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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2021-08-31陈冲

上海文学 2021年9期
关键词:姥姥

陈冲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吃冰激淋,从她的语气听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特权,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术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径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复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看着冰激淋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的两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对人性的认知。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

那次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世界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诃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谵妄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记得有一段时期,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严肃地跟我解释,姥姥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矛盾论》和《实践论》),而她自己是“两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亲要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姥姥被停职停薪,就干脆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为了桥的壮观,而是为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旧友还是亲戚,两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仍然听到姥姥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似梦似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有姥姥的青春和梦想,也还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中的怅惘。

旅途上,姥姥给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也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戰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四人帮”被打倒后,抢房子的人陆续从我家搬走,姥姥终于回到她的房间,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回一个手摇唱机和Linguaphone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会聚在她的房间听唱片,学讲纯正的女皇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他了。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没有阻止姥姥这样做。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79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颇有舍赫拉扎德《天方夜谭》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辩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我在剧团过了几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腿、练绕口令、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课堂里学习语法、记单词、背课文、写作业,令我很不习惯。我每天盼望着星期天,可以回培训班看望同学们,疯玩一天。记忆里,骑车去剧团的时候街上似乎总是春夏,从剧团骑回学院的时候总是秋冬。

有时候,M会送我一程。偶尔,我们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他还来上外看过我一回,我们把整个校园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怀着惆怅的心情,转身回到寝室,将自己投入到单调乏味的介词里去。

学会准确地运用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作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生命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命运的轨迹、人生的归属。

尽管我努力参与到学院单调而高压的生活里去,也结识了几位日后会成为好友的同学,但是我无法快乐起来。更糟糕的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违反了学院这样或者那样的纪律,经常被班长或系领导叫去谈话。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赵老师,他长得矮小,裤子好像永远拖在地上。据说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兵,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把年纪了还是副书记。当时的书记要比他年轻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大红衬衣,在校园里显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学反映上去的,还是赵老师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谈话。他说这里是学术单位,最好不要有文艺界的生活作风,这样影响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红衬衣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他见我沮丧,总是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天下课,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是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些谈话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点,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都会为我减分的。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赵老师说具体手续还都没有办,院方也还没有给出意见。潘导演是来跟我聊一聊这项工作,听听我的想法。

原来潘导演是受他的爱人张铮导演委派,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边走边聊,临离开时他留了《桐柏英雄》的书给我读。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普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斯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鄧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接触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的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候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们有一次聚会,不知在谁的家里,庆祝唐国强结婚。记得桌上放满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录音机低声放着邓丽君柔情似蜜的歌声“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飞尘里消失了……

那时我太年轻,每一次分离,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每拍完一部戏,我都像被恋人抛弃。回到学院的日子味同嚼蜡。我在课堂里坚持着,度日如年。没办法,十八岁的我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进学院前我对英语的热爱,已经被跟不上学业的压力和无趣的科班教育磨损为乌有。

珠江电影制片厂请我去演《海外赤子》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从珠影厂回来后没几个月,我又去演了滕文骥导演的《苏醒》。回头看,这两部电影其实都不适合我,但比起在上外,摄制组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

《苏醒》的男主角叫高飞,在我们相遇前,他曾经和当时最红的日本明星栗原小卷同拍过一部叫《望乡之星》的电影,据说栗原小卷爱上了他。我从上海到达北京那天,滕文骥让他骑着当时最新款的日本摩托车去接我。高飞穿着一条牛仔裤,蹬着一双牛仔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着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很酷,血液里都流淌着酷。我在摩托车的后座刚一坐稳,车就嗖地飞上了大街。高飞骑得很快,拐弯时把身体压在一边。我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到達。

拍《苏醒》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猎。那天我们开了两辆军用吉普车,同去的有几个当地的猎手,都是退伍军人,还有高飞和许还山。记得他们不愿带一个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极力劝阻我。可我想显摆一下我在射击队学的本领,就固执地跟他们上了车。

我不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什么,只记得那里荒山野地一片白雪皑皑,根本没有路。我们扛着步枪,艰难地从山脚往上爬,一路寻找兔子的足迹。大概在半山腰的时候,我没跟上,被他们几个落下了。在我四处环顾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一脚踏空,滚下去好几米。起身后我意识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会冻死在山上。一想到这儿,我就拄着步枪拚命往高处爬。不知过了多久,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山间突然回响起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也意识到我走丢了。我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同去的猎手们把我们带到一栋半塌的木仓库里避风。高飞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举枪就射。老鼠开始乱窜,我也举起了枪。突然,一个形同骷髅、衣衫褴褛的人从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来。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眼睛在刹那间同时闪出恐惧、凶残和疯狂。我们惊呆了。带我们去的猎人马上跟他说,我们来山里打猎,一会儿就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突然用虚弱和可怜的声音问,有干粮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着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从哪里逃出来,又想逃去哪个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偶尔有人会拿出跟我的合影,给我看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时刻,而我却不一定记得。但是那个跟我只有过几秒钟对视的陌路人,却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记。

拍完《苏醒》后,我原本应该回到上外继续我的学业,但是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滞留在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苏醒》的编剧在北京,答应让我住到他家里。他和爱人,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住在里间。我睡在外面一间很小的厅里。每天,他领着我坐公车到处见领导或他们的子弟,解释我的情况。有时回家后,我会听到他和爱人在里屋压低了嗓音激烈争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在海军大院的房子里。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几次家。刚在一个地方住下,就开始想下一个地方,总是怕自己住长了,会让人嫌弃。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护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时候,我跟着编剧的几个哥们儿骑着几辆摩托车去了天津。一路上阳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庞,劲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车速激发着我们的安多芬。我们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车队一样势不可挡。到天津后,我们下榻在一栋殖民地风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个过去家底殷实的资本家公子。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丰盛美味的早餐——八宝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条、馄饨、煎饼果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热气腾腾的一大桌,香气扑鼻。两天后我兴致勃勃回到北京,却发现我的护照又被拦下来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酿成一切悲剧的酵母,责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发誓在拿到护照前决不允许自己再快乐。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见这位编剧的爱人。她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她还说当年她丈夫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惊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稀能看见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走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沉默的样子,我们目光偶尔接触到时他眼里闪过的异样和随后的脸红……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也许是因为他抽太多的烟,所以声音有些沙哑。喝醉酒的时候,他爱搂着身边的男人讲话。记得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及谈论他曾经读过的书。我跟他从进《苏醒》摄制组开始,到我们一起办妥我的出国手续,有一年多的接触,但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感情困境。

临去美国之前,M来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别。印象里那是黄昏,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床上放满了肥皂、毛巾、擦脸油、书本和相册等等,脚边的皮箱打开着。我们贴书桌站着,身体靠得很近。多年后我们讲起那天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自己却忘记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泪的人。我们互相不舍,一定说了什么重要的话,重要的嘱咐,我也忘记了。但我莫名地记得,他看着我的侧脸说,你像栗原小卷。记忆真是一个粗心的裁缝,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说后悔那天没为我擦泪,没有抱抱我。不知为什么,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文革”开始后,平江路的房子到处加建水管、水槽、电线,连抽粪车都比之前来得频繁。化粪池在两栋房子侧门之间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三个直径半米的圆铁盖,封得很严实。

传说有人为了躲避抄家的红卫兵,半夜里把金条用塑胶包好偷偷丢到了粪池里。上医领导知道后,抽粪车就来了。记得那是穿棉袄的季节,一个明亮的晴天,粪车边上围满了人。抽完后,一个穿着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电筒跳进了粪池,我们几个孩子挤到洞口去看。一会儿,那人爬上来说,没有找到金条,但发现一只金戒指。一个邻居递上一团擦脚踏车用过的纱头,擦过后的金戒指在阳光里一闪一闪,递纱头的人说,戒指上面好像刻了波浪嘛。

我跑上楼把金戒指的事告诉姥姥,她听了以后说那是在婚礼上,新郎新娘给对方戴的婚戒,象征他们从此属于对方。记得那年,中国刚刚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远洋轮。我二姨从银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张蓝白版画式的远洋轮邮票。高大的船头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图案一样。那时我没有学过世界地理,也没有见过海。“远洋”两个字莫名地和刻了波浪的婚戒连在了一起,新娘新郎也莫名地跟“乘风破浪”这样的词汇连在了一起,变成了我对未来的憧憬。

十多年后,我跟J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交换婚戒,也沒有在真实意义和象征意义上一起乘风破浪。我们在离洛杉矶不远的沙漠之城度过了新婚夜,因为那里办理结婚手续最快捷简便。婚后不久我到澳门拍戏,他飞来现场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赌场。次日凌晨我听到开门声,接着他疲乏的脚步声向我走来。一会儿,我的手被轻轻拉起,一只冰凉的戒指被戴到我的无名指上。我睁开一线眼睛,六颗白钻进入焦点。他俯身在我耳边温柔地说,我为你赢回来的。呼吸里散发出一股威士忌酒味。蒙眬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时代对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经荡然无存……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是要带一台电视机或冰箱什么的,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没兴趣。她请我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当我把礼物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她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的样子,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回头看,姥姥虽然没有太多物欲,但是她却非常懂得享受。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姥姥的故事,到网上帮我买了一本姥姥在1950年代编的《吃的科学》。在第一章“怎样吃饭”里,姥姥首先强调了享受:“我们的眼睛会看电影,耳朵会听音乐,这些都是享受呀;为什么对于好看、好闻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赏一阵呢?”然后她又解释了,“如果他不带着欣赏来享受食物时,他的口水就减少了分泌,胃液也减少了分泌……食物也因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触,而难以消化。”在姥姥看来,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他只要懂得欣赏眼前的生活。

我决定在美国拿绿卡定居,便匆匆忙忙跟J结了婚。第一次见到J是因为面试。香港歌手许冠杰到洛杉矶物色女演员,J跟他是朋友。我当时正处于情感低谷,严重失眠。面试前的晚上,睡眠迟迟不来,直到天亮前才恍恍惚惚睡了一会儿。起来后我画上黑眼线,穿上高跟鞋就无精打采地去了,连个手提包都没拿。跟许冠杰聊完后,J跟我说,我送你出去。在街上,我独自往前走,毫无说话的欲望。他在我的身边,偶尔看我一眼,也没有说话。记得我拎着一大串钥匙——到美国后搬过的每个地方的钥匙,手举在额前,遮挡南加州刺眼的阳光。我每走一步,手上的钥匙就发出金属碰触的清脆声音,一路响到了车前。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多保重。我也用忧伤的眼睛看着他,留心到他清爽利落的板刷头,和坚如磐石的身体。想嫁人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了他,还有他的话。他在我那么不堪的情形下,还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我去电说,我们去拉斯维加斯结婚吧。那时候,我们几乎是陌生人。

婚后,我带J回上海家里,结果刚到那天就大吵一架,他半夜三更搬去了酒店。第二天我沮丧地坐在姥姥房间,我们谁也没提头天晚上的事,但心照不宣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姥姥从石灰箱里拿出海苔饼干给我吃,她说,石灰都成粉了,要换了。我就觉得,日子还会正常过下去的。石灰箱是一只高高的长方铁皮箱,箱底有一纸包的白石灰块,上面的空间用来存放花生、饼干等怕潮的零食。跟那只藏书的皮箱一样,姥姥的石灰箱也是十分美好的东西。我跟姥姥边吃着饼干,边聊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后她用极其平淡的口吻说,没事的,不要生孩子就行了。就这样,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她知道我明白的。姥姥总是能用最简单的举动和语言,在关键时刻给我慰藉。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她已经患了胰头癌。我陪她到医院做检查,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严。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无力地安慰她说,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坚决地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没有能让他们停下来,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她得马上住院开刀。

黄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具,她呆立在房间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个小脸盆里,再从抽屉里取出替换的内衣。我说我们走吧,她不动,我轻轻拽她,她说再想想还有什么忘记了。姥姥的房间很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装饰,只有外公的遗像挂在画镜线下。光线渐暗,我催她说,忘了什么我再回来帮你拿。她还是不动,瘦弱的身体好像一幅剪影。那时我太年轻,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记的东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带去医院的。她曾经在这里做爱,在这里哺乳,在这里心碎,在这里疗伤,在这里创作。她也曾经被关在这间房门外,像一头母狮一样愤怒地徘徊和咆哮。我喜欢一篇弗吉尼亚·伍尔芙写的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姥姥的房间,让我想到那篇文章里讲的房间,那是她可以关起门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世界。

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能把她的鞋藏起来。手术后,姥姥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晚梦见她。梦境总是那么生动,好像她还活着。

在拍摄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的节目时,我偶然从资料中发现,当年著名文人柳亚子在1932年为姥姥作的一首词。

浪淘沙·文艺茶话会座上赠史伊凡女士

珠玉泻莺喉,

钢里含柔,

吴娃燕语最风流。

一阙新词低唱罢,

怎不娇羞。

京兆画眉俦,

是几生修,

天教韵事继红楼。

为恐石凉人睡去,

芍药轻兜。

诗人特意注释史女士爱人叫张弓——外公的别名,这样的“风流”和“娇羞”是跟外公恋爱的模样吧,那年他们新婚,对人生充满无限的梦想和憧憬。前记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露天放电影的年代。“十七年电影”(1949年至1967年中国大陆电影),是我人生之初看到的电影。 如鱼在水中,感觉不到水,鱼可能觉得是在飞。人在传统里,感觉不到传统,革命发生在旧世界,旧世界被新文艺保留下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规模的音像资料了。 以前写影评,论述材料尽量是名家文章、名导语录,很少以个人见闻当证明。那时年轻,不好意思,现在年近半百,终于可以了。已不知要探讨电影,还是要探讨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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