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使命的三个向度
2021-09-03李京桦杨丽敏
李京桦 杨丽敏
【摘 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担负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本文以当今世界基本公认的民族复兴之道为框架,以领土主权独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繁荣富强和取得国际地位等三个向度为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担负的民族复兴使命,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民族策略规划及这种规划加深和扩大成员之间彼此联系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使命;三个向度
【作 者】李京桦,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心副教授;杨丽敏,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河南新乡,453002。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017-009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能一次次度过逆境,与其从一开始就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分不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从最初“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中国本部统一”的最低纲领到“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复兴”正式成为一种思潮,再到当代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指航标。在中华民族复兴理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面对国内建设的问题还是国外霸权主义中不利于中华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情形,总能不断地协调和纠正背离中华民族复兴理想的路径,使中国发展的道路一直坚持沿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前进。尽管曲折影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速度,但是曲折也强化中国共产党奋起的决心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感。
本文以世界普遍承认的民族复兴的路径——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民族繁荣富强以及在国际交往中维护主权和尊严——为研究的着力点,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史料分析,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通过一系列能为广大人民理解的民族观念和政策,把分散、多元的利益群体聚合为具有统一经济基础的均质化群体和具有民族觉悟的中华民族。
一、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为中华民族复兴争取独立的使命
中华民族是中国领土上各民族的统称。独立主权和地域是形成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然而,近代的中国并不是拥有独立主权和完整领土的国家。自《马关条约》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剥夺从经济扩展到领土瓜分和政治军事侵略。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国家的人民是不安全的,经受着其他民族的奴役和压迫。西方学者霍布斯鲍姆曾指出:“美国与澳大利亚便是民族国家的最佳范例,早在18世纪末,这两个地区的所有民族特性即构成民族的要件,都已明确建立,然而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成立之前,这两个民族都是不存在的。”[1]74 因此,在近代中国,如何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就成了最现实的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观念的探索以及在危难时期能自觉对照中国现实,并以日本、德国民族复兴为参照,在鼓舞人民的士气、唤起人民的希望和民族精神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各种救亡图存的道路:有以学习西方技术见长的“洋务运动”、有依靠光绪皇帝自上而下政治改良的“戊戌变法”、更有以孙中山为领导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但是,这一系列的运动都只是考虑了中国问题中的一部分——学习技术与文化环境、封建清王朝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忽视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此外,辛亥革命中仅仅知识分子相信民族的存在是不够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所理解的民族意识形态,并不一定代表当时人民大众的忠诚和认同,其动员力量是有限的。五四运动,则突破了运动仅仅动员知识分子的局限,吸纳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阶层参与运动。
人类历史是一个有着承继关系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无数仁人志士、知识分子的不断探索、努力,中华民族复兴才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关联在一起,才有了后期中国共产党对把民族复兴思想融入政策纲领并传播到大众中去的正确认知,以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下无法建立资产阶级独立国家的反思性认知。在外国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领土侵占之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的使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中国共产党担负着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团结的使命。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就把建立“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和统一的中国本部”作为党的最低纲领,即现阶段完成的历史任务。[2]18 从那时起,中國共产党就担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当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开展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三大坚持 “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积极促成了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正是担负了历史使命,才能认识到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1925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3]3。在国共合作期间,工人运动爆发了政治大罢工;共产党人组织学生运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一批农民运动骨干;建议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军事领袖。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北伐过程中,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国民革命的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国共合作硕果累累,其中最伟大的成果是通过北伐运动结束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为民族和国家的主权独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在根据地土地革命中唤起民族意识的使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开展了长期的群众工作。为了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既要打仗又要担负打土豪筹集资金和做群众工作的职能。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为人民,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是与土地革命分不开的。最开始分田地只是个别地区实验。1928年底颁布了《土地法》,广大人民群众从分享土地的过程中,懂得共产党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开始逐渐了解了革命的意义。中华民族大众的民族意识扎根在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多个根据地陆续开展了土地革命。
与共产党的团结路线不同,国民党孜孜以求的目标是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共合作失败后,是国民党倒行逆施的10年。国民党罔顾日本突然袭击东北、爱国人士和人民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把革命的中心放在彻底消灭共产党而不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上。在国民党政府坚持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军队步步紧逼进犯上海,最后抗击日本的十九路军被国民党出卖。与国民党政府媚外独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对国民党的围剿,一方面积极联系各阶层爱国人士推动抗日运动,积极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义勇军进行曲》最能反映那一时期抗日救亡的气氛。歌曲表达了全民族的悲愤,也唤起了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中爱国人士抗日的斗志和爱国激情。
长征路上,共产党深处艰难困境,仍担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坚持在农村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抗日与民族独立的思想观念。中国共产党依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1935年6月,华北失守,整个华北地区危在旦夕。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
第三,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共产党已经拥有了合法地位,在全面抗日中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抗日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和党的建设。“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中共关于与日本国进攻卢沟桥的通知电报》,呼吁:“平津地区危在旦夕!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只有让全中华民族都参加抗日战争,才是我们的出路!”[4]119
日本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三光作战”(杀光、强光、烧光)使民心背离,激发了华北人民坚决抗日的决心。在抵御日本侵略势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宣传工具发展出了把抵抗外敌、反抗屈辱、国家主权和民族危亡联系起来的国家思想和民族思想,并通过干部下乡、土地革命、深入群众、长征沿途的宣传等方法把这种思想成功地传达到了更广大的普通大众中去。中国共产党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了生存而斗争,这种民族意识与人民的切身经验相吻合,牢固地与人民大众的直接经验相联系,更容易促进共同联系纽带的形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三”制、精兵简政等政策,建设了应对日军“扫荡”的有力根据地。华北作战扭转了中日战争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用民族意识和社会变革唤起广大农民团结起来,有组织地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在抗日救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一致抗日”的主张:“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2]553“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2]554 尤其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团结各民族一致抗战的政策,并明确提出“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主张,“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2]554。在共产党带领下,“民族‘天赋使命的情感价值为种族主义话语向爱国主义精神转换提供了转换的桥梁。‘中华民族同胞要团结起来‘中华民族要强大和复兴‘中华民族要反对剥削和压迫等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最有力的政治话语”[5]。
第四,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全国土地改革和建立新中国的使命。在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发展的初期,尽管只有一部分少数精英和知识分子,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建设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担负民族复兴的使命,在于它始终把全体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为此付出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主权独立和国家建设的政治行动过程中,深入社会基层,用民族观念把各阶层、各特殊文化领域联结起来,建立了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团结一体感和自我意识,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和理想。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各项政策方针,不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严格治党,合理布置军事防御。毛泽东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在1946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推翻了封建体制的根基,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已收复城市,中國共产党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生产,保障城市稳定。
总之,在近代中国,正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和残酷掠夺,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觉醒。国共合作时期,成功地结束了国内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外敌入侵的过程中,深入农村,前所未由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了成员间彼此联系的纽带,为战后中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从人民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民族政策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1月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明确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应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2]991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少数民族参军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2]1290 充分保证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激发少数民族支援前线的热情,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得到了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的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把社会革命中的土地革命与政治上的民族复兴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6]86,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也得益于土地革命和华北广大农民的支持。这一意识形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期盼,得到了广泛的拥护与支持,并通过土地革命渗透到了全国。中国人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权力和土地,成为自己的主人。从此,国家—民族的特质和各民族命运关联在了一起。
第一,中国共产党担负着为整个国家夯实物质基础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获得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要想生存,发展是必要的前提。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将中国从“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7] 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追求。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有效整合全中国力量的政权。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态作为革命的基础。这一意识形态就是让穷人翻身,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对务实的政策。在1949年到1953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持续了联合阵线的成就,快速提高了生产力。正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计划使它把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有不同势力组成的社会转变为由共产党统一领导的稳固的政权。1950年6月党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事关全国人民,是真正促使民族平等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平等政策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农村生产权是其中的一环。中国共产党进行农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新的“包产到户”的生产模式——“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制度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保证了农民生产和投入的积极性。农户责任制的实施,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解决了困扰新中国30年的粮食短缺,并对中国工业生产和城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农村的生产问题之后,还面临着整个现代化目标达成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改革的对象是国有企业。中国城市改革中,在吸引外国投资的改革中取得成果,外来投资遍地开花。中国共产党从1979年公布第一个中外合资法之后,外资就开始纷纷涌入。1980年8月,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地设置经济特区。这四个地区供外国直接投资。1984年,我国陆续开放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这些地方率先引进新技术、新科技,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1984年,中国共产党公布一项重要的改革计划:经济结构改革。这项计划使中国本土市场力量大大增加,乡镇企业也在一步一步走向腾飞。中国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农户收入的大部分是乡镇企业雇佣所得。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民的教育、文化和精神面貌,是我国农民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新时代,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策略:自贸区建设、大亚湾建设等;制定了引领全局的新理念:供给侧改革、引领新常态和发展新理念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的成就: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增长到80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8] 尽管经济增长与政治信任和良好治理有着必然的关系,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强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需要中国共产党能有效地引导经济的发展,并把经济发展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和执政能力的资源。随着人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国家更加重视分配调节,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中国共产党承担着经济发展与扶贫双重使命。在国家经济好转之后,1986年6月,中央政府组建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按照扶贫标准确定了明确的扶贫地区,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258个,地方政府扶持的贫困县664个。1994年,制定扶贫开发基本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提出要“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9]161,计划在1994年到2000年7年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2004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1月起颁布了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结束了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这项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农民的关爱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记共同富裕的初心和使命。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针对贫困人口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彰显出我们党对扶贫目标认识的逐步深化,也标志着我国脱贫攻坚开始踏入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治理新格局,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2013年12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决定,这一决定开启了瞄准单元由村一级向以家庭为单位的转变,也将我国扶贫治理推进到一个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中心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党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壮大集体经济。[8] 习近平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10]255
教育和社保是民生的依托。2001年推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2002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业生产“四项补贴政策”(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等,2007年还启动了旨在为因病、因残、因老等贫困群体提供最后安全阀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措施不仅为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做了兜底性制度安排,也开启了“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的“两轮驱动”减贫时代。
第三,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使命。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最终是实现各民族和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1979年开始,中央组织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1978~1985年,重点是以改革农村经营体制为扶贫主要对象,把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生产力,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1986年,进一步明确扶贫目标,确立开发式扶贫方针,走向农村社会主义市场道路。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更加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2000年,我国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一直是优惠政策,也就是对少数民族的“补偿政策”,采取的是优先发展政策和财政倾斜政策。[11]中央政府一直都非常重视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支持和补贴政策,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少数民族师资和干部培训,每年向少数民族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以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除了财政补贴、贸易和贷款优惠外,国家还在税收方面提供政策优惠。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贸易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政策。[12]577
第四,中国共产党担当着全方位民族复兴的使命。我们的小康社会目标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有关人民幸福的诸多要素。我国制定的高水平小康社会目标包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殷实。[13]333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高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政治建设、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工程。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更加重视精神文明、思想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先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有关文化、精神和生态等全面布局的思想体系。
中华民族建设和复兴需要通过共同经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相互协作的制度把全国人民联合成为一个伟大富足的经济共同体,也需要民主法治思想的不断完善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解决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法律依据,为全国不同地区人民提供共享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
三、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为中华民族复兴创建国际地位的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用“民族复兴”作为民众团结抗击外敌的纽带时,就说明我们已经是在以民族视角来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但是,并不是国家建立了,民族的内涵就会应运而生。[1]74 全球化战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性导致任何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能在孤立中获得主权和力量。国家可以从维护主权的能力中获得权力。杜赞奇指出:“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其政治自觉,而在于其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民族的成长、强大不仅需要回溯自己的历史还需要全球化体系所产生的一系列话语支撑。”[14]69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不参与国际交往,无异于社会关系被剥夺和国家被流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世界已经形成了各国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政治和经济规则,大量的全球化贸易行为经由国际组织为中介完成。也就是说,这些国际组织由西方国家主导成立,主要负责特定区域和特定领域事务的联结、沟通、协商与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参与到这个平台的关系和沟通,就需要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吉登斯指出,在全球发展的趋势之外,在维持全面自主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更传统的社会形式能够与西方现代性权力抗争。[15]152 在全球化背景中新国家成立之后,要想发展贸易、经济,就必须以本国的部分和全部居民的形式与其他国家的部分和全部居民发生着利益关系,否则国家发展缺乏资金和技术,依靠自己还是会落后、软弱。毕竟国家软弱时,民族在现实中是站立不起来的。中华民族必须在全球化的世界、在与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的正面碰撞中,把自己的价值、伦理和日常生活规则的连续性自主化,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文化。中华民族需要学习新的科学和技术,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自强不息的意识、自力更生的努力、学习先进的勇气,在“我者”与“他者”的参照系中追求民族的尊严和平等。
第一,中国共产党担负着中华民族主权被承认的使命。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标准是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理念导致西方国家对当时的中国并不友好,甚至充满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本来急需他国帮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使我们陷入孤立。吉登斯曾指出:“新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也依赖于国家之间相互承认对方拥有合法的自主性领土。”[16]107~108 但是,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这一时期,美国关闭对我国的贸易通道,断绝和我国外交关系。
由于西方国家在世界霸权中获得不菲的利益,因此它们作为整体采取了和美国一致的行动,并不看好新中国。维勒指出:“民族拥有一种经济体系,借由这种体系,它尽可能地为所有成员提供迁徙自由,并使一种共同的‘内部道德发挥效用,与此同时,‘外人则会受到歧视,并作为‘外部道德的结果被当作敌人。此外,法律权利和义务将所有的民族成员紧密相连,但同时却将‘外人通过排除性条款排除在外。”[17]55 在西方国家整体排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加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思想,到1949年底,同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为了国家地缘政治安全考虑,我们进行抗美援朝,在维护国家长远安全的同时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中国外交政策一直在冷战中寻找突破。1951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18]25。1953年12月,周恩来先后访问印度、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新成立亚非国家发起了不结盟运动。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首次自觉思考国际体系和权力平衡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极端恶劣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主动承担起维护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使命。1956年9月,毛泽东表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19]246。
除了要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我們还要面对俄罗斯大民族主义。波匈事件爆发后,我们的政策方向从学习苏联调整为以苏联为鉴。之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1959年,苏联借印度问题撤走专家,停止援建。1962年10月,美国怂恿印度侵犯中国边境,中印战争爆发。之后,苏联不断地侵扰我国珍宝岛的居民并打伤边防战士。中华民族尽管处于危难时刻,面对外敌入侵,依然能爆发极大爱国热情,为民族利益而战。中国边防部队的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击溃了来犯苏军,保卫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只要拉美国家愿意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可以;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很好。”[20]403 实践证明,我们跳过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封锁,积极和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中驱逐出去。中国取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开始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
美国和苏联之所以敌视中国,是想借助手中的权力控制中国,借此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华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不逊色,我们尽管有挫折,但是从不受胁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在抗美援朝,反击越南、印度和苏联的战争中,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坚守民族的利益和民族安全,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赢得了一席之地。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尽管极其困难、不断受到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改善了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到1979年和我国建交的国家增至120个。1979年初,苏联支持越南侵犯我国,我国连续两次教训了越南,提升了人民的自信。
回顾历史,我们也有教训: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联合孤立中国,并不断支持外敌侵扰我国情况下,我们产生了应激性民族主义情绪,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向了极端。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就面对美国、苏联两个大国的孤立和敌对,在最需要帮助之时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扭转了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运行的势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的独立自主政策也使得中国避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1978年邓小平快速地撥乱反正、决心推动改革时,在最大程度上独立运作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一直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第二,中国共产党担负着中国成为世界格局重要组成部分的使命。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是国际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剧目之一。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少数重要大国制定的国际治理制度的平衡将会重新整合。中国的崛起也通过国际舞台一步一步实现。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不断地寻找加入国际组织的机会。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1996年,中国和东盟十国建对话关系;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加入20国集团。在这些组织中,中国的意见受到重视,经济利益得到维护。
二十世纪末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提上日程。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经过多次会谈,据理力争。1997年7月香港、1999年12月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形象,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改变,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传统文化、体育精神和综合国力。奥运会之后,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同时提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度。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相应地,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塑造力都在不断提高。我国通过调整国家战略资源配置,一直主动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承担更多大国责任,塑造了自身国际地位的新内涵。[21] 新中国必须习惯西方国家民族国家规划中强调集体荣誉、地位意识、观念和格局的思维,并积极主动地寻求改变。
第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发展中国家组织自身联盟的领导者使命。中国崛起之后,亚洲恢复了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改变了亚洲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遵从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标准的原则。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联盟,就必须改变亚洲组织规则碎片化带来的发展障碍,创建可以维护亚洲国家权力的地区合作组织。中国对于亚洲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的思考,最终落实到实处。
西方民族国家在国际上形成的格局是以准阶级关系的形式彼此竞争的,不同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同行业。我国积极参与制定和推动多个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并致力于改革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安排,完善我国的行业结构。2014年,“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开发、产能合作、金融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实施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服务领域合作得到加强,贸易与产能合作不断深化,大量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产业合作项目成功落地并取得显著进展,人文交流逐步扩大。2016年,亚投行成立,成为第一个由中国发起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提供金融服务。
新兴国家需要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国际合作的原则是国家发展可以不损害别国利益,但是其发展并不会照顾他国的福利。国际原则影响着新兴国家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并在国际交往中根据自身的力量做相应的调整和挑战秩序的选择。新兴国家需要加入大国组成更广泛的联盟,这是国际组织发展的趋势。2015年,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0]43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顺应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比如,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不干涉他国的政治。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我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应付全球性的新挑战(核武器、反恐、生态环境和国际安全、缉毒、维和、援建等),积极履行国家义务,承担国际责任。今天,面对新冠疫情,习近平亲自指挥,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首先在国内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在全球率先复苏经济,并对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资源和疫苗的资助。据统计,2020年以来,中国共为六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和防控专家,中国运送医疗物资近800万件,共计6万多吨……有力地支持了国际抗疫行动。[22] 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表现,向世界证明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表明了中国维护全人类共同体利益的责任担当。
总之,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经历了国内外压力、思潮和运动的影响。比如1999年美国突然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尽管在这两起事件中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显露无疑,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屈服。最后,南斯拉夫事件以道歉、赔偿伤亡人员损失;撞击事件以道歉、飞机拆分运回结束。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肩负着民族复兴使命——在国际上坚守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坚守自身传统文化和利益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地区合作的主导力量和世界格局力量中的重要一份子。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平等地位不是民族主义原则所赋予的,而是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平等性只是纸面上的东西”[23]12。当今世界,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说,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也是改革者,努力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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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MISSION 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Li Jinghua, Yang Limin
Abstract: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houldered the mission of rejuven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standing up to becoming rich and then becoming strong. The paper takes the wa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hich is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world today as framework, focusing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analyzing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undertake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pointing ou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respective period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this planning in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the ties among its members.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mission; three dimensions
〔责任编辑:俸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