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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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家还在生产队挣工分。有一天的下半夜，生产队的仓库让贼人卸下两扇门板，丢失了两口袋高粱和半口袋玉米。在这交待一句，生产队的这个仓库当时就在我家院子东仓房。一溜三间小平房，土坯墙壁，木头门窗，钻风漏雨。因存放的粮食少，仓房经常空置出大部分面积，里面稀有金贵的谷黍和高粱米却是生产队一百多号人的救命粮。因在我家院子里，我父亲不容分说成为义务安全员，不挣工分，专司安全保卫之职，却无权动用公家一粒粮食。

粮食被盗那年，我十多岁，有了记事能力。模模糊糊中大概知道些原委。而知晓全部真相的是那些盗取的参与者，当然他们不会说出来的;再有就是我父亲，他也是过后才知道的。

我父亲今年九十来岁，还住在那个乡村，除了耳朵背，身体没啥大毛病。作为那件偷盗案的蒙冤者，父亲选择了大半生的沉默。于父亲而言，沉默并不代表接受，但是一种姿态。近些年，随着当年那些人相继作古，而他们的后人逐渐搬离乡村，不再回来。父亲才陆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不能叫贼，都是穷极饿怕了呀。”

“下半夜，我就听到窗根底下哗啷响了一声，我当时还坐起来趴着窗户往外瞅，啥事儿没有，就又躺下睡了。”这句话，父亲说了好几十遍，先是跟生产队的人说，后向生产队长解释，再后来跟村大队书记介绍，再后来向公社专干的人一遍遍复述。

最先发现仓库粮食被偷的是早起喂骡马的三棍和生产队保管员五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