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松，李勃昕，乔伟胜，张嘉悦

（1.西安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2.西安市财政局，陕西 西安 710018；3.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内生驱动和开放经济是形成“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要加快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嵌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化创新性国家建设。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承担的经济角色与价值链地位发生了本质改变，跨境投资“引进来”和“走出去”产生了较为复杂的驱动效应（李磊和洗国明，2018）[1]，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内生驱动（张林，2016）[2]，加快产业升级与技术迭代，赋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跨境投资之间的耦合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出现从单向“引进来”转为内外双向溢出，IFDI 与OFDI 双轨驱动过程中，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驱动方向是否发生改变，如何有效释放跨境投资内外双循环的溢出红利，实现规模扩张向内生增长的动能转换？

二、1949—1977 年：内忧外患之下的自力更生与经贸复苏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依然存在局部解放工作，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百废待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实施各项打压政策，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持自力更生，恢复经济秩序。同时，美苏争霸形成冷战格局，新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积极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扩大外部影响力。国内经济发展以自力更生为主，经济增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与国际水平基本持平（刘建丽，2019）[3]，1967 年GDP 首次超过700亿美元后有所起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