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云，巫丽君,2

（1.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3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到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从这两个政治文献中的表述可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关键年度。“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必定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笔者查阅2017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之间关于“乡村振兴”的百度指数，该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日均值高达1726，资讯指数日均值高达54079。并且，在2020年9月21日至9月27日间，资讯指数达到了559834的历史峰值，媒体指数日均值则达到了238。这些数据客观地反映了“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受社会关注的程度与深度。另外，2020年中央1号文件提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脱贫攻坚”就势必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关键“历史节点”。

从学术界的反响来看，笔者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在2020年度的理论研究文献中，“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者衔接的研究文献明显增加。其中，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CSSCI期刊文献中，以“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议题的论文就有24篇。因此，本文将以2020年度的学术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文献解读，旨在论证2020年脱贫攻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以及跨越这一历史节点的战略组合模式。

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知识图谱中的关键词

为呈现2020年国内学术界围绕“乡村振兴”这一主题研究的概貌，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检索平台，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中，以CSSCI为来源类别（包括CSSCI扩展版），以“乡村振兴”为篇名，检索时段设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通过检索，共获得初始文献588篇，剔除述评、会议综述、文献述评、专题介绍等文献，共获得518篇有效文献。在此基础上，借助CiteSpace软件（5.7.R2版本），将CNKI数据库中导出的相关文献数据进行格式转化，继而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和分析，直观展示2020年“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词与热点动向等情况。

（一）“乡村振兴”年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索引性标签，反映文章的研究主题、主要内容和观点导向等内容。对2020年度“乡村振兴”学术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直观展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焦点和重点，厘清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向。笔者将518篇有效文献的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生成“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1所示。在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网络中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共现频次越高，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则反映出节点之间联系的强弱。图1显示，从网络规模和密度来看，共有网络节点144个，网络连线259条，网络密度0.0252。“乡村振兴”研究庞大的节点数反映出“乡村振兴”主题研究涉及的领域是多样的，也说明该研究的主题具有很强的延展性，理论研究显现出广泛的覆盖性；从网络节点大小来看，“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三个关键词的节点规模最大。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这三个关键词被提及的次数最多，成为2020年度“乡村振兴”研究的焦点议题。显然，这三个关键词涉及两个核心议题，即“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分析。

图1 2020年度“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二）“乡村振兴”年度研究高频关键词分析

按照关键词共现频次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笔者选择了频次在5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共提取到12个高频关键词，进行中心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20年度“乡村振兴”研究高频关键词中心性分析量表

关键词频次反映出该关键词在所有分析对象中的共现次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议题热度。由表1可知，在2020年度的学术研究文献中，“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乡村旅游”“乡村治理”“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和“精准扶贫”等是最受学界关注的分析主题。而关键词中心性则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它反映的是一个节点对于网络中其他节点建立网络连接的重要性，是测度一个节点在特定网络中枢纽地位的指标。表1显示，中心性较高的6个关键词分别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城乡融合”“新型城市化”“精准扶贫”，而中心性最高的3个关键词依然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

由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是共现网络中最为聚焦的三个关键词，这反映出2020年“乡村振兴”学术研究的重点议题较为明确。换言之，在2020年“乡村振兴”主题研究中，“脱贫攻坚”是其核心议题。

进一步绘制了“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两个关键词节点网络图谱，如图2、图3所示。

图2 “脱贫攻坚”关键词节点网络图谱

图3 “精准扶贫”关键词节点网络图谱

由图2可见，与“脱贫攻坚”关键词节点具有较高联系强度的关键词较多，其中，“有机衔接”“衔接机制”“有效衔接”“统筹衔接”“深度贫困地区”和“产业发展”等关键词与“脱贫攻坚”的连线相对较粗，连接强度（link strengths）指数也相对较大。而由图3可见，“精准扶贫”则成为连接“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的中心节点。由图1、图2、图3的相关分析可知，以“精准扶贫”为连接点，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已成为2020年度“乡村振兴”理论研究文献的核心议题。

（三）“乡村振兴”年度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以“keyword”为标签，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分析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关键词聚类分析的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 Q为0.602，这说明聚类结构是显著的；而聚类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S为0.8919，这说明聚类结构是合理可信的。

图4 2020年度“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网络图谱

导出聚类分析总结，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所有关键词可以被聚类为10个关键词聚类。其中编号越小的聚类，其规模越大，包含的关键词数量也越多。10个聚类的轮廓值均在0.8以上，表明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合理性和可信度较高。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可知，2020年“乡村振兴”研究较为集中的3个议题分别是：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聚类6的标签为“耦合协调度”，这说明，2020年的研究文献中，有大量文献涉及“耦合”和“协调”方面的研究。结合前文分析的研究核心议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可以推测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两者在衔接中如何实现“耦合和协调”，应当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表2 2020年度“乡村振兴”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总结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无论是从网络节点大小，还是从高频关键词频次来看，“脱贫攻坚”无疑是2020年度“乡村振兴”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二是无论是从关键词节点网络图谱还是从关键词聚类分析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以及两者的耦合与协调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三、2020年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

所谓“历史节点”，有学者认为，它是通往既定目标路程中的一个“中转站”，是社会发展路径和演进方式新一轮调整的“开端”[1]。笔者认为，无论是“中转站”还是“开端”，都印证了“2020年脱贫攻坚”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

（一） 2020年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的政治定位

2015年，脱贫攻坚成为中国政府的“第一民生工程”。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2]。由此，“脱贫攻坚”成为整个“十三五”期间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

2017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第一次“政治同框”。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这一历史交汇期，既要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又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2018年，脱贫攻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推进”[3]。随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及早谋划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0年完成后的战略思路”。

2020年，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性转移”。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必须“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4]。2020年10月17日，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示：“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5]。

对于“历史节点”，还有学者认为，通常它是指政治设计中的“关键节点”，即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触发一种“持续的路径依赖”。因此，“历史节点”有助于提升政治行动者对最终决定的影响力[6]。自2015年脱贫攻坚成为中国政府的“第一民生工程”后，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中国政府在兑现了“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后，又不失时机地强调，2020年要实现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性转移”，从而把2020年“脱贫攻坚”定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这一定位，既表明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中转站”或乡村全面振兴的“开端”，也表明它是中国政治设计的“关键节点”，其最终目标就是通过政治情境的建构，以触发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新的路径导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7]。

（二） 2020年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的学术定位

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中，认为“关键节点”既是“时间概念”，也是“事件概念”，可谓是“事件序列”和“时间序列”逻辑排列的结果。进一步来看，“关键节点”的出现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8]。这一理论分析视角启示我们，在分析“历史节点”时，需要关注三个要素：一是作为时间序列的“时间节点”；二是作为事件序列的“事件节点”；三是历史节点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要促发社会进程发生“质变”。

首先，“2020年脱贫攻坚”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的“时间节点”。从时间序列来看，2020年是一个“整年”，从人类的历史实践来看，“整年”意味着旧计划的了结与新计划的开始。因此，2020年在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意义，因为2020年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战的“决胜点”，是中国精准扶贫“结硬账”的“时间节点”，还是开启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起点[9]。因此，赋予2020年为“时间节点”，一点儿也不为过。

其次，“2020年脱贫攻坚”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的“事件节点”。从事件序列来看，在乡村振兴“三步走”发展战略中，每一个阶段的战略发展规划中都有针对性的问题与特定的目标。“2020年脱贫攻坚”胜利收官后，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需从“第一步”迈向“第二步”。这一“事件节点”的意义体现为决胜脱贫攻坚之后，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将会发生明显转变：一是以“扶贫开发”工作为参照基准，乡村振兴将从“脱贫攻坚”阶段走向“后扶贫”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阶段转向“缓解相对贫困”阶段[10]109。二是从广大农民的基本需求出发，“后扶贫时期”乡村振兴的目标将从解决农民“有没有”的问题转向满足“好不好”的需求，乡村振兴瞄准的是农村多方面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境遇”[11]90。三是从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进程来看，2018年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阶段性任务是重点解决“乡村振兴制度框架的系统搭建和全面脱贫两个重点问题”；而2021年到2035年，乡村振兴的目标就进入“系统推进”的战略阶段，其重点任务是要通过15年的时间，系统解决“城乡关系的重塑、集体经济的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生态宜居村庄的发展、乡村文化的重振、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等重大问题”[12]。

最后，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事件节点”，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促发社会发展进程由量变到质变。根据脱贫攻坚战的预定目标，到2020年底，“将实现按2010年贫困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实现“832个国定贫困县如期摘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体脱贫”[13]。因此，“脱贫攻坚”收官之后，2020年也就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元年”。这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标准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乡村的社会发展，不只是体现为乡村的经济增长、美丽和富裕；还体现为乡村“社会发展、政治建设、文化繁荣、生态良好”等诸多方面；并且还体现为乡村不断“改善社会结构”以及对“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不懈追求上[14]。

（三）2020年的学术研究主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政治文献中，对于“2020年脱贫攻坚”在乡村振兴战略历史定位的阐述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是“有效衔接”与“历史性转移”。从逻辑上看，两者获得了“有效衔接”，就可以实现“历史性转移”。因此，历史性转移是目标，而有效衔接则是手段。对此，学术界在研究两者关系时，主要是从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着眼，其理论研究的主题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

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依据

其一，两者“有效衔接”是跨越历史交汇点的必然要求。“从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020年则是这一历史交汇期的关键交汇点”[15]150，在这一重大的历史交汇点上，从国家整体发展层面看，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的历史必然”[11]90。因为，脱贫攻坚主要针对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乡村自身发展层面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目标相连，层层推进”[16]。因为，脱贫攻坚是为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乡村振兴是要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实现乡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其二，两者“有效衔接”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按照脱贫攻坚的计划，“两不愁”目标已基本实现，农村的“贫困状况得到根本性转变，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历史性进展”；但“三保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脱贫攻坚的成果需要进一步巩固，乡村发展需要持续发力，因为，乡村的“临界贫困”问题还比较突出，部分群体还存在返贫风险[17]71。不仅如此，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可能等待脱贫攻坚完成后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客观上就需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三步并作一步走”[18]。因此，为了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并化解乡村的返贫风险，需要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有机衔接起来，使得乡村发展在“制度设计、整体规划、目标导向和路径选择”等方面保持连贯性。

其三，两者“有效衔接”是提炼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需要。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形式，两者都“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7]69，共同构筑起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支点；而从社会发展理论来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依据同源，二者均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19]。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脱贫攻坚”是中国长期反贫困行动的战略拐点，因为它实现了从针对大面积贫困问题所开展的“发展式扶贫”向“精准扶贫”的过渡。这就需要“将脱贫攻坚的经验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转化”，进而系统构建“中国特色反贫困学”[11]90-91。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困境

其一，两个战略定位的差异性可能造成“战略对接困境”。从战略设计来看，脱贫攻坚是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这一战略定位就决定了需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因此，它属于超常规战略，而乡村振兴则属于常规战略。从“超常规”性到常态化转型则成为两个战略对接的难点[20]6。从战略目标来看，脱贫攻坚重点关注乡村的“局部性目标”，而乡村振兴则关注乡村的“整体性目标”。从人口面向来看，脱贫攻坚关注的是“贫困户个体”，主要面向贫困县和贫困村；而乡村振兴则聚焦“乡村整体人口”，由此，可能会产生局部性与整体性战略目标对接的困境[21]103。

其二，两个战略进程的交错叠加可能导致“战略协同困境”。从战略周期来看，脱贫攻坚的周期较短，乡村振兴周期较长，二者存在“短期目标任务与长期目标任务衔接的困难”[22]。因为，两个战略在时间上是交错的，而且存在着规划周期长短的差异性，这极有可能出现政策“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为追求贫困人口和地区在既定战略节点的脱贫目标，政府与相关部门需要精准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资源。但受资源总量约束，这种“靶向”性的资源投入，极易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从而在贫困边缘群体中引发“悬崖效应”[15]152。在实践中，出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脱轨”的现象，地方性政策文件要么忽视两者的统筹协调，要么忽视两者的本质差别，而“简单地将降低扶贫精准度理解为乡村振兴”[21]106。

其三，两个战略模式的差异性可能导致“治理转换困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个战略目标不同，两个战略的实施模式也不尽相同，支撑两个战略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因此，两个战略在“治理机制层面”的衔接困境就有诸多表现，比如，在“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存在“特惠”减贫机制和“普惠”振兴机制之间的兼容困境[20]10。因为，脱贫攻坚目标明确、进程节点清晰，支撑它的政策体系包含相当数量的“应急性、针对性强的短期政策”，而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宏大，支撑它的政策体系包含大量“区域普遍性”和“长期性”的政策，而且支撑两个战略实施的组织与责任机构差别也很大[10]111。因而支撑两个战略的治理模式转换可能存在较大困境。

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路径

其一，以科学的乡村发展理念来衔接两个战略。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最终都归结为乡村的发展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乡村发展理念上曾出现过不少问题。比如，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为满足工业生产对原材料的需求、满足城市对乡村各类资源的需要，对乡村进行了掠夺性自然资源开发和粗放型农村经济，造成了乡村生态的危机。因此，有学者说，“两山”理念既符合唯物史观，又具有实践品格，揭示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23]。另外，在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已越来越具有统一性”[24]。

其二，以统一的战略谋划来衔接两个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这是我们在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战略进程上存在着时间重合期，在战略目标上具有内容重叠性，在战略实施上又体现出价值相似性，因此，完全可以通过统一的战略谋划来达到两个战略的衔接。比如，有学者提出，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所确定的村庄分类方法，可以研究与制定“村庄分类的参考指标体系”，制定出符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要求的村庄分类体系[25]，以便为不同类型的村庄提供不同的发展策略。再比如，可以适时地推动乡村规划从“单村独建”向“群落化”转型[26]，以合理布局乡村发展空间，推动乡村产业“集群化”，等等。

其三，以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衔接两个战略。可以通过有效地开发乡村人力资本，培植乡村精英，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继续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建立精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实现“政府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相统一”“派驻村干部与提升村干部能力相统一”[27]；另一方面，要做好基层公职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实现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志智双扶”，以提升其承接产业、技术和文化的能力。另外，还需要鼓励“市民下乡”“能人返乡”，积极吸纳“新乡贤”，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植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力量[28]。

四、跨越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的组合模式

英国著名的战略史学家苏伦斯·弗里德曼在其所著的《战略：一部历史》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人人都需要战略”，“胸怀战略意味着拥有高瞻远瞩、抓大放小、治本而非治标，放眼全局而非只见细节的能力。离开了战略，什么直面问题、追求目标就只是空谈而已。无论军事行动、企业投资还是政府计划，要想获得支持就必须先有一套可供评估的战略”[29]。事实上，弗里德曼在书里强调的是战略无论是对个人、企业组织，还是对政府组织都极端重要。为什么战略这样重要的价值，明茨伯格等人在经典战略管理名著《战略历程》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战略的“四个利好”，即“战略设定方向”“战略聚合众人之力”“战略决定组织”与“战略提供了一致性”[30]。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它是中国政府组织制定的一项高瞻远瞩、放眼全局的社会发展愿景；第二，这一战略的目的是通过设定某个方向以聚合众人之力，并为政府制定发展方向提供一致性与社会共识。

尽管战略愿景极端重要，但它毕竟属于社会发展规划，而任何战略规划是需要落地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战略执行”。笔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制度支持、技术下乡与产业发展这三个要素十分重要，因此提出以下跨越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的三个组合模式。

（一）“战略+制度”：以制度供给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它的落地，需要国家在制度供给上支撑这一战略愿景，因为制度供给保证了国家行动的长效性。制度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长效作用，一如西方制度经济学学者霍奇逊所言，是因为制度“所体现的规则深深嵌入思想和行为的流行习惯里”，而制度之所以持久，则是因为制度能够创造行为者的“稳定预期”[31]。通过对2020年的学术文献进行研究，关于制度供给这一主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值得重视。

第一，战略实施要驾驭好“制度变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的研究员叶兴庆提出：“顺利实施这一战略，需要驾驭好制度变量，准确识别和消除那些导致乡村衰败的制度安排，适时完善和创设那些促进乡村振兴的制度安排。”[32]他认为需要从振兴乡村产业、乡村人才、乡村文化、乡村生态与乡村组织五个方面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杨建利等提出，应从“完善人才培育制度、创新财政投入制度、健全农村人口户籍管理制度、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统计考核制度、分区域推进乡村振兴”[33]等方面强化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

第二，制度供给要防止“隐性剥夺”。要根据乡村发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创设相应的制度规范，解决矛盾和冲突，为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唐溧等认为，在农村空间资源的发展利用过程中，由于空间资源定价缺失，外部资本在农村开展“三产融合”过程中能够获取“三产化收益”并享受各级各类财政补贴，而外部资本却只参照一产化的农业收益向农户支付土地流转租金。因此，发生在农民身上的空间资源的“租值耗散”和相关投资者对空间资源增值收益“不成比例的占有”，是对农业和农村一种新的“隐性剥夺”，故完善空间资源定价制度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34]。对此，笔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暴露出诸多现实问题、矛盾与冲突，因此，中央政府必须直面这些现实问题，通过创设相应的制度规范，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为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第三，制度供给要回应“底层智慧”。张丙宣等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要“通过顶层设计及时回应基层探索，并将基层探索的有益经验转化为有实效、管长远的体制机制”[35]。因为乡村振兴既是一项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政治设计，也是一项具有丰富性的乡村基层社会实践与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在制度变革中迸发出了巨大的创新能量与实践智慧。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安排需要吸纳这些底层的实践智慧，并将其转化为顶层的制度安排，以实现“顶层政治设计”与“基层实践智慧”相结合。

（二）“战略+技术”：以技术赋能开启乡村振兴战略动能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技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对此，美国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又被称为技术思想家的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即“经济是其技术的表达（expression）”。在这一命题下，布莱恩·阿瑟阐述了以下三层含义：（1）经济被定义为“一套安排和活动，一个社会将借助它来满足需求”；（2）众多技术集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经济的东西；（3）经济的结构是由技术铸造而成的，也可以说，技术构成了经济的框架[36]。基于此，笔者提出了第二个组合模式——“战略+技术”，即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技术下乡以开启乡村经济发展的动能。

第一，从理论层面看，技术对于乡村社会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正向的作用。对于这一论点，许多研究文献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Peneder的研究表明，利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并对生产体系进行优化，可以促使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37]。国内学者黄季焜的研究也表明，科技创新对农村发展的外溢性扩散路径是先经过试点，然后发挥“羊群效应”，由点到面扩散到整个农村区域，提高了农业产业的竞争力[38]。

第二，从实践层面看，技术下乡对乡村赋能具有显著效果。比如，中国科学院依托其强大的科研实力，通过“科技示范项目带动产业培育和升级”，帮助贵州水城县实施猕猴桃项目、内蒙古库伦旗实施青贮饲料项目、广西环江县实施种草养牛项目等，帮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致富，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脱贫”[39]；教育部采取“1+1”模式，即教育部与结对帮扶高校共同定点帮扶一个贫困县，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功能，涌现出一批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高校扶贫实现了扶贫行动从“表面”到“扎根”，扶贫机制从“单一”到“融合”，扶贫动力从“外援”到“内生”，扶贫目标从“脱贫”到“内生”的发展，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40]。

第三，各类信息数据平台与视频销售平台正成为乡村赋能的有效技术手段。2020年发表的文献表明，一方面，随着信息通讯、数据处理等技术平台的持续发展完善以及向乡村社会渗透覆盖，乡村信息获取的便捷性、经济性稳步提升。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国家、地方乃至基层，各个层面的“支农大数据平台”建设正在快速发展。如，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中心与思源农业共同建立了“农保姆”管理系统；海南省建立了“海南农产品价格分析平台”；山东省建立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大数据平台”[41]。这些平台的共同特征是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农户提供数据采集、挖掘分析、检测预警和决策咨询等服务。另一方面，“互联网”“短视频”和“农村”三个元素的结合产生了一种聚变反应，催生出具有垂直化、精细化和职业化特征的“多频道网络的产品形态”（MCN）[42]，各类短视频网站平台通过“设置专门板块”，建立“主播公益团”，探索“直播+电商”模式，实现了从“生活展示”到“生产展现”再到“产业发展”的功能升级[43]。正如涂浩所言，“手机成为新农具”，“短视频”成为新媒介，实现了“农耕文明与信息文明在工具交融和文化展现上的共存”[44]。

（三）“战略+产业”：以产业兴旺筑牢乡村振兴战略根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并把“产业兴旺”定义为首要内容。2018年1月国家又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重中之重。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乡村产业发展这一主题指出：“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201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对“乡村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笔者研究发现，2020年发表的以产业兴旺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围绕以上乡村产业的内涵展开的，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地域性来看，需要形成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的特色产品。比如，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提出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阳信探索”。调研发现，阳信县水落坡镇是全国首个“收藏文化名镇”，近几十年来古典家具产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如今，古典家具特色产业正成为阳信县水落坡镇居民持续稳定增收的“产业密码”[45]。更有甚者，把整个乡村作为一个特色品牌来打造。比如，江苏溧阳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通过“村庄分类布局”的思路，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形成了点、线、面全域创建的特色田园乡村总体格局，形成了县域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之路[46]。

第二，从经营主体来看，需要培育起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市场。有学者提出，专业市场的集群发展是商业交易关系在产业专业化分工下的“地方化体现”[47]。因此，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市场形成对于乡村经济与产业发展显得尤其重要。学者黄思对鲁西南的一个由农户主导的药材专业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它是一个国家级中药材市场，主营初加工的中药材和药材原料。专业市场的核心是S村，村庄有400多户农户。S村及周边村庄的农民主要以药材产业谋生，专业市场内的商家约一半是S村的农民。黄思对这个专业市场分析后指出，这个专业市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由“精英领头自发形成的基层市场”发展为“村级组织统筹建设的地域市场”再发展到今天的“地方政府投入建设的国家级市场”[48]。虽然这样的农村专业市场研究文献尚不多，但仅凭感性经验，我们也知道这类专业市场在中国的大地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数量，并且在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业态类型来看，需要建立起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体系。在“一二三产融合”这一问题上，2020年的研究文献有好几篇是基于“六次产业”的角度展开的，这一研究视角给“一二三产融合”带来了诸多启发。文献研究的逻辑大致如下：（1）“六次产业”表述了什么新理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着重强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性[49]。（2） 日本的高知县马路村是通过发展六次产业化来实现乡村振兴的最成功案例之一[50]。（3）“新六产”理论是对农业“六次产业”的升级和重构，是根据我国当前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而提出的具体化、本土化、可操作化的战略方案[51]。

总之，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性转移”中，战略规划及其愿景的实施需要扎实的制度设计、技术能力与产业发展作为支撑与保障。只有这样，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也就成功地跨越了一个“历史节点”，并顺利地转换到下一个战略目标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