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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优化

2021-09-03杨远根

改革 2021年8期
关键词:财政政策乡村振兴

摘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新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较多。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是推进乡村振兴,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而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可以而且能够从加大财政投入总量、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方面充分发挥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财政通过进一步加大对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教育发展的投入力度,完善支持土地要素流转和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机制,解决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农民收入,提振农村消费,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畅通。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8-0052-1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意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为此,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在积极寻找堵点和断点,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言献策。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的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查找判断堵点断点的根本依据。凡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点就是堵点断点。消费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应当从消费出发,立足消费查找堵点断点。

本文试图从农村居民消费入手,对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进行溯源研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平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根据Wind数据,2019年,在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总额中,城镇居民消费占78.33%,农村居民消费占21.67%;从城乡人口结构看,目前城镇人口占60.6%,农村人口占39.4%。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6 063.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34 033.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到城镇的50%。如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能够进一步提高,将会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以下问题:农村居民消费与国内大循环有何关系?如何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财政政策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本文主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就促进农业生产和提振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来开展研究。

一、相关文献综述

就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社会各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积极寻找堵点。从有关文献和媒体材料来看,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是堵点在供给侧。有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高[1]。当前,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2]。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这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3]。

二是堵点在需求侧。有研究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但也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4]。外需的不可持续性和波动性决定了我国经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5]。近年来,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消费环节存在的主要堵点是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居民消費意愿不足[6]。

三是堵点在技术侧。有研究认为,我国基础核心技术与创新设计能力薄弱,高端和高质量供给能力不足,一些高精尖产品、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自主控制能力不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运行的断点和堵点。需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着力点,破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的断点和堵点,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7]。我国面临“卡脖子”的技术领域还有很多,有些领域还存在空白,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攻克的难关。科技创新是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8]。长期以来,我国以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内企业核心技术过分依赖于进口以及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而削弱了内生的研发创新动力,严重威胁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乃至创新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新的国际科技竞争新形势的重大战略性部署与战略调整[9]。

四是堵点在市场侧。有研究认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市场运行基础和保障。当前国内市场发展还存在脆弱性,距离建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仍有一定差距,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能力有待提升[10]。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国内规则更好地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11]。现阶段,我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物流仓储设施严重缺乏,物流成本较高,物流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素自由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商品和服务跨区域流动仍不畅通[12]。

上述这些观点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从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视角来研究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文献还不多。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大循环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分析,认为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堵点,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二、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

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畅通国内大循环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及推进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一)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是消费环节的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实现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能够实现内部可循环,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就不能保障国家安全稳定。要实现国内大循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每个环节都必须畅通。无论哪个环节出现堵塞,国内大循环都不会畅通。在这些环节中,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消费环节的畅通。因为影响消费实现的因素很多。消费的实现通常需要几个前提,要手里有钱,有钱可花,有钱能花,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有物可买,钱花得出去。只有这些因素都具备了,消费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生产与消费的大循环。从静态来看,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从动态来看,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没有消费,生产也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生产的产品只有被消费者使用,生产才算最终完成,并开始新的循环。但生产与消费通常存在着矛盾,生产的产品不能顺利地被消费者消费,导致生产与消费大循环不能顺利进行。因此,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

(二)消费环节畅通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振兴

消费不仅包括城镇居民消费,而且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聚居的地方,承担着农业生产并提供粮食等农产品的任务。农村居民消费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振兴了,农村居民就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就有了保障。实际上,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由一系列的子循环构成。其中,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循环:一个是农产品进城循环,一个是工业品下乡循环。这两个循环之所以是最基本的,是因为农产品进城循环解决的是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工业品下乡循环解决的是农村居民的工业品需求问题。没有这两个基本循环,或者说这两个基本循环不畅通,城乡居民就难以正常生活。这两个基本循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来说,农产品进城循环是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城销售给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支付相应款项,农民获得相应收入,完成进城农产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农产品的循环。工业品下乡循环是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下乡销售给农民,农民支付相应款项,企业获得相应收入,完成下乡工业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工业品的循环。这两个基本循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一个循环的完成以另一个循环的顺利完成为条件。只有进城农产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农民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下乡工业品的购买力。同样,只有下乡工业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企业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进城农产品的购买力。因此,这两个基本循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另一个循环也就不能实现。这两个基本循环的本质是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相互交换。

上述两个循环可以抽象成下面的简单模型:按照产品用途,将整个社会产品分为两大类,即农产品和工业品,分别用L和G 表示。农产品主要满足食品需要,工业品主要满足非食品需要。分别用c、v、m表示产品生产的物耗成本、人工成本和剩余产品价值。进城农产品的价值为L(c+v+m)-L(c+v)= L(m)>0,否则,城镇居民就缺少食品,农村居民也无力购买工业品。下乡工业品的价值为G(c+v+m)-G(c+v)= G(m)>0,否则,农村居民就缺少工业品,城镇居民也无力购买农产品。同时,要畅通整个国内经济大循环,还必须满足L(m)=G(m)的条件,否则,当L(m)>G(m)时,农民购买力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下乡工业品供不应求;当L(m)

(三)农村居民消费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

在工業品循环和农产品循环这个问题上,农产品循环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一是因为农业是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循环中,农业承担着重要任务,不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经济作物,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没有第一个循环,城镇居民吃饭就成了问题。二是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既要面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风险,又要面对市场供求变化的风险。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农业抗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农业生产进入壁垒较低,生产者众多,导致农产品供给弹性大,而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从而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形成农产品价格偏低、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同时,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综合成本高,储存保管困难,使得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对农业生产要给予特殊的支持。三是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由于学历水平总体较低,在市场竞争和权益维护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农民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四是因为农村是相对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面积大,受农业生产半径影响,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同时,社会资源有限,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常较低。因此,对农村发展要加大投入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循环之所以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三农”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使农产品循环得到了畅通,农村消费潜力得到了释放。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大循环要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同样要不断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振兴农村居民消费。因为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生活富裕,而生活富裕的重要标志就是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升。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重要基础,没有乡村振兴,国内大循环就会遇到梗阻,就无法畅通。

(四)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济大循环的条件经常会得不到满足,循环经常会受到破坏或者在低水平上进行。如何使受到破坏的条件得到满足,使中断的循环继续进行,使低水平的循环向着更高水平上推进,不同的理论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是市场调控论。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始终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经济运行会自动实现供需平衡。当生产不足时,价格上涨,促进生产增加供给;当消费不足时,价格下降,刺激需求扩大消费,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畅通经济大循环。市场调控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应当少干预,政府只是为市场提供基础环境,做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是需求调控论。凯恩斯主义认为,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是经济大循环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运行本身总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着经济循环的顺利进行。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并没有足够强大的自动机制,促使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为此,国家应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三是计划调控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供给与需求必须保持平衡。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经常遭到破坏。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两大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可调和,供给与需求不能保持平衡,从而导致经济大循环无法顺利进行。为此,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调控,从制度上铲除引致破坏经济大循环的因素。

四是宏观调控论。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五是规划导向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宏观调控论,强调规划对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把规划引领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当前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各个国家都是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式,几乎没有单纯依靠计划或市场进行调控的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不同,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供需平衡,畅通经济循环。也就是说,畅通经济大循环需要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这是由财政政策工具的内在功能决定的。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参与分配取得的商品,形成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履行职能需要消费的商品,形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因此,财政的一收一支必然会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可以对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产生重要调节作用。更高水平的循环可以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和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财政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资源配置的规模和结构。作为生产成果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乡村振兴作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过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际上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过程,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过程,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实现生活富裕的过程。因此,财政政策可以对乡村振兴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进行。

三、我国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现实分析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考察,生产能力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潜在规模,消费水平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现实水平。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消费包括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乡村振兴的程度。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和堵点。

(一)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经济总体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农业生产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具有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有着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六位。第二,我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联合国颁布的产业分类国际标准,所有的工业行业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来说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越完整,这个国家的生产成本越低,生产配套的效率越高。因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和很低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产品,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如此,还可以确保国家在战时或外部封锁之后能够生产一切所需的产品,因而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不仅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且有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仅是我国综合生产成本低、对外资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而且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优势。第三,我国有着强大的农产品生产能力。我国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根据Wind数据,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6000亿公斤,2015年突破6500亿公斤,之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2020年达到66 949亿公斤。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于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大豆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油菜籽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甘蔗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第四,我国有着众多的市场主体。根据Wind数据,2018年,我国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亿户,达到11 020.1万户。其中,企业3474.2万户,个体工商户7328.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17.3万户。到2020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3 840.7万户,其中企业4331.4万户,个体工商户9287.2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22.1万户。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将推进国内大循环再上新台阶。

但是,从农业生产来看,存在着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趋势。农业比较利益实际上是农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比较的结果。近年来,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与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涨在不断挤压农业比较利益。第一,从农产品价格来看,上升空间不大。有研究表明,与国际市场比较,2015年以来,我国谷物的价格平均高出30%~50%,大豆价格高出40%~50%,棉花价格高出30%~40%,糖的价格高出60%,牛羊肉价格高出70%~80%[14]。第二,从亩均产值看,亦呈下降趋势。根据Wind数据,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产值于2011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41.9元/亩,2014年达到最高,为1193.4元/亩,随后却出现下降趋势,2018年下降到1008.2元/亩。第三,从亩均成本看,呈上升趋势。种粮总成本2013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26.2元/亩,随后逐年上升,2018年达到1093.8元/亩。第四,从净利润来看,呈下降趋势。以总成本计算的净利润于2011年达到最高,为250.8元/亩,随后波动下降,2016年以后为负数,2018年为-85.6元/亩。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不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长此下去,有可能使农业生产成为制约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影响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二)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但农村居民消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多样化,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优质的商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服务等。但总体上看,我国强大国内市场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突出表现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进行的一个堵点。

第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14 491.4元增加到2019年的21 558.9元,年均名义增长8.3%。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19 968.1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063.4元,年均名义增长7.0%;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8382.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名义增长9.7%。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额从2014年的11 585.5元扩大到2019年的14 735.7元,城镇居民消费始终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倍以上。从农村内部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差距也较大。2019年,年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上海(22 448.9元)、北京(21 881.0元)和浙江(21 351.7元),年人均消费不到1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山西(9728.4元)、甘肃(9694.0元)和西藏(8417.9元),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西藏相差2.7倍。

第二,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水平低。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通常有两个,分别是恩格尔系数和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质量越高。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越高,说明消费质量越高。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然持续下降,但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于城镇家庭,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以食物、衣着和医疗等生存性消费为主,享受发展性消费占比相对较小[15]。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28.2%,比2014年的31.0%下降2.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30.0%下降到2019年的27.6%,下降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3.6%下降到2019年的30.0%,下降3.6个百分点。从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来看,2019年全国居民这一比重为45.6%,比2014年的40.3%上升5.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42.3%上升到2019年的48.2%,上升5.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5.1%上升到2019年的39.7%,上升4.6个百分点。从绝对水平来看,2019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为14 735.7元/人。其中,服务性消费差距为8227.5元/人,占55.8%。

第三,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对不足。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2019年,城镇居民拥有家用汽车43.2辆,而农村居民只有24.7辆;城镇居民拥有洗衣机99.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1.6台;城镇居民拥有电冰箱/柜102.5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8.6台;城镇居民拥有彩色电视机122.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117.6台;城镇居民拥有空调128.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71.3台;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72.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27.5台。

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必须以消费的高水平实现为前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足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着堵点。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将会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进行。

(三)从农村消费溯源来看,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堵点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增收难度大

第一,农村居民消費与农村居民收入高度正相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增长12.4%。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解释99.9%的农村居民消费。也就是说,收入多,消费高;收入少,消费低。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2元增加到2019年的30 732.8元,年均名义增长13.5%,实际增长8.4%。其中,城镇居民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19年的42 358.8元,年均名义增长12.5%,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名义增长12.4%,年均实际增长7.7%。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2019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少26 338.1元。如果农村居民收入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将会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更快增长,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循环。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着四大制约因素。按照现行统计制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个部分。与这四个方面相对应,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四大制约因素。

从工资性收入来看,农村居民学历水平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38.7%逐年上升到2019年的41.1%。从绝对额来看,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3652.5元/人增加到6583.0元/人。同期,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从16 617.4元/人增加到25 565.0元/人。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从12 964.9元/人扩大到18 982.0元/人。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学历水平较低。學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能力。一般说来,学历越高,就业能力越强,收入水平越高。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比较低。根据Wind数据,2019年,我国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人数占全部农民工的1.0%,小学毕业人数占15.5%,初中毕业人数占55.8%,高中毕业人数占16.6%,大专及以上毕业人数占10.9%。农民工学历水平低导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2019年,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27.4%,在建筑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18.7%,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36.4%,其他行业占14.8%。从工资收入的行业分布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

从经营净收入来看,农业比较利益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有较大比重。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从3934.8元/人增加到5762.0元/人,年均增长6.6%,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6.0%。所占比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下降趋势。

从财产净收入来看,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较少。2013—2019年,全国居民财产净收入从1423.3元/人增加到2619.0元/人。其中,城镇从2551.5元/人增加到4391.0元/人,农村居民从194.7元/人增加到377.0元/人。同期,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7.8%上升到8.5%。其中,城镇居民从9.6%上升到10.4%,农村居民从2.1%上升到2.4%。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而不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对于广大农村居民来说,除承包土地外,其他财产规模较小。目前农村土地虽然实行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经营权闲置多、流转少,没有变成可投资、有收益的资产,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少。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从流转土地的供给方来看,土地是农民生活生存的最重要和最后的保障。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农民虽然离土进城,但宁愿将土地闲置、抛荒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从流转土地的需求方来看,农村承包土地地块面积小,很难形成规模经营,农业是一个弱质低效产业,如果再加上土地经营权流转费用,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就更低了。从流转土地抵押贷款供需双方来看,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存在评估价值低、贷款期限短、金融机构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等问题,借款人借款的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额小、成本高,特别是抵押物处置难度大、风险高,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不愿贷、不敢贷”的问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也不高[16]。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土地需求与土地供给信息不对称。所有这些因素,造成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困难。

从转移净收入看,政府转移性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因素。从人均转移净收入来看,全国居民从2013年的3042.1元增加到2019年的5680.0元。其中,城镇居民从2013年的4322.8元增加到2019年的7563.0元,农村居民从2013年的1647.5元增加到2019年的3298.0元。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报销医疗费等。城乡之间居民转移净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社会保障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虽然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不同保障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较大。根据Wind 数据,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624.0元/人月和444.6元/人月,二者相差2152.8元/人年,农村居民低保标准为城市的71.3%。农村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也远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退休职工。

(四)从财政实力来看,财政政策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根据Wind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152 26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82 895亿元,年均增长3.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69 267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82 771亿元,年均增长3.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42 33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93 489亿元,年均增长17.2%。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2551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4778亿元,年均增长13.4%。财政实力的增强为财政政策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资金保障。

四、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财政政策优化建议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必须解决四大制约因素。而这四个方面,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支持乡村振兴责无旁贷。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充分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解决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畅通。

(一)進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促进农村产业振兴,是提高农业经营比较效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措施。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对农林水支出规模在不断加大,从2010年的8129.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2 862.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始终稳定在9.0%以上,对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加农民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力度,着力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或干不好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传统基建的投入。继续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强农业水利工程建设和配套改造,提高农业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加强农田和机耕道路建设,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机械化耕作、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提升全产业链设施装备支撑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稳定农业生产,提升农产品供应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新基建的投入。发展智慧农业,加强对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促进大数据、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提升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支撑能力。完善财政投入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农业新基建中来。三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生物育种的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健全对农业种业技术的研发培育和推广应用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促进育繁推一体化。通过完善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物技术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有效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持

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增强农村居民就业能力的重要举措。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总体较低的问题,应继续强化城乡教育机会均等政策,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减少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从根本上解决其就业能力和收入低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关联度高。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教育水平不高、接受职业培训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并制定财政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就业能力和获取收入的能力。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新基建的投入。要加大对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加快发展面向农村居民的网络教育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均等的学习机会。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形成农村居民增收长效机制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的有效形式,使农村土地资源变成土地资产。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村居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变成股东,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土地抵押贷款,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农民获得经营性收入。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使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获得薪金收入即劳动报酬收入。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财政政策。对于土地流出农户,财政按照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年限和流转面积给予适当补贴。对于土地流入农户,财政按照抵押贷款合同给予贴息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出的农民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免费提供就业创业培训,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对创办实体的农户给予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转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支持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土地流转信息,加强对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对涉及土地流转业务的人员开展培训,对土地流转评估相关费用给予适当补助。

(四)进一步完善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相关政策,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一是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补贴政策。完善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将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的购买纳入农业补贴范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牢基本生活底线。三是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待遇。支持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正常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金待遇,增加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收入。四是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鼓励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扩大参保面,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大到城乡所有参保失业人员,实现城乡全覆盖,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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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意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为此,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在积极寻找堵点和断点,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言献策。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的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查找判断堵点断点的根本依据。凡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点就是堵点断点。消费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应当从消费出发,立足消费查找堵点断点。

本文试图从农村居民消费入手,对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进行溯源研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平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根据Wind数据,2019年,在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总额中,城镇居民消费占78.33%,农村居民消费占21.67%;从城乡人口结构看,目前城镇人口占60.6%,农村人口占39.4%。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6 063.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34 033.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到城镇的50%。如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能够进一步提高,将会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以下问题:农村居民消费与国内大循环有何关系?如何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财政政策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本文主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就促进农业生产和提振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来开展研究。

一、相关文献综述

就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社会各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积极寻找堵点。从有关文献和媒体材料来看,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是堵点在供给侧。有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高[1]。当前,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2]。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这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3]。

二是堵点在需求侧。有研究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但也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4]。外需的不可持续性和波动性决定了我国经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5]。近年来,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消费环节存在的主要堵点是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不足[6]。

三是堵点在技术侧。有研究认为,我国基础核心技术与创新设计能力薄弱,高端和高质量供给能力不足,一些高精尖产品、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自主控制能力不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运行的断点和堵点。需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着力点,破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的断点和堵点,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7]。我国面临“卡脖子”的技术领域还有很多,有些领域还存在空白,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攻克的难关。科技创新是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8]。长期以来,我国以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内企业核心技术过分依赖于进口以及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而削弱了内生的研发创新动力,严重威胁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乃至创新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新的国际科技竞争新形势的重大战略性部署与战略调整[9]。

四是堵点在市场侧。有研究认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市场运行基础和保障。当前国内市场发展还存在脆弱性,距离建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仍有一定差距,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能力有待提升[10]。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国内规则更好地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11]。现阶段,我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物流仓储设施严重缺乏,物流成本较高,物流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素自由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商品和服务跨区域流动仍不畅通[12]。

上述这些观点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从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视角来研究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文献还不多。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大循环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分析,认为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堵点,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二、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

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畅通国内大循环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及推进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一)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是消费环节的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实现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能够实现内部可循环,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就不能保障国家安全稳定。要实现国内大循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每个环节都必须畅通。无论哪个环节出现堵塞,国内大循环都不会畅通。在这些环节中,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消费环节的畅通。因为影响消费实现的因素很多。消费的实现通常需要几个前提,要手里有钱,有钱可花,有钱能花,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有物可买,钱花得出去。只有这些因素都具备了,消费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生产与消费的大循环。从静态来看,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从动态来看,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没有消费,生产也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生产的产品只有被消费者使用,生产才算最终完成,并开始新的循环。但生产与消费通常存在着矛盾,生产的产品不能顺利地被消费者消费,导致生产与消费大循环不能顺利进行。因此,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

(二)消费环节畅通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振兴

消费不仅包括城镇居民消费,而且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聚居的地方,承担着农业生产并提供粮食等农产品的任务。农村居民消费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振兴了,农村居民就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就有了保障。实际上,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由一系列的子循环构成。其中,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循环:一个是农产品进城循环,一个是工业品下乡循环。这两个循环之所以是最基本的,是因为农产品进城循环解决的是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工业品下乡循环解决的是农村居民的工业品需求问题。没有这两个基本循环,或者说这两个基本循环不畅通,城乡居民就难以正常生活。这两个基本循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来说,农产品进城循环是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城销售给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支付相应款项,農民获得相应收入,完成进城农产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农产品的循环。工业品下乡循环是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下乡销售给农民,农民支付相应款项,企业获得相应收入,完成下乡工业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工业品的循环。这两个基本循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一个循环的完成以另一个循环的顺利完成为条件。只有进城农产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农民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下乡工业品的购买力。同样,只有下乡工业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企业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进城农产品的购买力。因此,这两个基本循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另一个循环也就不能实现。这两个基本循环的本质是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相互交换。

上述两个循环可以抽象成下面的简单模型:按照产品用途,将整个社会产品分为两大类,即农产品和工业品,分别用L和G 表示。农产品主要满足食品需要,工业品主要满足非食品需要。分别用c、v、m表示产品生产的物耗成本、人工成本和剩余产品价值。进城农产品的价值为L(c+v+m)-L(c+v)= L(m)>0,否则,城镇居民就缺少食品,农村居民也无力购买工业品。下乡工业品的价值为G(c+v+m)-G(c+v)= G(m)>0,否则,农村居民就缺少工业品,城镇居民也无力购买农产品。同时,要畅通整个国内经济大循环,还必须满足L(m)=G(m)的条件,否则,当L(m)>G(m)时,农民购买力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下乡工业品供不应求;当L(m)

(三)农村居民消费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

在工业品循环和农产品循环这个问题上,农产品循环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一是因为农业是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循环中,农业承担着重要任务,不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经济作物,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没有第一个循环,城镇居民吃饭就成了问题。二是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既要面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风险,又要面对市场供求变化的风险。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农业抗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农业生产进入壁垒较低,生产者众多,导致农产品供给弹性大,而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从而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形成农产品价格偏低、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同时,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综合成本高,储存保管困难,使得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对农业生产要给予特殊的支持。三是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由于学历水平总体较低,在市场竞争和权益维护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农民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四是因为农村是相对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面积大,受农业生产半径影响,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同时,社会资源有限,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常较低。因此,对农村发展要加大投入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循环之所以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三农”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使农产品循环得到了畅通,农村消费潜力得到了释放。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大循环要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同样要不断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振兴农村居民消费。因为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生活富裕,而生活富裕的重要标志就是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升。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重要基础,没有乡村振兴,国内大循环就会遇到梗阻,就无法畅通。

(四)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济大循环的条件经常会得不到满足,循环经常会受到破坏或者在低水平上进行。如何使受到破坏的条件得到满足,使中断的循环继续进行,使低水平的循环向着更高水平上推进,不同的理论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是市场调控论。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始终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经济运行会自动实现供需平衡。当生产不足时,价格上涨,促进生产增加供给;当消费不足时,价格下降,刺激需求扩大消费,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畅通经济大循环。市场调控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应当少干预,政府只是为市场提供基础环境,做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是需求调控论。凯恩斯主义认为,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是经济大循环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运行本身总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着经济循环的顺利进行。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并没有足够强大的自动机制,促使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为此,国家应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三是计划调控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供给与需求必须保持平衡。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经常遭到破坏。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两大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可调和,供给与需求不能保持平衡,从而导致经济大循环无法顺利进行。为此,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调控,从制度上铲除引致破坏经济大循环的因素。

四是宏观调控论。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五是规划导向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宏观调控论,强调规划对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把规划引领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当前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各个国家都是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式,几乎没有单纯依靠计划或市场进行调控的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不同,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供需平衡,畅通经济循环。也就是说,畅通经济大循环需要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這是由财政政策工具的内在功能决定的。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参与分配取得的商品,形成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履行职能需要消费的商品,形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因此,财政的一收一支必然会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可以对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产生重要调节作用。更高水平的循环可以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和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财政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资源配置的规模和结构。作为生产成果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乡村振兴作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过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际上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过程,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过程,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实现生活富裕的过程。因此,财政政策可以对乡村振兴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进行。

三、我国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现实分析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考察,生产能力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潜在规模,消费水平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现实水平。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消费包括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乡村振兴的程度。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和堵点。

(一)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经济总体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农业生产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具有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有着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六位。第二,我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联合国颁布的产业分类国际标准,所有的工业行业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来说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越完整,这个国家的生产成本越低,生产配套的效率越高。因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和很低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产品,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如此,还可以确保国家在战时或外部封锁之后能够生产一切所需的产品,因而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不仅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且有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仅是我国综合生产成本低、对外资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而且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优势。第三,我国有着强大的农产品生产能力。我国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根据Wind数据,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6000亿公斤,2015年突破6500亿公斤,之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2020年达到66 949亿公斤。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于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大豆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油菜籽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甘蔗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第四,我国有着众多的市场主体。根据Wind数据,2018年,我国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亿户,达到11 020.1万户。其中,企业3474.2万户,个体工商户7328.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17.3万户。到2020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3 840.7万户,其中企业4331.4万户,个体工商户9287.2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22.1万户。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将推进国内大循环再上新台阶。

但是,从农业生产来看,存在着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趋势。农业比较利益实际上是农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比较的结果。近年来,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与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涨在不断挤压农业比较利益。第一,从农产品价格来看,上升空间不大。有研究表明,与国际市场比较,2015年以来,我国谷物的价格平均高出30%~50%,大豆价格高出40%~50%,棉花价格高出30%~40%,糖的价格高出60%,牛羊肉价格高出70%~80%[14]。第二,从亩均产值看,亦呈下降趋势。根据Wind数据,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产值于2011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41.9元/亩,2014年达到最高,为1193.4元/亩,随后却出现下降趋势,2018年下降到1008.2元/亩。第三,从亩均成本看,呈上升趋势。种粮总成本2013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26.2元/亩,随后逐年上升,2018年达到1093.8元/亩。第四,从净利润来看,呈下降趋势。以总成本计算的净利润于2011年达到最高,为250.8元/亩,随后波动下降,2016年以后为负数,2018年为-85.6元/亩。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不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长此下去,有可能使农业生产成为制约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影响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二)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但农村居民消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多样化,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优质的商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服务等。但总体上看,我国强大国内市场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突出表现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进行的一个堵点。

第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14 491.4元增加到2019年的21 558.9元,年均名义增长8.3%。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19 968.1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063.4元,年均名义增长7.0%;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8382.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名义增长9.7%。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额从2014年的11 585.5元扩大到2019年的14 735.7元,城镇居民消费始终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倍以上。从农村内部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差距也较大。2019年,年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上海(22 448.9元)、北京(21 881.0元)和浙江(21 351.7元),年人均消费不到1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山西(9728.4元)、甘肃(9694.0元)和西藏(8417.9元),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西藏相差2.7倍。

第二,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水平低。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通常有两个,分别是恩格尔系数和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质量越高。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越高,说明消费质量越高。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然持续下降,但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于城镇家庭,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以食物、衣着和医疗等生存性消费为主,享受发展性消费占比相对较小[15]。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28.2%,比2014年的31.0%下降2.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30.0%下降到2019年的27.6%,下降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3.6%下降到2019年的30.0%,下降3.6个百分点。从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来看,2019年全国居民这一比重为45.6%,比2014年的40.3%上升5.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42.3%上升到2019年的48.2%,上升5.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5.1%上升到2019年的39.7%,上升4.6个百分点。从绝对水平来看,2019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为14 735.7元/人。其中,服务性消费差距为8227.5元/人,占55.8%。

第三,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对不足。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2019年,城镇居民拥有家用汽车43.2辆,而农村居民只有24.7辆;城镇居民拥有洗衣机99.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1.6台;城镇居民拥有电冰箱/柜102.5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8.6台;城镇居民拥有彩色电视机122.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117.6臺;城镇居民拥有空调128.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71.3台;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72.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27.5台。

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必须以消费的高水平实现为前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足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着堵点。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将会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进行。

(三)从农村消费溯源来看,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堵点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增收难度大

第一,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收入高度正相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增长12.4%。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解释99.9%的农村居民消费。也就是说,收入多,消费高;收入少,消费低。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2元增加到2019年的30 732.8元,年均名义增长13.5%,实际增长8.4%。其中,城镇居民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19年的42 358.8元,年均名義增长12.5%,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名义增长12.4%,年均实际增长7.7%。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2019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少26 338.1元。如果农村居民收入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将会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更快增长,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循环。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着四大制约因素。按照现行统计制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个部分。与这四个方面相对应,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四大制约因素。

从工资性收入来看,农村居民学历水平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38.7%逐年上升到2019年的41.1%。从绝对额来看,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3652.5元/人增加到6583.0元/人。同期,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从16 617.4元/人增加到25 565.0元/人。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从12 964.9元/人扩大到18 982.0元/人。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学历水平较低。学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能力。一般说来,学历越高,就业能力越强,收入水平越高。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比较低。根据Wind数据,2019年,我国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人数占全部农民工的1.0%,小学毕业人数占15.5%,初中毕业人数占55.8%,高中毕业人数占16.6%,大专及以上毕业人数占10.9%。农民工学历水平低导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2019年,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27.4%,在建筑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18.7%,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36.4%,其他行业占14.8%。从工资收入的行业分布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

从经营净收入来看,农业比较利益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有较大比重。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从3934.8元/人增加到5762.0元/人,年均增长6.6%,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6.0%。所占比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下降趋势。

从财产净收入来看,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较少。2013—2019年,全国居民财产净收入从1423.3元/人增加到2619.0元/人。其中,城镇从2551.5元/人增加到4391.0元/人,农村居民从194.7元/人增加到377.0元/人。同期,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7.8%上升到8.5%。其中,城镇居民从9.6%上升到10.4%,农村居民从2.1%上升到2.4%。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而不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对于广大农村居民来说,除承包土地外,其他财产规模较小。目前农村土地虽然实行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经营权闲置多、流转少,没有变成可投资、有收益的资产,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少。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从流转土地的供给方来看,土地是农民生活生存的最重要和最后的保障。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农民虽然离土进城,但宁愿将土地闲置、抛荒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从流转土地的需求方来看,农村承包土地地块面积小,很难形成规模经营,农业是一个弱质低效产业,如果再加上土地经营权流转费用,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就更低了。从流转土地抵押贷款供需双方来看,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存在评估价值低、贷款期限短、金融机构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等问题,借款人借款的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额小、成本高,特别是抵押物处置难度大、风险高,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不愿贷、不敢贷”的问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也不高[16]。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土地需求与土地供给信息不对称。所有这些因素,造成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困难。

从转移净收入看,政府转移性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因素。从人均转移净收入来看,全国居民从2013年的3042.1元增加到2019年的5680.0元。其中,城镇居民从2013年的4322.8元增加到2019年的7563.0元,农村居民从2013年的1647.5元增加到2019年的3298.0元。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报销医疗费等。城乡之间居民转移净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社会保障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虽然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不同保障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较大。根据Wind 数据,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624.0元/人月和444.6元/人月,二者相差2152.8元/人年,农村居民低保标准为城市的71.3%。农村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也远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退休职工。

(四)从财政实力来看,财政政策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根据Wind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152 26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82 895亿元,年均增长3.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69 267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82 771亿元,年均增长3.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42 33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93 489亿元,年均增长17.2%。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2551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4778亿元,年均增长13.4%。财政实力的增强为财政政策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资金保障。

四、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财政政策优化建议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必须解决四大制约因素。而这四个方面,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支持乡村振兴责无旁贷。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充分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解决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層次上实现畅通。

(一)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促进农村产业振兴,是提高农业经营比较效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措施。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对农林水支出规模在不断加大,从2010年的8129.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2 862.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始终稳定在9.0%以上,对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加农民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力度,着力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或干不好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传统基建的投入。继续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强农业水利工程建设和配套改造,提高农业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加强农田和机耕道路建设,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机械化耕作、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提升全产业链设施装备支撑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稳定农业生产,提升农产品供应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新基建的投入。发展智慧农业,加强对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促进大数据、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提升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支撑能力。完善财政投入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农业新基建中来。三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生物育种的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健全对农业种业技术的研发培育和推广应用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促进育繁推一体化。通过完善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物技术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有效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持

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增强农村居民就业能力的重要举措。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总体较低的问题,应继续强化城乡教育机会均等政策,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减少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从根本上解决其就业能力和收入低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关联度高。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教育水平不高、接受职业培训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并制定财政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就业能力和获取收入的能力。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新基建的投入。要加大对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加快发展面向农村居民的网络教育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均等的学习机会。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形成农村居民增收长效机制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的有效形式,使农村土地资源变成土地资产。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村居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变成股东,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土地抵押贷款,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农民获得经营性收入。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使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获得薪金收入即劳动报酬收入。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财政政策。对于土地流出农户,财政按照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年限和流转面积给予适当补贴。对于土地流入农户,财政按照抵押贷款合同给予贴息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出的农民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免费提供就业创业培训,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对创办实体的农户给予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转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支持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土地流转信息,加强对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对涉及土地流转业务的人员开展培训,对土地流转评估相关费用给予适当补助。

(四)进一步完善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相关政策,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一是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补贴政策。完善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将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的购买纳入农业补贴范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牢基本生活底线。三是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待遇。支持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正常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金待遇,增加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收入。四是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鼓励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扩大参保面,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大到城乡所有参保失业人员,实现城乡全覆盖,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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