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

跟大部分的上海人不一樣，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父母都是来自北方的大学毕业生。爸爸一辈子不会说上海话，妈妈说得很好。他们在外滩的四川大楼上班，我和姐姐都在四川大楼附近的一家全托所住过。我很喜欢陪妈妈去四川大楼上班，我喜欢那里的老电梯和木头地板，我也喜欢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南京路上走。我们最初的家，在国定路往江湾方向的一栋黑乎乎的宿舍楼里，附近可能有一个监狱或者劳教所，我经常看见一些男犯人拿着劳动工具排队走过，领头的牵着大狼狗。也许，大部分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都一样，没有很开心或者很不开心的童年记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外面乘凉，偶尔妈妈会跟我们讲她看过的小说和电影。妈妈是中文系的，跟着爸爸来上海后在中学里教俄语，她是像林青霞那样的山东美人，现在都还依然在各种合唱团唱歌。我七岁就开始拿着爸爸从日本带回来的迪斯科磁带跟高年级的同学开party（那时还不知道这个词）。高中的时候我在文学社认识了一位语文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走路回家。她很瘦，戴着一副大墨镜，穿着大裙子，嘴角优雅，她跟我谈波伏娃和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十五岁时我开始写小说，我没有读大学，高中也没有毕业。除了跟我谈波伏娃的王玮老师，我还有一位大朋友，叫张彩娃，我们认识时她是师大艺术系的学生，她家住在陕西南路，她很喜欢看书，总是轻声地跟我分享着她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