIM或EM/gR)%

(5)

(二)结果分析

采用HS2012编码，共97章(HS-2分位，章序号77、98空缺)，5 206个HS-6分位贸易产品种类。因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时间选择为2014—2018年，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利用式(1)—式(5)，可以计算中日双边整体、分行业、HS-2分位即章等出口二元边际的发展趋势、增长率及贡献率，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中国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数据

表2 日本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数据

第一，2016年后，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波动下降，均主要依靠广延边际扩张。与2014年相比，从贸易比重即总体来看，2018年中日双边贸易均实现增长。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集约边际减少、广延边际增加，贸易增长且主要依靠广延边际扩张；日本对中国出口实现了集约、广延二元边际的双向增长，广延边际贡献率为64.52%，贸易增长偏向依靠广延边际扩张。由2014—2018年全样本时期中日双边贸易的变化趋势(图1)可知，2015年后中日双边出口广延边际波动下降，2016年后中日双边出口集约边际波动下降，2016年后中日双边贸易比重下降。综上，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呈波动下降趋势，亟须相关政策或激励因素提振中日双边贸易。

图1 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贸易比重

第二，对比广延边际，日本更具有出口竞争力优势，但有弱化趋势。对比来看，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集约边际高于日本对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具有贸易规模优势；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广延边际高于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广延边际，有竞争力优势。但从广延边际的增长率来看，中国出口日本为10.75%，大于日本出口中国的1.00%，可见中国对日本出口竞争力提升较快，日本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优势有弱化趋势。

第三，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高于整体，波动趋势一致。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均高于中日双边整体出口二元边际，说明中日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均强于本国其他行业(例如农业)。其贸易比重也高于中日双边整体贸易比重，说明制造业为中日双边贸易的主要行业领域。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二元边际、贸易比重的波动趋势与整体类似(图2)。

图2 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贸易比重

第四，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日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实现了二元边际的双向增长，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分别为中国、日本出口的优势行业。与2014年相比，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来看，2018年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实现了集约、广延二元边际的双向增长，贸易比重增加且依靠广延边际扩张，竞争力提升；对比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贸易比重最大，为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优势行业，但比重下降说明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竞争力有所弱化。2018年，日本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均实现了广延边际的增加；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实现了集约、广延二元边际的双向增长，贸易比重提升且依靠集约边际扩张，且贸易比重最大，为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优势行业，但增加幅度较小，竞争力提升缓慢。

四、关税对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分析——贸易前景预测

(一)模型构建

因HS2012编码章数较多，涉及多个行业，故采用行业、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FE)，并通过了F检验、豪斯曼(Hausman)检验。其中，采用怀特截面加权法(White cross-section)计算稳健标准误(F-r)，来修正横截面异方差及序列自相关问题。考虑到控制变量对应到HS-2分位行业可能产生的共线性问题，参考田聪颖和肖海峰(2018)[11]的研究方法，将其他影响因素均纳入固定效应项。据此，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yit=β0+β1Tariffit+μi+τt+εit

(6)

其中，y分别为出口集约边际IM、出口广延边际EM、出口贸易比重R，Tariff为进口国的关税水平；i为HS-2分位章序数，t为时点；β0为截距项，μ为行业固定效应项，τ为时点固定效应项，ε为随机误差。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中日双边出口集约边际、广延边际、贸易比重数据来自前文的计算结果。考虑到当下大量的贸易协定及贸易安排，绝对的关税水平(税率)已经不能显示真正的关税壁垒，而对比进口国从其他国家(世界)进口的关税水平才能反映一国出口所面临的关税优惠或壁垒，因此以日本进口中国的关税水平为例(中国进口日本的关税水平计算方法相同)，将关税水平设定如下：

(7)

其中，AHS为加权平均关税税率(1)加权平均关税是指各国在HS-6分位的关税税率基础上用进口量进行加权计算出各产品分类的关税税率，然后再对各国进行简单平均计算得到世界平均关税税率。；JC、JW分别代表日本进口中国、日本进口世界。AHS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并参照WCO的产品部门分类标准，将数据细化至16类产品(2)主要包括动物、蔬菜、食品、矿产、石油、化学制品、塑料或橡胶、皮革、木制品、纺织服装、鞋、石头和玻璃、金属制品、机电、交通和杂项，共计16类。，并与HS-2分位即章一一对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3为关税对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列(1)—列(3)中，中国对日本出口，关税对集约边际、贸易比重影响显著为负，对广延边际影响不显著。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将显著提升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集约边际及贸易比重，FTA给中国出口日本带来的贸易效应将集中在集约边际。列(4)—列(6)中，日本对中国出口，关税对广延边际影响显著为负，对集约边际、贸易比重影响不显著。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将显著提升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广延边际，FTA带来的贸易增长将集中在广延边际。

总体来看，建立与实施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对中日双边出口发展均有利。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的贸易增长将来源于集约边际即贸易规模；日本对中国出口的贸易增长将来源于广延边际即贸易产品种类，因此更富有出口竞争力，更易可持续。从竞争力、可持续角度来看，中日韩FTA的建立与实施对中日双边贸易中日本出口更为有利。

表3 关税对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

五、基于制造业的中日双边出口预测的异质性考察

作为中日双边贸易产品的主要行业，2018年制造业(3)HS2012编码章节中，共有82章属于制造业，加总数据计算得出。占日本进口中国总额的96.07%，占中国进口日本总额的99.45%，因此研究其关税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必要的，也是FTA框架下中日双边出口预测的异质性考察与稳健性检验。并且，劳动、资本、技术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是当前中日贸易产业发展冲突的主要领域，因此考察FTA贸易效应的异质性，可以对FTA对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做出有效预判以及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应对策略。

(一)制造业的划分、对应说明

根据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名称、特征、属性等，参考盛斌(2002)的制造业与HS编码对应标准[25]，参照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准确性等，将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划分、对应，如表4所示。

表4 制造业细分行业分类说明

(二)基于制造业双边出口的实证结果

依据表4制造业的划分、对应标准，表5为关税对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列(1)—列(3)中，中国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关税对集约边际、贸易比重影响显著为负，与对总体出口的影响一致，结果稳健；但对广延边际影响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不符。依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14]，贸易成本(关税水平)上升，出口的生产率门槛提高，将对出口二元边际有负向影响。但最近研究发现，门槛效应的放大将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克服贸易成本上升带来的出口负面冲击，此补偿机制下的技术创新可能扩展出口产品的种类及范围、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对广延边际有正向激励作用[26]。对比影响系数大小(见表3)，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将给中国制造业出口日本带来的集约边际即出口规模的贸易效应大于对总体的。

列(4)—列(6)中，日本制造业对中国出口，关税对广延边际影响显著为负，与对总体出口的影响结果一致，结果稳健。对比影响系数大小，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将给日本制造业出口中国带来的广延边际即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效应小于对总体的。

表5 关税对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

(三)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双边出口预测的异质性考察

表6为关税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其中，关税对中国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集约边际影响均显著为负；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其他两类制造业广延边际影响均不显著。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将给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带来的贸易效应均集中在集约边际。对比其影响系数大小，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24.980，远远大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2.384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0.257。因此，中日韩FTA将对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带来巨大的贸易规模创造效应。

表6 关税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

表7为关税对日本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其中，关税对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广延边际影响显著为负，对日本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影响显著为正。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将给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带来的贸易效应集中在广延边际，富有竞争力；而对日本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即贸易规模有负向冲击。

表7 关税对日本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结果

总体来看，中日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双边出口，中日韩FTA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均将带来贸易规模的贸易效应，其中将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利好最大；对日本对中国出口利好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种类扩张的贸易效应。FTA对中日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双边出口的异质性影响，与目前FTA谈判进程中的中日产业开放、产业发展方向冲突不一致，中日韩FTA在中日不同产业的双边贸易中也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与互利性。

六、结论及建议

基于HS2012编码6分位的贸易产品种类，本文利用2014—2018年中日双边贸易数据测算了中日出口二元边际，实证研究了关税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预测了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框架下的中日双边贸易前景。研究结论为：一是2016年后，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波动下降，均主要依靠广延边际扩张；对比广延边际，日本更具有出口竞争力优势，但有弱化趋势；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高于整体，波动趋势一致；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日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实现了二元边际的双向增长和竞争力提升，而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分别为中国、日本出口的优势行业。二是总体来看，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对中日双边出口均有利；将提升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集约边际即贸易规模，将扩大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广延边际即贸易产品种类；从竞争力、可持续角度来看，对日本出口更为有利。三是从制造业来看，中日韩FTA将为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带来的贸易效应与总体一致；其中，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规模效应大于对总体的，对日本制造业出口的产品种类效应小于对总体的，补偿式技术创新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中较为明显。四是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来看，中日韩FTA将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均有集约边际的贸易效应，其中将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带来巨大潜力；将对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有广延边际的贸易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有负向冲击。五是对不同行业影响的异质性与中日韩FTA谈判进程中的中日产业开放、产业发展冲突不一致，FTA对中日不同产业的双边贸易也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与互利性。

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动中日韩FTA谈判进程，争取中日韩FTA的早日建立与实施，实现中日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为疫情时期的全球经济与贸易复苏增添新动力。二是积极争取FTA框架下的关税优惠政策，以关税效应实现对日本出口的增长。三是重点关注中日韩FTA框架下涉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贸易政策及贸易安排，以促使FTA给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带来的贸易福利最大化。四是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提升中国出口的广延边际，避免FTA带来的贸易效应对贸易条件有不利影响，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五是以国内产业发展现状、规划、目标为依托，统筹全局，审时度势，以更开放、更公平的产业策略促成中日韩FTA的达成，互利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