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吃冰激淋，从她的语气听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特权，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术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径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复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看着冰激淋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的两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对人性的认知。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

那次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世界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诃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谵妄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记得有一段时期，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严肃地跟我解释，姥姥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矛盾论》和《实践论》），而她自己是“两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亲要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姥姥被停职停薪，就干脆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为了桥的壮观，而是为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旧友还是亲戚，两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仍然听到姥姥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似梦似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有姥姥的青春和梦想，也还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中的怅惘。

旅途上，姥姥给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也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戰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四人帮”被打倒后，抢房子的人陆续从我家搬走，姥姥终于回到她的房间，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回一个手摇唱机和Linguaphone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会聚在她的房间听唱片，学讲纯正的女皇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他了。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没有阻止姥姥这样做。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79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颇有舍赫拉扎德《天方夜谭》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辩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我在剧团过了几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腿、练绕口令、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课堂里学习语法、记单词、背课文、写作业，令我很不习惯。我每天盼望着星期天，可以回培训班看望同学们，疯玩一天。记忆里，骑车去剧团的时候街上似乎总是春夏，从剧团骑回学院的时候总是秋冬。

有时候，M会送我一程。偶尔，我们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他还来上外看过我一回，我们把整个校园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怀着惆怅的心情，转身回到寝室，将自己投入到单调乏味的介词里去。

学会准确地运用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作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生命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命运的轨迹、人生的归属。

尽管我努力参与到学院单调而高压的生活里去，也结识了几位日后会成为好友的同学，但是我无法快乐起来。更糟糕的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违反了学院这样或者那样的纪律，经常被班长或系领导叫去谈话。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赵老师，他长得矮小，裤子好像永远拖在地上。据说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兵，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把年纪了还是副书记。当时的书记要比他年轻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大红衬衣，在校园里显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学反映上去的，还是赵老师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谈话。他说这里是学术单位，最好不要有文艺界的生活作风，这样影响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红衬衣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他见我沮丧，总是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天下课，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是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些谈话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点，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都会为我减分的。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赵老师说具体手续还都没有办，院方也还没有给出意见。潘导演是来跟我聊一聊这项工作，听听我的想法。

原来潘导演是受他的爱人张铮导演委派，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边走边聊，临离开时他留了《桐柏英雄》的书给我读。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普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斯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鄧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接触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的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候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们有一次聚会，不知在谁的家里，庆祝唐国强结婚。记得桌上放满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录音机低声放着邓丽君柔情似蜜的歌声“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飞尘里消失了……

那时我太年轻，每一次分离，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每拍完一部戏，我都像被恋人抛弃。回到学院的日子味同嚼蜡。我在课堂里坚持着，度日如年。没办法，十八岁的我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进学院前我对英语的热爱，已经被跟不上学业的压力和无趣的科班教育磨损为乌有。

珠江电影制片厂请我去演《海外赤子》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从珠影厂回来后没几个月，我又去演了滕文骥导演的《苏醒》。回头看，这两部电影其实都不适合我，但比起在上外，摄制组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

《苏醒》的男主角叫高飞，在我们相遇前，他曾经和当时最红的日本明星栗原小卷同拍过一部叫《望乡之星》的电影，据说栗原小卷爱上了他。我从上海到达北京那天，滕文骥让他骑着当时最新款的日本摩托车去接我。高飞穿着一条牛仔裤，蹬着一双牛仔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着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很酷，血液里都流淌着酷。我在摩托车的后座刚一坐稳，车就嗖地飞上了大街。高飞骑得很快，拐弯时把身体压在一边。我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到達。

拍《苏醒》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猎。那天我们开了两辆军用吉普车，同去的有几个当地的猎手，都是退伍军人，还有高飞和许还山。记得他们不愿带一个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极力劝阻我。可我想显摆一下我在射击队学的本领，就固执地跟他们上了车。

我不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什么，只记得那里荒山野地一片白雪皑皑，根本没有路。我们扛着步枪，艰难地从山脚往上爬，一路寻找兔子的足迹。大概在半山腰的时候，我没跟上，被他们几个落下了。在我四处环顾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一脚踏空，滚下去好几米。起身后我意识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会冻死在山上。一想到这儿，我就拄着步枪拚命往高处爬。不知过了多久，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山间突然回响起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也意识到我走丢了。我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同去的猎手们把我们带到一栋半塌的木仓库里避风。高飞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举枪就射。老鼠开始乱窜，我也举起了枪。突然，一个形同骷髅、衣衫褴褛的人从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来。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眼睛在刹那间同时闪出恐惧、凶残和疯狂。我们惊呆了。带我们去的猎人马上跟他说，我们来山里打猎，一会儿就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突然用虚弱和可怜的声音问，有干粮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着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从哪里逃出来，又想逃去哪个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偶尔有人会拿出跟我的合影，给我看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时刻，而我却不一定记得。但是那个跟我只有过几秒钟对视的陌路人，却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记。

拍完《苏醒》后，我原本应该回到上外继续我的学业，但是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滞留在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苏醒》的编剧在北京，答应让我住到他家里。他和爱人，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住在里间。我睡在外面一间很小的厅里。每天，他领着我坐公车到处见领导或他们的子弟，解释我的情况。有时回家后，我会听到他和爱人在里屋压低了嗓音激烈争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在海军大院的房子里。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几次家。刚在一个地方住下，就开始想下一个地方，总是怕自己住长了，会让人嫌弃。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护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时候，我跟着编剧的几个哥们儿骑着几辆摩托车去了天津。一路上阳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庞，劲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车速激发着我们的安多芬。我们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车队一样势不可挡。到天津后，我们下榻在一栋殖民地风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个过去家底殷实的资本家公子。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丰盛美味的早餐——八宝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条、馄饨、煎饼果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热气腾腾的一大桌，香气扑鼻。两天后我兴致勃勃回到北京，却发现我的护照又被拦下来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酿成一切悲剧的酵母，责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发誓在拿到护照前决不允许自己再快乐。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见这位编剧的爱人。她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她还说当年她丈夫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惊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稀能看见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走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沉默的样子，我们目光偶尔接触到时他眼里闪过的异样和随后的脸红……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也许是因为他抽太多的烟，所以声音有些沙哑。喝醉酒的时候，他爱搂着身边的男人讲话。记得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及谈论他曾经读过的书。我跟他从进《苏醒》摄制组开始，到我们一起办妥我的出国手续，有一年多的接触，但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感情困境。

临去美国之前，M来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别。印象里那是黄昏，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床上放满了肥皂、毛巾、擦脸油、书本和相册等等，脚边的皮箱打开着。我们贴书桌站着，身体靠得很近。多年后我们讲起那天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自己却忘记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泪的人。我们互相不舍，一定说了什么重要的话，重要的嘱咐，我也忘记了。但我莫名地记得，他看着我的侧脸说，你像栗原小卷。记忆真是一个粗心的裁缝，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说后悔那天没为我擦泪，没有抱抱我。不知为什么，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文革”开始后，平江路的房子到处加建水管、水槽、电线，连抽粪车都比之前来得频繁。化粪池在两栋房子侧门之间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三个直径半米的圆铁盖，封得很严实。

传说有人为了躲避抄家的红卫兵，半夜里把金条用塑胶包好偷偷丢到了粪池里。上医领导知道后，抽粪车就来了。记得那是穿棉袄的季节，一个明亮的晴天，粪车边上围满了人。抽完后，一个穿着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电筒跳进了粪池，我们几个孩子挤到洞口去看。一会儿，那人爬上来说，没有找到金条，但发现一只金戒指。一个邻居递上一团擦脚踏车用过的纱头，擦过后的金戒指在阳光里一闪一闪，递纱头的人说，戒指上面好像刻了波浪嘛。

我跑上楼把金戒指的事告诉姥姥，她听了以后说那是在婚礼上，新郎新娘给对方戴的婚戒，象征他们从此属于对方。记得那年，中国刚刚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远洋轮。我二姨从银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张蓝白版画式的远洋轮邮票。高大的船头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图案一样。那时我没有学过世界地理，也没有见过海。“远洋”两个字莫名地和刻了波浪的婚戒连在了一起，新娘新郎也莫名地跟“乘风破浪”这样的词汇连在了一起，变成了我对未来的憧憬。

十多年后，我跟J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交换婚戒，也沒有在真实意义和象征意义上一起乘风破浪。我们在离洛杉矶不远的沙漠之城度过了新婚夜，因为那里办理结婚手续最快捷简便。婚后不久我到澳门拍戏，他飞来现场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赌场。次日凌晨我听到开门声，接着他疲乏的脚步声向我走来。一会儿，我的手被轻轻拉起，一只冰凉的戒指被戴到我的无名指上。我睁开一线眼睛，六颗白钻进入焦点。他俯身在我耳边温柔地说，我为你赢回来的。呼吸里散发出一股威士忌酒味。蒙眬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时代对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经荡然无存……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是要带一台电视机或冰箱什么的，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没兴趣。她请我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当我把礼物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她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的样子，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回头看，姥姥虽然没有太多物欲，但是她却非常懂得享受。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姥姥的故事，到网上帮我买了一本姥姥在1950年代编的《吃的科学》。在第一章“怎样吃饭”里，姥姥首先强调了享受：“我们的眼睛会看电影，耳朵会听音乐，这些都是享受呀;为什么对于好看、好闻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赏一阵呢？”然后她又解释了，“如果他不带着欣赏来享受食物时，他的口水就减少了分泌，胃液也减少了分泌……食物也因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触，而难以消化。”在姥姥看来，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他只要懂得欣赏眼前的生活。

我决定在美国拿绿卡定居，便匆匆忙忙跟J结了婚。第一次见到J是因为面试。香港歌手许冠杰到洛杉矶物色女演员，J跟他是朋友。我当时正处于情感低谷，严重失眠。面试前的晚上，睡眠迟迟不来，直到天亮前才恍恍惚惚睡了一会儿。起来后我画上黑眼线，穿上高跟鞋就无精打采地去了，连个手提包都没拿。跟许冠杰聊完后，J跟我说，我送你出去。在街上，我独自往前走，毫无说话的欲望。他在我的身边，偶尔看我一眼，也没有说话。记得我拎着一大串钥匙——到美国后搬过的每个地方的钥匙，手举在额前，遮挡南加州刺眼的阳光。我每走一步，手上的钥匙就发出金属碰触的清脆声音，一路响到了车前。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多保重。我也用忧伤的眼睛看着他，留心到他清爽利落的板刷头，和坚如磐石的身体。想嫁人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了他，还有他的话。他在我那么不堪的情形下，还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我去电说，我们去拉斯维加斯结婚吧。那时候，我们几乎是陌生人。

婚后，我带J回上海家里，结果刚到那天就大吵一架，他半夜三更搬去了酒店。第二天我沮丧地坐在姥姥房间，我们谁也没提头天晚上的事，但心照不宣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姥姥从石灰箱里拿出海苔饼干给我吃，她说，石灰都成粉了，要换了。我就觉得，日子还会正常过下去的。石灰箱是一只高高的长方铁皮箱，箱底有一纸包的白石灰块，上面的空间用来存放花生、饼干等怕潮的零食。跟那只藏书的皮箱一样，姥姥的石灰箱也是十分美好的东西。我跟姥姥边吃着饼干，边聊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后她用极其平淡的口吻说，没事的，不要生孩子就行了。就这样，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她知道我明白的。姥姥总是能用最简单的举动和语言，在关键时刻给我慰藉。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她已经患了胰头癌。我陪她到医院做检查，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严。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无力地安慰她说，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坚决地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没有能让他们停下来，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她得马上住院开刀。

黄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具，她呆立在房间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个小脸盆里，再从抽屉里取出替换的内衣。我说我们走吧，她不动，我轻轻拽她，她说再想想还有什么忘记了。姥姥的房间很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装饰，只有外公的遗像挂在画镜线下。光线渐暗，我催她说，忘了什么我再回来帮你拿。她还是不动，瘦弱的身体好像一幅剪影。那时我太年轻，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记的东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带去医院的。她曾经在这里做爱，在这里哺乳，在这里心碎，在这里疗伤，在这里创作。她也曾经被关在这间房门外，像一头母狮一样愤怒地徘徊和咆哮。我喜欢一篇弗吉尼亚·伍尔芙写的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姥姥的房间，让我想到那篇文章里讲的房间，那是她可以关起门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世界。

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能把她的鞋藏起来。手术后，姥姥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晚梦见她。梦境总是那么生动，好像她还活着。

在拍摄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的节目时，我偶然从资料中发现，当年著名文人柳亚子在1932年为姥姥作的一首词。

浪淘沙·文艺茶话会座上赠史伊凡女士

珠玉泻莺喉，

钢里含柔，

吴娃燕语最风流。

一阙新词低唱罢，

怎不娇羞。

京兆画眉俦，

是几生修，

天教韵事继红楼。

为恐石凉人睡去，

芍药轻兜。

诗人特意注释史女士爱人叫张弓——外公的别名，这样的“风流”和“娇羞”是跟外公恋爱的模样吧，那年他们新婚，对人生充满无限的梦想和憧憬。前记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露天放电影的年代。“十七年电影”（1949年至1967年中国大陆电影），是我人生之初看到的电影。 如鱼在水中，感觉不到水，鱼可能觉得是在飞。人在传统里，感觉不到传统，革命发生在旧世界，旧世界被新文艺保留下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规模的音像资料了。 以前写影评，论述材料尽量是名家文章、名导语录，很少以个人见闻当证明。那时年轻，不好意思，现在年近半百，终于可以了。已不知要探讨电影，还是要探讨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