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梅

风刮得呜呜的冬天，我的爷爷去世。这年，父亲8岁。奶奶穿一件自己浆染的粗布衣裳，捣烂槐米，加草木灰，慢慢浸染，早上放置到井台，经露水的滋润，粗布就像上足了胎釉的青瓷，又经心灵手巧的主人精工细剪，就变成了一件漂亮衣裳。

来年春天，当花朵迫不及待地炸开，天空的脸庞一下子放大，像一个飞起的风筝，季节被浓妆艳抹，满眼的绿色，浓得像一坛子绿漆。

春天，如期而至。失去丈夫的奶奶在這样一个万紫千红的季节，被迫改嫁到离村五里地的古县村，一个地主的家里做填房。父亲跟着去了，奶奶死活要他去的，地主家的人叫父亲为“拖油瓶”。离开宋家泊时，父亲望着东河，眼睛里有两坨凝固的东西，一闪一闪。直到望见自己父亲矮小的坟头，他才一步三回头离开自己的家。其实父亲的心里早已血流成河。

地主家仅一个菜园子就有父亲家原来住的半个村子大。奶奶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让父亲进学屋读书，口是心非的地主非但不让父亲上学，还叫年仅7岁的父亲跟着长工去坡里干活，干得慢了，就挨鞭子打，饭也不给吃饱。父亲央求奶奶回去，奶奶只是流眼泪……

忍无可忍的父亲自己跑回老家。家里有我的大奶，大奶的儿子参加了张步云的土匪队伍，战斗中被打死，年仅22岁。儿子死后，大奶不管遇到谁，都要吐一口吐沫，有时会连着吐几口，庄里人说大奶的精神出了问题。

父亲一口气跑回家。大奶嘴里骂着：“挨千刀的！”

大奶和奶奶一直没分家，住着三间小破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