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明 钟敏

【摘 要】作为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地理沿边、革命老区的典型，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进程的推进对民族团结、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模型，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4大关键性问题，而后基于2015～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数据，从基础条件与驱动因素两方面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壮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城市化与乡村振兴进程均有待加强;（2）相邻乡镇间乡村振兴进程具有竞争性，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对资源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各乡镇专一性的产业选择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进一步的，明确提出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的五种发展模式。

【关键词】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路径

【作 者】纪明，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06。钟敏，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62-0010

引 言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广泛分布于广西、广东、云南与贵州部分地区，集中聚居于广西西北部40个县域，其聚居地具有革命老区、民族自治和地理沿边的特点，是典型的民族沿边地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我国“三农问题”，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战略指引，其中民族沿边地区则是工作的重点加难点。加之2020年新冠疫情之际，少数民族聚居区乡村为防疫、抗疫提供了到位的“缓冲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能有效提升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韧性，是保障中国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所以如何准确把握壮族聚居区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路径，对提高乡村振兴战略整体实施效率、提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路径参考借鉴、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虽然是中国特色概念，但究其历史是“三农问题”，究其根本是农村发展建设问题。世界各国，如德国、日本、韩國、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进行乡村建设，虽然建设方式与侧重点不同，但均以提升乡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可持续发展[1][2][3]等作为主要政策目标。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有待进一步提升、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乡村建设百年以来一直处于摸索之中，主要经历了四大阶段[4]，历经从革命到建设、从“都市建设”到“乡村建设”两大历史性转折[5]。自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概念，致力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赋予了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20字的丰富内涵。乡村振兴战略的靶向是乡村、关键是振兴、核心是战略[6]，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相比，政策主体未发生变化，但含义更加丰富，要求也进行了拔高[7][8]，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因为历史、地理、社会等原因，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实施重点有所差异。民族地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重点与难点，应把握其特殊性，重点关注并加快推进[9][10]，实践中仍应注重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以人为主体[11]，把握多样性、主体性与文化性的特征[12]。如沈权平等（2019）[13]以朝鲜族聚居区为例，研究发现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注意乡村人口流失等5大关键问题;徐俊六（2019）[14]从民族地区地处边陲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出发，研究提出此类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需要国家大力支持与地区自力更生，并提出相关具体实践路径;安治民等（2019）[15]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等5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黔东南州的乡村振兴内生路径需要借助民族地区特色优势。此外，特色村寨的发展也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16][17]。

现有研究从各学科、各角度较全面地阐述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涵以及实施路径，但总体上仍存在几点不足。1.研究成果多为理论探讨，少有数据实证。2.研究数据范围多为县市及以上，少有以乡镇数据为研究对象。3.研究文献多将研究地区作为独立对象进行考虑，未考虑地区间的相互作用。乡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可能通过要素流动等原因对相邻地区产生影响，单考虑乡镇各自乡村振兴路径实施，不利于整体区域乡村振兴战略利益最大化。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然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局面，但内容主要涉及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不足，方法单一，数据范围不贴切，且未考虑区域间作用。基于此，本文以民族地区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模型为基础，基于2015～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数据，从基础条件与驱动因素两方面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进行探讨。

一、基于空间均衡模型的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理论机制

（一）理论机制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在于乡村得到均衡发展，社会、经济与生态等各方面综合质量向城市趋同，最终达到城乡发展质量“不同类但等值”的目标。基于此，通过建立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可以深入探讨与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与作用机制。

借鉴樊杰[18]的空间均衡模型框架，区域发展是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耦合协调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并非单一由经济发展所决定。假定城市建设的驱动力来自于城市化进程，乡镇建设的驱动力来自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城乡间生产要素与非劳动力人口均可以自由流动。即城乡发展均是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复合体，其中城市化建设中人口城市化进程、产业城市化进程与空间城市化进程分别推进城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要求、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要求分别对应乡镇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发展。为便于叙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要求归纳为“生活小康”。如图1所示。

所以区域的综合发展效益（[∑]Dm）由社会发展效益（D1）、经济发展效益（D2）与生态发展效益（D3）三者共同组成。壮族聚居区作为民族、沿边地区的典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之该地区石漠化问题严重，所以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对区域综合发展同等重要，三者权重相等，如式1所示。其中乡村综合发展效益是生活小康发展效益（D[zm]）、产业兴旺发展效益（D[Xm]）与生态宜居发展效益（D[Ym]）的函数，城市综合发展效益是人口城市化发展效益（D[Bm]）、产业城市化发展效益（D[Cm]）与空间城市化发展效益（D[Am]）的函数，如式2所示。而每一子类型的发展效益均是劳动力（Lm）、土地（Rm）、资本（Km）、企业家才能（Mm）与技术（Tm）等生产要素的函数，如式3所示。

[∑]Dm = D1 + D2 + D3 （m = 1， 2， 3）（1）

Dm = g（D[Bm]，D[Cm]，D[Am]）=h（D[xm]，D[ym]，D[zm]） （m = 1， 2， 3）（2）

D[*m] = f（Km， Lm， Rm， Mm， Tm） （m = 1， 2， 3）（3）

由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非劳动力人口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的博弈下，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最终乡村人均综合发展效益（PDR）与城市人均综合发展效益（PDU）逐渐趋于相同，即城乡发展质量达到“不同类但同值”的城乡等值化，城乡发展达到空间均衡，如式4所示。其中，[∑]DRm与[∑]DUm分别表示乡村与城市发展效益，PR与PU分别表示乡村与城市人口数。

PDR = [∑DRmPR] = [∑DUmPU] = PDU（m = 1， 2， 3）    （4）

式4成立的前提为构成综合发展效益的产品与服务没有公共产品。理由在于私人产品排他、竞争与可分割的特性使得人均综合发展效益可以由该产品提供的综合发展效益除以总人口得到;而公共产品由于非排他、非竞争与不可分割的特性，其创造的人均综合发展效益等于该公共产品提供的总综合发展效益。但实际上，构成社会发展效益与生态发展效益的多种产品与服务（如公路、公园等）多为公共产品或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属性。所以，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需要修正，借鉴何仁伟[19]的做法，在总人口前加一个修正系数α，修正后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模型如式5所示。

PDR = [∑DRmαRPR] = [∑DUmαUPU] = PDU（[α]Rt [∈] [1PR，1]， [α]Ut [∈] [1PU，1]; m = 1，2，3） （5）

（二）关键问题探讨

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模型是区域均衡发展理念的抽象表达，可以很好地阐述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进程的四大关键性问题：

第一，区域间资源竞争问题。每一类发展效益均是劳动力（Lm）、土地（Rm）、资本（Km）、企业家才能（Mm）与技术（Tm）等生产要素的函数，因壮族聚居区属于人口净流出、吸引外资不足的区域，基本生产要素的稀缺，意味着乡镇间无论采取何种差异化发展均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源竞争。适度的竞争有利于激发乡镇发展活力，但过度、恶性的竞争将阻碍区域整体的发展。

第二，城市化与乡村振兴进程的博弈问题。不可否认，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不同发展重点决定其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竞争。加之壮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原因工业化正高速发展，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所以乡村振兴与城市化问题不可避免。但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也能令城乡发展达到共赢，有利于促使乡村与城市人均综合发展效益（PDR，PDU）逐渐趋同，并演化达到更高的均衡。

第三，“不同类但等值”的多元化发展问题。壮族聚居区各乡镇间要素禀赋的不同决定各乡镇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市场对于乡镇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为乡镇的不同模式发展提供契机。同时，不同模式的乡村发展类型，使得最终构成综合发展效益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组成部分发展效益也会有差异，有利于削弱区域内恶性竞争。

第四，乡村公共服务的调节问题。其一，乡村不仅仅是生产的场所，也是农民生活的地方，乡村的职能[20]决定乡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升不能偏废。其二，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综合发展效益不会因人数倍减反而倍增，所以同样量的综合发展效益构成产品与服务中，公共产品占比越大，修正系数α越小，人均综合发展效益则越大。

综上，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路径的选择研究需要从地区产业发展等现实基础出发，解决好区域间资源竞争、与城市化博弈、多样化要素驅动与公共产品（服务）支撑四大问题。

二、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及现状分析

（一）壮族聚居区产业发展

1.产业结构

壮族聚居区全国重点镇与特色镇企业或大型企业数量较为集中，市区一般镇与县一般镇企业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就增加值来看，全国重点镇增加值最高，仅县一般镇低于壮族聚居区总体增加值，说明县一般镇没有后发优势，任由企业自主布局将陷入恶性循环。根据不同乡镇到中心城市距离对乡镇分类，峰值出现在距中心城市20千米与200至300千米内，意味着企业或大型企业的布局倾向于有一定公共设施基础的城郊与远离城市、生产要素价格低的乡村;但结合增加值而言，近城郊地区产业趋向于饱和，或因为政策要求，有向外迁移的趋势。综上，壮族聚居区企业布局重心有向远离城区的乡镇转移的动向，但主要还是在市区一般镇之中。

2.产业相对专业化程度

为描述壮族聚居区的产业专业化情况，本文利用现有数据，对壮族聚居区各乡镇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程度1进行了计算。壮族聚居区县一般镇与市区一般镇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程度最高，全国重点镇反而最低，说明县一般镇虽然产业基础薄弱，但相对而言专业化程度更高，而全国重点镇产业发展总体较好，但引入产业种类繁杂，专业化程度不高;就增加值而言，市区一般镇保持有较好的优势，其他类型乡镇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程度均在降低。从乡镇到中心城市距离来看，峰值出现在距中心城市80至100千米与140千米以上的乡镇中，印证了前文县一般镇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结论;就增加值而言，随着距离的增加，专业化程度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表明各乡镇未做好产业的筛选，引入产业时并未着重考虑设定本乡镇的专业化产业。综上，县一般镇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程度最高。

（二）壮族聚居区城市化进程

壮族聚居区总体人口城市化率2水平较低。根据不同等级对乡镇分类，2017年全国重点镇与特色镇人口城市化率最高，超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城市化率水平，属于城市化进程第二阶段，市区一般镇最低，属于人口城市化进程初始阶段[21]5～66，乡镇间城市化进程差距大;就增长率而言，所有类型乡镇均超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城市化增长率，全国重点镇甚至达到13.26%，具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从乡镇到中心城市距离来看，峰值出现在距中心城市20千米以内与160至180千米段内，说明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乡镇主要是城区发展带动与产业发展带动;就增长率而言，距离城区较近的乡镇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区域，140千米以外远离城区又没有产业支撑的乡镇是人口净流出的主要地区，人口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或向后倒退。综上，乡镇城市化进程对地区地理、产业等基本条件有要求，并非所有乡镇均适合以城市化进程为路径推进乡镇发展。

（三）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遵循指标体系建立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与可获得的基本原则，综合借鉴已有的评价指标，本文构建了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表1），并通过熵值法确权对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发展现状进行了量化分析。数据范围为壮族聚居区的299个乡镇3，部分指标数据来自于2015与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是否入评生态乡镇”“是否入评平安乡镇”“中级卫生员新增人数”分别由当年所公示的《自治区级生态乡镇、生态村名单》、《广西平安市、县（市、区）名单》与《取得广西乡镇卫生院中级资格人员名单》整理得来，特色小镇由所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与广西特色小镇培育名单整理得来，重点镇由2019年全国重点镇名单整理得来。各指标数量单位与数量级的不同将对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取无差标准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一般（表2），年均值0.2032。不同类型乡镇的乡村振兴综合指数与行政等级的高低排序一致，全国重点城镇自身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广提供适宜的土壤;市区一般镇靠近中心城区，能更多获得中心城区的工业与服务业辐射、借鉴城区生态文化与地区治理的经验、吸引高质量劳动力;相比较而言，由于县一般镇的产业资源、人力资本水平等最弱，乡村振兴战略推广最缓，所以县一般镇既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难点，又是重点。特色镇乡村振兴情况最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特色小镇的设立有利于乡镇的发展。从距离来看，峰值出现在距离中心城镇20千米以内与180千米到200千米范围之间，壮族聚居区各乡镇到中心城市的距离与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关系大致呈“∽”型变动，粗浅可以得出距离中心城区不同的乡镇应采取不同的方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三、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的发展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取

基于数据可得性、完整性与一致性的原则，本文选择壮族聚居区包括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在内的219个乡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范围为2014-2015年1。基础数据来自于2015-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部分指标由政府公示文件整理而来，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由前文计算所得。

基于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理论机制，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主要为城市化进程—人口城市化率（b）与空间城市化率（a）2;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与企业家才能等。其中，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水平（s）用于度量乡镇资本、技术与企业家才能要素、各乡镇行政区域面积（ar）用于度量乡镇土地要素、常住人口（pe）用于度量乡镇劳动力要素。一般说来，三大变量的优化均有利于推进乡村战略的进程。

为更好的判断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选用了各乡镇距中心城市（所属地级市）距离（d）与中级卫生员新增人数（do）作为控制变量，控制乡镇因自身禀赋差异对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影响。同时可以验证距离对城市发展是否具有“∽”型关系、以区域医疗水平为代表的公共设施软环境的上升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如何产生影响。其中，各乡镇距离中心城市距离为ArcGIS通过经纬度计算的地球表面距离，避免了交通距离对乡村振兴指数的内生性问题，因为一般来說，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显著的地区交通便利程度也比较好。其余指标计算方式与前文类似。

2.计量模型的建立

（1）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

据Moran'I与Geary'C指数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空间探索性分析可知（篇幅所限未列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所以使用普通回归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将有偏，应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由于乡镇间距离差异小且邻接矩阵空间相关性最为显著，本文采用以“乡镇相邻为1，不相邻为0”为原则建立的空间邻接矩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空间计量模型。

此外，空间计量模型大致可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与空间杜宾模型（SDM）三大类，其中空间自回归又称空间滞后模型，主要用于考虑因变量的空间滞后;空间误差模型主要考虑误差项的空间滞后;空间杜宾模型则同时考虑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空间滞后。本文对此进行了LR检验，结果表明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滞后、空间误差模型有差异，建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后续分析。基于此，本文初步建立如式6所示的空间杜宾模型。

ln yit = ρw['i] lnyt + ln x['it] β + θw['i] ln xt + μi + εit （6）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综合指数），xit为自变量（包括上述一系列核心自变量与控制变量），ρ、β与θ分别为变量前待估参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μi为第i个地区的个体效应，εit为误差项。为缓解模型的异方差问题，对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

（2）工具变量回归模型的建立

根据对文献的研究，城市化进程与城镇规模和乡村振兴进程可能因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联立内生性问题。为缓解模型估计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陆铭（2012）[22]、孙三百（2014）[23]等估计方法，采用滞后多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镇规模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由于乡镇数据来源有限，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人口城市化率与行政区域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二阶段估计法进行估计，估计模型如式7所示。

ln yit = μi + ln x['it] β + εit （7）

其中，各变量含义与式6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二）壮族聚居区乡村振兴战略驱动力实证检验

1.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3所示，分别报告了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广义最小二乘回归（GLS）与工具变量回归（IV_reg）的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估计方法结果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结果与其他结果相比，表明使用普通估计的确存在一定的偏误。SDM、SAR与SEM模型的空间项系数rho与lambda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相邻乡镇间乡村振兴进程具有竞争性、服务业工业相对专业化程度与城市化进程等影响因素使得相邻乡镇乡村振兴进程相互影响、相邻乡镇间的不可观测因素（如气候、地形、空气质量等）使得相邻乡镇的乡村振兴进程相互影响，后文将主要以SDM模型估计结果为主。此外，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估计结果与SDM估计结果相似。

人口城市化率（b）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55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存在显著的负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对资源存在明显竞争关系。表明某一乡镇人口城市化率进程每加快一个单位，自身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进程将下降0.552个单位，且对周边相邻乡镇产生负向影响，总效应显著，为-2.571。即在考虑到各乡镇相互影响、并控制掉乡镇规模与人口的情况下，壮族聚居区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振兴进程并未得到协调推进。同理，空间城市化率（a）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168，并不显著，但存在显著的负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某一乡镇空间城市化率进程每加快一个单位，对自身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影响不显著，但对周边相邻乡镇产生负向影响。表明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劳动力与资金等要素仍然是在地区间此消彼长，得不到外部输入。

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水平（s）在考虑空间效应后并不显著，而工具变量回归显示，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水平的系数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具有“U”型特征，表明各乡镇在产业的选择上应具有专一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高的乡镇发展服务业、工业专业化水平高的乡镇发展工业，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但乡镇间的竞争使得这一策略效果受到限制，原因可能在于壮族聚居区资源禀赋类似，政府对于乡镇的规划过于统一，没有得以区分，所以乡镇间产业专业化区分不明显。行政区域面积（ar）与常住人口（pe）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影响系数不显著，但总效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分别为-28.701与2.438，表明某一乡镇面积的扩张将阻碍总体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但常住人口的增加将推进总体乡村振兴进程。在行政区域面积总体不变的情况下，乡镇面积的扩张意味着其他乡镇面积的减少，行政管辖区域的变动不利于政府政策的一贯执行，造成负向影响引以为常;而常住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投入增加，直接有利于產业的发展。

控制变量部分。各乡镇到中心城市的距离（d）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影响系数表现为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三次项为负，但均不显著，表明距离并不是乡镇乡村振兴战略差异推进的关键。但值得注意的是，距离的空间项呈现出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三次项为负且显著的情况。乡镇新增中级卫生员数（do）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影响系数为1.59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无显著的负空间溢出效应，总效应显著达到2.233，表明乡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上升将有利于总体乡镇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即某一乡镇公共产品占比的上升能促进并放大对整体壮族集中聚居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影响。

2.不同类型乡镇分析

详细结果如表4所示。仅市区一般镇中空间城市化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市区的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市区一般镇受益，乡镇公共设施的完善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土壤。仅特色镇中乡镇距中心城市距离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特色镇应适当远离中心城区。壮族聚居区特色镇多为特色种植业与旅游业小镇（如柳江区百朋镇与银海区桥港镇），适当远离城区有利于保证所种植作物的品质与旅游的特色。除市区一般镇以外，其他类型乡镇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水平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当前除市区一般镇外，其他类型乡镇产业专业化程度仍有待于提升。与服务业与工业相对专业化水平指标类似，除市区一般镇以外，其他类型乡镇区域面积的提升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县一般镇与特色镇对常住人口的变动十分敏感，影响系数分别达到了1.040与0.466。四大类型乡镇中医疗水平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据此，公共产品与服务提升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普遍抓手。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文基础条件、驱动因素分析部分得出的壮族聚居区各项特征，结合我国较为成熟的几种乡镇发展模式，以乡镇等级分类为主，考虑到各类乡镇的数量与集中度等情况，建议壮族聚居区各类乡镇可参考如下模式发展。

（一）全国重点镇—小城镇发展模式

小城镇发展模式适用于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乡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国重点镇经济基础好，有大量企业聚集，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进程快，有劳动力基础，乡村振兴进程较快，且距离城区相对于市区一般镇而言相对较远，不存在与城区直接竞争的可能。加之全国重点镇城市化与乡村振兴难以相互促进、需要土地集聚，可以以此类乡镇为重心，村镇融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形成产居一体，逐步发展形成城区外区域次中心。靖西市、凭祥市等边贸市镇与全国重点镇特征相似，所以同样适用该种发展模式。

（二）特色镇—特色乡镇发展模式

特色乡镇发展模式适用于发展特色种植业、观光旅游业等产业的特色乡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特色镇乡村振兴进程快，拥有一定的经济、产业、人口、城市化基础，又城市化与乡村振兴进程难以相互促进，需要丰富产业类别，集聚人口、集中土地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历史文化特色村、民俗风情特色村、自然风光特色村与产业经济特色村是乡村振兴特色化需要保护的四种类型，而特色村镇的获批本就代表其具有一定的特色优势;国家与地方政策对特色村镇有一定倾斜，有利于其顺利发展。所以，深挖村镇特色，并专业化建设是特色乡镇发展的主要路径。

（三）市区一般镇—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城乡融合发展模式适用于临近市区的乡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市区一般镇经济基础一般、但有大型企业集聚，城市化与乡村振兴进程均有发展空间，唯一一个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乡镇类别，但对其他要素驱动均不显著。同时，市区一般镇因紧邻城区，有一定基础设施底子，受到城区产业辐射，且便于纳入城区发展规划之中，如南宁市武鸣区等乡镇。建议积极借助城区空间城市化等城区扩张趋势，逐步从郊区融入城区，就地城市化，加强城乡互动，实现与城区的交通、社保、消费等一体化。此外，城区发展规划应多考虑此类乡镇的全面发展问题。

（四）县一般镇—中心村+组合发展模式

县一般镇是壮族聚居区乃至全国乡镇的主体构成，数量众多、情况复杂，基于上述特征，特通过距离将壮族聚居区村镇分为相对集中与分散两大类，分别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中心村发展模式适用于没有產业基础且位置相对分散的乡镇（距中心城市120千米外的县一般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壮族聚居区部分乡镇存续于大山内，交通不便、间隔较远、基础设施普及成本高，人口较少的村镇建议采取异地搬迁、零散合并、集聚提升等思路达到空间重构、功能转型、人口回流的目的。

组合发展模式适用于没有产业基础但位置相对聚集的乡镇（距中心城市120千米内的县一般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此类乡镇应充分考虑乡镇自身资源禀赋，以乡村现代化为思路，提升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居住条件、公共服务与乡镇文化等乡镇基本条件，借鉴邻近乡镇成熟的发展模式，紧抓政策优势，形成以特色乡镇、中心村、小城镇等各种模式为内容的多样化、多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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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ATH CHO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CENTRATED

AREAS OF ZHUANG NATIONALITY

Ji Ming， Zhong Min

Abstract： As a model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gathering， geographical border areas， and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the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Zhuang concentrated settlement area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thnic unity and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regions， proposes 4 key issu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regions. The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5～2016 "Township Volume of China County Statistical Yearbook"， it analyzes ethnic regions from both basic conditions and driving factors，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Zhuang concentrated communiti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2）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etween neighboring towns is competitiv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lso have obvious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The specific industrial selection of each township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urthermore， it clearly puts forward five development models for choosing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Zhuang people's concentrated settlement area.

Keywords： Zhuang Nationality; concentrated settlement area;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