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春蓉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张籍（约766—约830），字文昌，和州乌江人，元和诗坛代表诗人，现存诗450余首。目前学界对张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考证及诗歌文本研究方面，对其接受研究仅见傅小林《张籍诗歌在中晚唐的传播与接受》[1]一文。张籍诗歌在明代的接受传播尚无专文研究。明代出现大量唐诗选本，众选本对元白诗派的评价普遍偏低，但对张籍的评论却相对颇高，其诗歌地位甚至远超白居易与元稹。鲁迅指出：“凡是对学术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展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2]本文通过考察明代唐诗选本对张籍的接受情况，试图对其地位远超元、白的原因作出揭示。

一、凌驾元白：张籍在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接受程度

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将明代唐诗接受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元年到成化末年（1368—1487）为前期，弘治元年到隆庆末年（1487—1572）为中期，万历元年到崇祯末年（1572—1644） 为后期[3]。本文以此为据，列出明代前、中、后期具有代表性的14个选本选录张籍诗歌的情况，以考察张籍在明代不同时期的接受程度，并列举刘长卿、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的选诗数量，以便比较分析。众选本选诗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明代唐诗选本选录张籍诗歌数量

明初120年，明人自编唐诗选本较少，多为元代的重刊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明选本有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拾遗》《唐诗正声》，以及康麟《雅音汇编》。高棅《唐诗品汇》编于明洪武甲子年（1384），完成于洪武癸酉年（1393），历时10年，选诗人620家、诗5769首。高棅“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4]14，选张籍诗歌72首，虽少于刘长卿167首，但同比高于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张籍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均被列为接武，符合张籍“中唐诗人”的身份，但其古诗被列入晚唐的“正变”之列。《唐诗拾遗》十卷为《唐诗品汇》的补充本，选诗人61家、诗954首，补编张籍诗歌13首，选诗亦是相对较多。《唐诗正声》是精选《唐诗品汇》“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5]编纂而成，选140人、诗931首。此时期髙棅宗盛唐观念进一步明显，对元白诗派持排斥态度，白居易诗歌一首未选，但仍选录张籍诗歌15首。康麟《雅音会编》成书于天顺七年（1463），共12卷，选诗3800余首，明人王钝指出：“其为后学启蒙者多矣”[6]，该选本选张籍诗35首，仍多于白居易等人。

“弘治时……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7]7348，明中期崇盛唐思想进一步盛行，诗坛普遍对中唐诗歌持排斥态度。其间影响较大的选本有李攀龙《唐诗删》《唐诗选》，孙琴安评价：“李氏一选，声誉鹊起，身价百倍，批注者蜂拥而起。《三体唐诗》《唐诗鼓吹》《瀛奎律髓》等一批名重一时的唐诗选本，均被打入冷宫”[8]。李攀龙推崇盛唐诗歌，排斥中晚唐诗歌，故两个选本张籍诗歌均仅选入1首，张籍诗歌的接受跌入低谷。此外，著名选本还有邵天和《重选唐音大成》，该书编成于嘉靖五年（1526），共15卷、选诗1565首，分为始音、正音、余音，张籍诗歌被列为“正音”，选入18首，略低于王建21首，却也远多于白居易5首、元稹3首。胡缵宗《唐雅》编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全书共8卷，选诗1263首，其选诗推崇雅正，张籍诗歌选入25首。

明代后期，文学观逐渐走向多元，唐汝询《唐诗解》50卷，选诗人200家，诗1546首，该书以《唐诗正声》《唐诗选》为宗，选诗仍推盛唐，张籍诗选入18首，多于王建12首、元稹3首、白居易8首。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成书于崇祯三年（1630），选435人、诗2413首。该选本延续明中期宗盛唐思想，选录张籍诗歌30首。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选诗审美主清空疏淡、含蓄蕴藉，录诗人291位、诗2252首，选张籍诗歌41首，仅次于刘长卿50首，列为中唐第二。选诗出现变化发生在崇祯年间，陆时雍《唐诗镜》选诗人307位、诗3158首，录中唐诗1259首，占总选诗量40%，盛唐诗1114首，占比35%，其选诗打破独尊盛唐的局面，所选中唐诗歌甚至超过盛唐。陆时雍选白居易诗204首，位列中唐第一，超过刘长卿63首；张籍选诗35首，相比前期选诗数量变化不大，但其诗歌地位已经远低于白居易、元稹等人。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为明代后期一部大型选本，《石仓唐诗选》为其中的唐代部分，选诗100卷，拾遗10卷，录诗人1043位、诗10977首，该选本也对中晚唐诗歌予以重新重视，选白居易206首，位列中唐第一，选张籍诗歌148首，王建158首，元稹104首。张籍虽然诗歌选入数量增多，但地位稍显下降，次于白居易、王建等人。

从唐诗选本来看，受明代崇盛唐的复古思潮影响，张籍在选本中的接受经历了前、中期下降，晚期稍有回升的过程。明前、中期200余年间，元白诗派的接受度整体偏低，但张籍诗歌选诗量均高于白居易、元稹等人，为元白诗派接受度最高者。崇祯年间，白居易诗被重新选为中唐第一，张籍诗歌的选录数量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但诗歌地位稍有下降。

二、重视七古七绝、排斥律诗的选诗特点

辨体是明人的核心诗学观念，如李东阳认为：“古诗与律诗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9]6。对各诗体进行细致的区分，其目的在于树立不同诗体的学习典范，即古诗学习汉魏六朝，近体学习盛唐。在辨体意识下，明人对张籍各诗体的接受度存在差异。兹将明代前、中、后期各3个选本对张籍诗体的选录情况罗列如表2所示。

张籍古诗早在唐宋时期便颇受推崇，南唐张洎《张司业诗集序》称：“公为古风最善，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继其美者，唯公一人”[10]。宋周紫芝《竹坡诗话》称：“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11]通过表2分析发现，明人对张籍七言古诗、七言绝句的选录最多。首先，在所选张籍诗歌中，七古和七绝的占比最大，律诗的选录均相对较少。前期《唐诗品汇》选张籍诗72首，七古选入29首，占张籍总选诗的40%，其七绝选入23首，占比32%；而五言、七言律诗共选入11首，仅占15%。中期李攀龙《唐诗选》仅选1首，为其七绝《凉州词》，其余诗体则全弃不录；后期《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选张籍诗歌30首，七古选诗12首，占张籍总选诗的40%，七绝选诗8首，占比26%；《唐诗镜》录张籍诗歌35首，其七古选入21首，占比更是高达60%。

表2 明代唐诗选本选录张籍诗体情况

其次，在中唐诗人群体中，张籍七古和七绝的选录往往也名列前茅。髙棅《唐诗品汇》选张籍、王建、韩愈的七古各29首，并列为中唐第一；中唐七绝选诗最多者为刘禹锡28首，张籍七绝选诗23首，排名第二。对于张籍的近体，髙棅则评价为“无足多取者”[4]620，评价不高，选诗仅10首。其后《唐诗正声》选录张籍七绝6首，仅次于刘禹锡9首，与刘长卿6首并列为中唐第二。胡缵宗《唐雅》选入张籍乐府诗9首，仅次于王建14首，位列中唐第二。唐汝询《唐诗解》选张籍七绝8首，为中唐第二，选诗仅次于刘禹锡13首。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选张籍七古12首，为中唐诗人中七言古诗选入最多者。

此外，选本评点与明代诗话对张籍的古诗和七绝评价最高，对其律诗则多持批评态度。髙棅《唐诗品汇》评价张籍古诗“大历已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4]169，认为在中唐中仅有张籍、王建二人的古诗，尚存古意。受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古”是一个评价极高的词语。钟惺评价张籍古诗：“法紧气宽，古诗至此，不得以中唐限之。”[12]188陆时雍认为其古诗“稍存雅道”“语近真际”“有古趣”[13]992。髙棅对张籍的七绝也予以较高评价，认为“自贞元以来，若李益、刘禹锡，张籍、王建、王涯五人，其格力各自成家，篇什亦盛”[4]429。而白居易等人则根本不被提及，胡应麟亦称张籍七绝“有可观处”[14]120。徐献忠认为：“水部长于乐府古辞，能以冷语发其含义，一唱三叹，使人不忍释手。……其近律专事平净，固乐天之流也。”[15]明人不喜白居易诗歌平易冗长，格调不高，张籍近体被评为乐天之流，评价显然不高。其后陆时雍对张籍律诗的评价也是“大历以后，五七言律诗流于委靡，元和诸公群起而力振之，贾岛、王建、乐天创作新奇，遂为大变，而张籍亦入小偏”[13]246，将其归属为“变体”之列，明人崇正斥变，其评价也不高。

辨体意识之下，明人对张籍诗歌的接受主要在于古诗而不是律诗，其七言古诗被认为“尚存古意”更接近魏晋古风而备受推崇，而律诗则被认为流于白居易一脉的“变体”，无可多取，遭到排斥。

三、明代诗学观念对张籍诗歌地位的影响

纵观明前、中、后期，张籍诗歌的接受虽有起伏，但其七古、七绝一直最受推崇，其诗歌地位也多高于白居易、元稹等人；仅在崇祯年间，白居易诗歌重选为中唐第一，张籍的诗歌地位才稍有下降。张籍诗歌地位的起伏变化，是明代崇盛唐的时代风气、“正变”诗学意识、崇尚含蓄蕴藉的审美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崇盛唐”观念下对张籍诗歌的排斥

明前期，朱元璋主张恢复传统文化，重建盛世，明初大儒方孝孺称：“上方稽古，以兴一代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之”[16]。受政治、文化环境影响，不少唐诗集重刊，唐诗选本也风行起来，明初文坛已经“透露出一股拟古和崇尚唐音的风气”[17]。高棅《唐诗品汇》诗分四唐，认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4]6，主张学习盛唐诗歌。至明中期，以李东阳、李攀龙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将宗盛唐的思想推向顶峰，提倡“诗必盛唐”“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7]7307，李攀龙《唐诗选》更是仅选张籍七言绝句1首，张籍诗歌的接受在明代中期陷入低谷。究其原因，缘于明人推崇盛唐并以时代论诗，认为“体以代变”“格以代降”[14]1，故评诗每先依据时代划分，然后再评价其优劣，诗人诗才再好，都不能脱离其所属时代的限制。明、前中期推崇盛唐而贬斥中晚唐，故张籍同白居易、元稹等中唐诗人均属于“吐弃”之列，故选诗较少。

万历以后，社会腐败，国力衰微，士人试图恢复汉唐“盛世”的理想幻灭。同时，社会出现一股反传统、张扬个性的思潮。自嘉靖年间王阳明心学兴起，“其说风靡天下”[18]，渐开思想多元趋势。其后李贽“童心说”及汤显祖等人推举“真情”“浅俗”，提倡人性本然之真，有力推动了重个性、重情感文学思潮的形成。《明史·儒林传》载：“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7]7222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再沿袭“诗必盛唐”的观念，中、晚唐诗歌逐渐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明代后期，白居易、元稹等大家重受关注，张籍的诗歌数量选录较中期也有所增多，但诗歌地位却有所下降，已位列白居易之后。

（二）“正变”观念下对张籍诗歌的批评

诗之正变是明代重要的诗学观念，“学者审其源流，识其正变，始可以言诗矣”[19]433基本是明代论诗的共识。元代杨士宏《唐音》以正变论唐诗，大力推崇盛唐，《唐音》选诗1314首，分为“始音”“正音”“遗响”。张籍在《唐音》中，尚被列为“正音”，选诗57首，而同时代的元稹、白居易则被列为遗响之列。到明代，崇盛唐观念进一步增强，明人认为《唐音》仍太过于注重中晚唐，故髙棅等人对《唐诗品汇》予以修正，崇盛唐之“正”而斥中、晚唐之“变”，其诗学观念影响了有明一代。《唐诗品汇》明确提出诗分四唐，并将诗歌细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格。在《唐音》中可与王维等人并列为“正音”的张籍在《唐诗品汇》中已属中唐的“接武”，历代评价较高的古诗也沦为晚唐的“正变”之流，其前后变化，可见张籍在明代地位明显下降。但髙棅指出张籍古诗为“抑亦唐世流风之变，而得其正也欤”[4]169，认为张籍古诗已属变体，但仍是变中之“正”者，故对其古诗选录仍然较多。此外，如许学夷《诗源辨体》等诗话称“元和间，贾岛、张籍、王建始变常调”[19]268，也将张籍归类为“变体”之列，评价不高。

诗之“变”会遭受排斥，源于传统认为诗之正变与时世有极大联系。《礼记》：“声音之道，与政治通矣。”毛诗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音寓意着国家兴盛，变音则是衰世的象征。明万冀《和唐诗正音后序》认为：“诗之于世，虽曰道性情，发心志，然其兴废邪正，实关乎气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20]明前期，朱元璋提倡文学“和而正”，文坛莫不“鸣国家之盛”，至明朝中期也多鸣盛世之音。在此影响下，诗歌莫不尊正斥变，如李梦阳论诗与政治的关系：“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和，激则愤……而其变也，讽刺忧惧之音作，而来仪率舞之奏亡矣”[21]。提倡“典雅”“中和”之诗而排斥“讽刺忧惧之音”，对诗之变持排斥态度。许学夷《诗源辨体》评价元和之际：“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亦犹异端曲学，必起于衰世也。”[19]248张籍诗歌被认为是“讽刺忧惧”“衰世”之变音，不符合“雅正”的典范与盛世之音的期待，故属于排斥之列。

（三）“含蓄蕴藉”审美观念下对张籍诗歌的欣赏

张籍身为中唐诗人而受排斥，却在长达200余年间为元白诗派中接受度最高者，缘于明人对诗歌“含蓄蕴藉”审美风格的追求。明代复古派推崇“诗必盛唐”，在诗歌审美上推崇盛唐诗歌“高古宛亮”“含蓄蕴藉”的风格，认为中唐则是“才力既薄，风气复散，其气象风格宜衰，而意主于清空流畅，则气格益不能振矣”[19]235。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歌则被评价为“浅近冗长”，在明代前、中期遭受排斥。而刘长卿生于盛唐，因其诗歌符合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而最受推崇，多次被选为中唐第一。张籍诗歌的风格具有多样性，明人认为张籍诗歌具有“俚俗”的一面，对其予以批评，李东阳称“张籍善用俚语”[9]85，陆时雍评价“张籍小人之诗也，俚而佻”[13]13。与明人批评否定元白等人诗歌的观点一致，均因其诗歌“俚俗”“言尽”而多受批评。

但同时明人也意识到张籍诗歌与元、白诸人的不同，髙棅意识到张籍的古诗具有“古意”“古淡”的一面，胡震亨也称张籍“变风犹未失古”[22]。钟惺、谭元春《唐诗归》认为：“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思绪清密，读之无深苦之迹，在中唐最为蕴藉”[12]188。指出张籍诗歌有“含蓄蕴藉”的一面。张籍、王建诗歌选录数量不相上下，但张籍往往居于王建之上，许学夷《诗源辨体》指出：“二公乐府，意多恳切，语多痛快，正元合体也。然析而论之，张语造古淡，较王稍为婉曲，王则语话痛快矣。且王诗多，而入录者少，故知其去张实远也”[19]267。其评价的核心仍在于主张诗歌“含蓄蕴藉”，且注意到了张籍诗歌的风格具有质朴古淡、婉曲蕴藉的一面，故张籍诗歌选录较王建多。也正是因张籍诗歌较元白含蓄蕴藉，故成为元白诗派中接受度最高者。

受复古思潮推崇盛唐诗歌的审美倾向影响，张籍诗歌被批评浅俗；明人正变诗学观念下，张籍诗歌被归入变体之列，与衰世之音联系，故被排斥。但另一方面明人又认识到张籍不同于元、白等人，认为其古诗“古淡”“含蓄蕴藉”，故形成了张籍在明代的接受稍有起伏，但相较元、白等人接受度最高的面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对于张籍、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的接受呈现明显的时代化特征，明前、中期带有普遍化、极端化的诗学观念之下，明人对张籍、白居易等人的批评更多指向的是其时代风格，只有明人具体到诗人个体之时，才能发现张籍“蕴藉”而有别于元、白诸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