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艺

（贵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去十九号房》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62年发表的一篇小说，次年被收录到其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中。尽管莱辛本人对该篇小说的态度是肯定和欣赏的，但认为它讲述的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故事，故事里的人们拥有一切，他们理性，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几个漂亮的孩子，并且无忧无虑，然而即使如此，他们常会茫然自问‘为了什么（而活）’？”[1]16。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苏珊便是在这种茫然的生活困境里寻找“为什么”而来到十九号房，也是在这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目前学界大多从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来审视和解读苏珊的消亡，认为其选择死亡是被迫的，是对现实的逃避和屈服，有着浓厚消极的宿命色彩，如Rular Quawas的论文Lessing’s“To Room Nineteen”： Susan’s Voyage into The Inner Space of Elsewhere（2007）、仲洁的《寻找女性心灵自由的“房间”——女性主义视角下解构〈去十九号房〉》 （2010） 以及徐嘉聪的《分析〈去十九号房〉女性角色的内心挣扎》 （2020） 等。虽有文献认为苏珊的主体意识构建是积极的，但也仅从“疯癫”（madness） 单一维度阐析其主体意识的变化，如Linda H.Halisky的论文Redeem the Irrational：the Inexplicable Heroines of“A Sorrowful Woman” and“ To Room Nineteen” （1990） 和Sharon L.Jansen 的 Madwomen in the Attic：Madness and Suicide in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The Yellow Wallpaper”and Doris Lessing’s“To Room Nineteen”（2011）。实际上莱辛本人“对其作品的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解读并不持友好态度”[2]。莱辛在其访谈中谈到该时段作品中的人物“有些是源于自己的生活，而有些则是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1]13，而人的意识又是所处社会的文化产物。在其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出版的同一年，美国妇运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的《女性的奥秘》点燃了第二次女性运动，提出女性身份问题和解构了快乐家庭主妇的神话”[3]，也“唤醒了美国女性的主体意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