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梅

风刮得呜呜的冬天，我的爷爷去世。这年，父亲8岁。奶奶穿一件自己浆染的粗布衣裳，捣烂槐米，加草木灰，慢慢浸染，早上放置到井台，经露水的滋润，粗布就像上足了胎釉的青瓷，又经心灵手巧的主人精工细剪，就变成了一件漂亮衣裳。

来年春天，当花朵迫不及待地炸开，天空的脸庞一下子放大，像一个飞起的风筝，季节被浓妆艳抹，满眼的绿色，浓得像一坛子绿漆。

春天，如期而至。失去丈夫的奶奶在這样一个万紫千红的季节，被迫改嫁到离村五里地的古县村，一个地主的家里做填房。父亲跟着去了，奶奶死活要他去的，地主家的人叫父亲为“拖油瓶”。离开宋家泊时，父亲望着东河，眼睛里有两坨凝固的东西，一闪一闪。直到望见自己父亲矮小的坟头，他才一步三回头离开自己的家。其实父亲的心里早已血流成河。

地主家仅一个菜园子就有父亲家原来住的半个村子大。奶奶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让父亲进学屋读书，口是心非的地主非但不让父亲上学，还叫年仅7岁的父亲跟着长工去坡里干活，干得慢了，就挨鞭子打，饭也不给吃饱。父亲央求奶奶回去，奶奶只是流眼泪……

忍无可忍的父亲自己跑回老家。家里有我的大奶，大奶的儿子参加了张步云的土匪队伍，战斗中被打死，年仅22岁。儿子死后，大奶不管遇到谁，都要吐一口吐沫，有时会连着吐几口，庄里人说大奶的精神出了问题。

父亲一口气跑回家。大奶嘴里骂着：“挨千刀的！”

大奶和奶奶一直没分家，住着三间小破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大奶最怕的就是下雨天，打雷她就钻到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子里瑟瑟发抖，惊恐地喊着，不要杀我儿子，不要杀我儿子。她把雷声当成了枪声，父亲头顶着一个破铜盆，接住流下来的雨水，伸出另一只手安抚着大奶：“大娘不怕，有我！”

雨后的天空像被洗了一般，云的袍子像花朵一样柔软。舅爷从荆河南的河崖风尘仆仆而来，裤腿上粘满草香，他把麦糠掺加上泥土，用麦秸草修复屋顶。修复完，舅爷还把墙垛上的缺口，塞上碎石块，抹上一层泥。潍河东的姨妈也从高密李家庄子赶来，带着她硬从三表叔口里省出的一个粗面饽饽，还有二表叔穿小了的几件旧衣裳。父亲见到舅爷和姨妈，眼圈红了红，没有掉眼泪。

舅爷和姨妈两个人凑了点儿钱，给父亲买了几分地。父亲和大奶靠着这几分地相依为命。地主不点头奶奶不敢回来看儿子，她只好叫舅爷给父亲捎回做好的衣裳和一些吃的东西，父亲看都不看一眼，说：“我养得活大娘，也饿不死我自己。”有一天，奶奶趁着地主出远门跑回宋家泊，父亲却藏在垛后不出来。奶奶哭着回去后，父亲用脚跺碎了奶奶带来的所有东西。

不到一年，地主家丢失了一大批贵重物品，他们怀疑奶奶伙同娘家人偷走，要奶奶赤脚走十八盘滚烫的鏊子，还要点奶奶的天灯。奶奶胆小，当晚上吊自杀。后来才弄清楚是家中的长工伙同张步云手下的土匪干的。

天上滚动着乌黑的云，用手在空气里一抓，就是一腔忧伤。村里人还有舅爷、姨妈帮着埋葬了奶奶，出殡的钱都是舅爷和姨妈出的。这年父亲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他才8岁。

站在爷爷奶奶坟前，父亲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他站成一尊泥像，稍有动静，就会被痛苦风化……

宋家泊大集从大街向岔开的几个胡同延伸，除了没有粮食市和猪市，卖什么的都有。舅爷每个大集都来卖麻线，因为舅妈打出的麻线粗细均匀，几个女人们叽叽喳喳讨价还价后，你一缕她一缕很快卖光。舅爷总会拿出一毛五分钱买一个大个烧饼，给父亲吃。跟在舅爷屁股后年仅5岁的表叔，也就过过眼瘾，实在馋得慌，他就用指头肚从烧饼上粘几个芝麻粒吃。有时几个芝麻粒满足不了表叔，他又哭又闹，为了搪塞他，舅爷会去路北边的供销社花2分钱买一块水果糖塞给他。舅爷叹口气说：“哪个大大（老家对父亲的称呼）不亲自己的儿，可我只有能力买一个烧饼，剩下的钱还要买盐买油。你有大大有娘，不吃烧饼，也碍不了什么。你表哥就是整天吃烧饼，心里也是瓜苦瓜苦的。唉！一个几岁的孩子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养活一个嘲巴大娘，什么命呀？”

别看大奶精神出了问题，在村里却是出名的干净。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毛蓝褂子，胳膊肘上和前后衣摆都打着补丁，补丁与众不同，起针绞丝，收针平扣，像是有意绣上去似的。据说大奶年轻时手工活好，纳个鞋垫、裁剪个衣裳，构图和样式被村里人争相模仿。她做饭也讲究，顿顿有个小咸菜，普通的家常菜出锅后都色香味俱全。大奶把姨妈捎来的旧衣服裁得大小适中，有窟窿的地方，用贴布针剪成好看的图案，庄里人见了，都说怎么做上的呢？她把好的饭菜全部推到父亲跟前，看着父亲吃。

最让人烦的就是大奶见人就“吐吐吐”，然后绕着墙根走，眼睛时不时地望着天空。

父亲时常和邻居裴爷爷搭伙干坡里的活，给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到了夏天他俩脖子上都搭着条汗巾，汗巾上渍出一块块盐卤。那天正好给我家锄套种在棒槌地里的豆子，棒槌刚吐出红缨来，两个人低着头锄地，来回晃动的棒槌叶子扫着他们的脸，用手挠几把，脸上就一块块的红。到了地头，裴爷爷和父亲把锄出来的“马种菜”和“老牛泄泄”拾满筐子，带回去喂猪。他俩还捉了一串活蹦乱跳的蚂蚱，就地拨弄一些干青草，点火烤蚂蚱吃。回家路过南沟时，两个人跳了进去，在沟里打水仗。

大奶早就炒好了四个小菜。嫩黄瓜去皮拍段，蒜粒撒在黄瓜块上，浇酱油和醋。热水焯马种菜，也是蒜拌。咸鱼头和酱片放蒜臼子里砸黏，加大油。一盘土豆丝。主食是“炒煎饼”，煎饼晒干，掰碎，过水，锅里放大油，加葱花姜片翻炒，起锅加自家种的青菜。裴爷爷一次能吃五碗“炒煎饼”，他说谁也没有大奶做的“炒煎饼”有味儿。

农村的夏天带着声响。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喊叫，青蛙在池塘里也是一唱一和，草丛里的促织嘤嘤作语，河滩上一簇簇的蒲苇摇摇摆摆，白鹭成群地降落，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牛和羊的叫声，伸伸鼻子，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庄稼味道。这天轮着父亲和裴爷爷给裴家翻地瓜秧，地瓜叶子泛着绿光，他俩的光脊梁上冒着油光。地瓜秧子正是不听说的时候，四下里跑，到处安营扎寨结小地瓜，地瓜沟里的热气噌噌地往上冒，抬眼就见一块西瓜地，西瓜密密麻麻排兵布阵。父亲转过头问裴爷爷：“小叔，馋瓜不？”“小狗不馋。”

中午吃过饭，父亲带着裴爷爷回了家，大奶在炕上睡觉。父亲朝裴爷爷使了个眼色，蹑手蹑脚去了西屋。西屋里放个高粱囤，父亲撒目一圈儿，没看到合适的家把什，他忙脱下自己的裤子，把裤脚打一个结，装上半裤筒高粱，朝后搭在脖子上，围上汗巾，倒退着出了屋。大奶睁了睁眼，翻过身去。

两半裤腿高粱换了三个西瓜，他俩每人消灭掉一个。剩下的一个，父亲带回家给大奶吃，说裴爷爷家送的。

在鄉村晚上是孩子们的天下。大奶一个人坐在蒲团上，听到小孩子尖叫，她就吐一口唾沫，然后长时间地看着天上的星星。裴爷爷和父亲蹲到大街的石碾上，流星滑过，父亲的眼睛就亮一下。他悄悄告诉裴爷爷，他加入了武工队，很快就要离开家乡随区队到沂蒙山区进行抗日活动，这年父亲13岁。

父亲还没有离家，大奶却在睡梦中死去。她穿戴整齐，一脸安详。还是舅爷和姨妈帮着父亲埋葬了大奶。父亲的眼睛望着天，他希望大奶和叔叔在天上相遇，这次他哭得昏天黑地，哭着喊大娘啊！大娘！“娘”的字音拖得有一辈子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叫过娘。我认为父亲不理解奶奶，不到活不下去，那个年代的奶奶会扔下幼小的儿子改嫁？母亲却不赞同我的观点：“你们谁也不知道你大大心中的苦。”

1941年，13岁的父亲参加敌后抗日武工队时还没有枪杆子高，小时候我经常问父亲一个幼稚的问题：“你怕死吗？”“革命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怕死就不革命。”1945年6月，父亲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父亲在胶东司令部通讯班担任副班长，二舅入伍后也分在通讯班，看到战场上死亡人数多，二舅企图做逃兵，被父亲抓回关了一周禁闭。几年后，舅爷托媒人去我姥娘家给父亲提亲，二舅写信回家坚决不同意我母亲嫁给父亲。

青岛战役中，父亲为了保护首长，左手贯通枪伤，致食指失去功能并畸形。1950年3月，父亲退伍。22岁。

退伍后的父亲，分到浯河区做宣传工作。大奶的房子因为多年没人居住倒塌。舅爷和姨妈的日子都过得青黄不接，但是他们希望父亲去他们家住，父亲不想再拖累他们，婉言谢绝。

姥爷和舅爷有个瓜蔓子亲戚，碍着舅爷的情面，同意了母亲的婚事。身为乡长的姥爷把给母亲的陪嫁全买了木料，让父亲翻盖房子。我爷爷的亲兄弟，就是我的六爷，招赘去了曹家泊。六爷眼热父亲退伍带回的二十几元钱、粮食、两床军毯和一些布票，极力央求母亲嫁去他家，还说绝不薄待他们。

到六爷家后，六爷就把姥爷陪送母亲的木料给大叔盖了房子。钱、粮食和军毯也被六奶收为己有。每到吃饭六奶就指桑骂槐，明着骂我姑姑，实际上是骂我母亲。母亲每天吃不饱，还要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子早起推煎饼。父亲十几天回家一次，父亲在家六奶就会换一副脸子，对母亲和对姑姑一样好。有一天父亲出差路过突然回家，发现在磨道里推煎饼快冻僵的母亲，他把母亲抱到炕上，把她的脚放到火盆上，母亲连冷热都试不到了……

晚上母亲想做点儿针线活，六奶就在窗户外学鬼叫吓唬母亲，嫌点灯费油。万般无奈母亲对父亲说：“回我们自己村吧，老少爷们会帮衬，总比这种日子有活头。”

父亲借了一辆大车子，推着已经有身孕的母亲，回了宋家泊，这年母亲17岁。

老房子不能住，父母亲只能借住在宋汝光叔家猪圈连着的棚子里，存放犁搂耙具的地方。舅爷来赶集听说后立马把家里准备给表叔结婚打家具的泡桐树运来，姨妈接到舅爷的口信，抱着嗷嗷哭的四表叔也赶来了，大表叔推着粮食在后面跟着。母亲拉着两位老人的手就开始流眼泪。姨妈劝：“孩子，没有过不去的坎，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姥爷让大舅拉来盖房需要的其他木料，盖堂屋时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来了，招待饭菜的钱，是舅爷出的。盖猪圈时父母自己动手，不好意思再操劳村里人。母亲正怀着大哥，饿着肚子，父亲就给卷了“喇叭筒”，让母亲吃，说，一支小烟炮，赛个小火勺。从此，母亲一发而不可收，吸烟上了瘾。

大姐生在五月。母亲没吃到一个鸡蛋，饿得头昏眼花。她喊过来刚懂事的大哥去菜园里割一些马种菜和韭菜，砸上蒜瓣，母亲狼吞虎咽下一瓦盆，就落下了心口疼的病。

大姐的嘴巴像刀子，孩子咂不出奶哭，母亲生不出奶哭。舅爷及时送来两斤炒面，这是表姑的吃食，大姐咂着面糊糊，出了满月。

到大姐两个月零七天的早上，闭着眼，奄奄一息。母亲以为大姐和我前面的两个姐姐一样要完蛋，把孩子送给本家老嬤，她实在没有勇气再次去面对骨肉的分离。老嬤是一双小脚，走路奇快，眼睛老是盯着脚下，好像地上有金银珠宝。一次我问起来，老嬤说，地上就是有金银珠宝，哪件宝物也跑不出大地去。老嬤一手抱着大姐，一双小脚围着场院转了四个圈，才在四个谷垛上找到四穗谷子，搓几下，用黑铁勺子煮了一勺温乎乎的小米粥，喂给大姐，她就睁开了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时光是一支射出去的箭，不管困苦还是欢乐，它行走的步伐是不变的。我家的日子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善，吃饭的嘴巴倒是增长得的很快，二姐出生后，有了二哥。

二哥三个月，母亲得了白内障，只得去县城人民医院动手术，姨妈听说立即带着家中唯一的半袋白面来照顾孩子们，舅爷送来了10元钱。10元钱在那时可是个天文数字，据说是舅爷粜了家中所有的粮食，当时表婶子还和舅爷干了一架，数落舅爷对父亲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亲。

母亲没有奶水，二哥饿得整天哭，父亲出去办事，就把二哥拴在床头上。二哥哭累了就睡，睡醒了继续哭。动完手术第二天母亲就出了院，姨妈摸着二哥月牙似的的小脸，老泪纵横。小表姑只比二哥大一个月，在母亲没有彻底痊愈的日子里，姨妈一双小脚每天来回跑十几里地，照顾二哥他们。

每年的正月初二，我家总是兵分三路，父亲和二哥去李家庄子看姨妈，我和大姐去小河崖看舅爷，大姐结婚后，改为我和妹妹一起去。大哥和二姐去封家岭看舅舅。家中最好的物品要先送舅爷和姨妈，在我家一直是个不成文的规矩。

任何一个小节日，父亲都会带我们其中的一个去看望舅爷和姨妈，几十年雷打不动，直到他们去世。平日有点儿稀罕物品，也是第一时间送给他们，在我们心里，舅爷就是我们的爷爷，姨妈就是我们的奶奶。他们的爱连同他们的人，像树一样扎根在我们兄妹几个的心里，生根发芽，绽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