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喆

譚国是位于山东济南地区的先秦古国。夏朝时，原居于城子崖的嬴姓谭人迁往濮阳一带。武丁时，濮阳嬴姓谭国被征服，谭人陆续迁回城子崖，嬴姓谭国变为子姓谭国。入西周后，谭国虽得以延续，但后被齐桓公所灭，长期沦为齐国附庸。20世纪以来发现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与相关考古成果，为我们认识谭国的兴衰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嬴姓谭国的兴亡

谭人起源较早，《路史·后纪七》载“少昊之裔伯益之后有谭等十八国，皆嬴姓”，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商以前的谭人为伯益后裔，嬴姓，称皇覃氏。据考古发现可知，伯益及族人最初在城子崖聚居。根据发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内至少可居住5000人，且城内的水井也可印证“伯益作井”的记录（张万春、何德亮：《城子崖遗址与山东龙山文化》，《史前研究》2004年）。直至夏代，山东地区出现了多个姒姓国，城子崖一带则出土了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陶鬲（高天麟：《黄河流域龙山时代陶鬲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此时，姒姓族人伴随着大禹“瀹济、漯而注诸海”（《孟子·滕文公上》）东进并立国于山东，城子崖似乎成为大禹后裔姒姓的领地（安作璋：《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齐鲁书社，2008年），伯益后裔皇覃氏则在城子崖销声匿迹。

殷商时，谭人似生活在濮阳一带，成为嬴姓方国。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关于武丁伐谭的记录。如：

乙丑卜王贞 ： 余伐。（《合集》6926、6927）

甲申卜王贞：余征 ？六月。（《合集》5323）

癸巳卜争贞： ？八月。（《合集》6939）

值得注意的是，《合集》6939同版卜辞有涉及对亘方、方的征伐记录：

贞：雀弗其执亘？（《合集》6953）

辛巳卜壳贞：勿呼雀伐。（《合集》4380）

徐明波认为，从八月至十二月，武丁征伐了相距不远的、亘、三国（徐明波：《商王武丁征伐考——以殷墟YH127坑宾组卜辞为例》，《求索》2006年第11期）。至于亘方，陈梦家持垣曲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1年），岛邦男持晋、陕交界说（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鼎文书局，1975年）。因垣曲多有考古发现，可排除晋、陕交界说。方不确定在何处，似与亘方、方相距不远。至于，唐兰认为在山东平陵县西南（唐兰：《殷墟文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李孝定认为在山东历城县东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庄春波认为，武丁时、东、曹、戈同时被征伐，且东、曹、戈相距不远，均在殷墟东南的濮阳、菏泽一带，故亦位于殷墟东南方向（刘敦愿，逄振镐主编：《东夷古国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相较之下，庄春波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即被武丁征伐的位于殷墟东南方。武丁征伐方后又征伐位于垣曲的亘方，与实际相符。又因姒姓人进入山东地区，城子崖似成为姒姓人居所。因此，方当在濮阳—菏泽一带，为城子崖迁出的伯益嬴姓后裔建立的方国，被武丁征服。

商代后期的子姓谭国

武丁征服方后，濮阳成为商王朝的军事基地，至迟在康丁时代，嬴姓人已迁回城子崖。山东桓台史家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其商文化层出土了属于殷墟一期的陶鬲和盔形器，似可说明商王朝至迟在武丁时代就控制了淄水以西地区（张光明等：《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城子崖以西的大辛庄遗址以商文化为主要内涵，其文化遗存共分为七期，二至五期较丰富，第六期以后则变贫乏，后沦为普通聚落（方辉：《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而此时，济南东部的文化遗存则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时期封于城子崖的谭国，已由嬴姓变为子姓，与商王朝同姓。回迁的嬴姓人成为子姓谭国监管的对象。今考古证明，城子崖的谭文化约始于殷商晚期：灰色陶器多同于殷墟及临淄，豆上刻字之习，亦与殷墟相类，齐刀货，铜箭镞，皆可证为春秋战国时物……起于殷末，迄于周末，也像谭国存在的时代（傅斯年等：《城子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年）。董作宾认为，谭国文字与甲骨文接近：“子”字和甲骨文的“子”字相近，“犬”字也类于甲骨、金文……谭文化与殷文化是一个系统，至少是很接近的（董作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如此种种都可以证明，尽管谭国仍存，但此谭国非彼谭国，谭国在武丁之后完成了从嬴姓到子姓的转变。

周代谭国的兴亡

西周初期，殷商旧国与周室多有冲突，并爆发了武庚叛乱。《逸周书·作雒解》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反叛国多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谭虽未反叛，然谭属殷商旧国，又位于西进要道上，必被周室打压。平定叛乱后，周公不仅修洛邑、分封姬姓诸侯，又修周道，加紧对殷商旧国的监视，这在《诗经·大东》中有明确的反映。关于此诗所作时代，《济南通史》认为在西周初年、周公建洛邑后（安作璋：《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庄春波认为作于昭王时期（刘敦愿，逄振镐主编：《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董作宾认为该诗作于宣幽之际;傅斯年认为作于西周末年。从诗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周室实力强大，故《大东》作于西周前期一说更具说服力。《诗经·大东》云：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无浸获薪。契契寤叹，哀我惮人。薪是获薪，尚可载也。哀我惮人，亦可息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毛诗正义》说：“《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西周时代，子姓后人备受周室压迫，谭国之贫弱由此可见一斑。

春秋時代，诸侯争霸，战争不断。谭处于齐、鲁、卫等国的夹缝中，不仅要应付周室，还要处理与诸侯的邦交，危机四伏。此种情况下，谭国选择了与大国联姻：“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诗经·硕人》）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此时，谭国与齐国已结为姻亲，齐、卫、邢、谭成为连襟：卫庄公娶了齐庄公之女庄姜，邢侯、谭公亦娶了齐庄公之女、庄姜的姐妹。此时谭国的国际环境已大为好转。

齐桓公时，谭国遇到了自武丁征伐以来最大的危机。史书记载：“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左传·庄公十年》）“初，桓公亡时，过郯（此“郯”即“谭”），郯无礼”（《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为公子时，齐国动乱尚在萌芽之中。齐桓公逃往莒国避难，经过谭国时，谭国国君不予接待。齐桓公即位后，谭国国君又不去祝贺。因兵败长勺，桓公急需一场胜仗巩固地位，加之城子崖的战略位置与发达的农业，灭谭为上上之选。至于灭谭原因，张华松认为，桓公伐谭是为称霸铺路，加强对济南地区的管理以成就霸业（张华松：《齐桓公伐谭及对济南地区的经略》，《齐鲁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吴伟华认为，桓公灭谭是觊觎城子崖的战略位置与农业的表现（吴伟华：《春秋时期齐国对外军事扩张考略》，《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6期）。谭国处在齐国的西进之路上，桓公力图称霸，必然要除去谭国。谭国弱小，齐国稳操胜券;谭国无礼，攻谭师出有名。齐师灭谭一事，古籍多有记载：“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左传·庄公十年》）“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史记·齐太公世家》）

稍晚的史料显示，齐师灭谭后，谭又复国：“军谭、遂而不有也，诸侯称宽焉。”（《国语·齐语》）“昔者吾围谭三年，得而不自与者，仁也。”（《说苑·正谏》）可以看出，桓公灭谭后，又力图存谭，谭国不久得以复国。谭国再现史册只是齐桓公为了争霸、收复诸侯之心而采用的政治手段，以大行仁义之道令诸侯归心。复国后的谭国已为齐国附庸，考古出土的“谭邦之法化”可证明：所谓谭邦，说明谭国非独立国家，也非齐之边境城邑，谭国已沦为齐国附庸（张华松：《齐桓公伐谭及对济南地区的经略》）。战国时，城子崖早已废弃，成为烧陶之所，但作为附属的谭国可能依然存在：“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战国策·齐策四》）除此之外，史书中再也不见谭国踪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谭国的兴衰历史，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夷夏之争与政治集团角力的一个缩影。嬴姓谭人本为东夷人后裔，远居城子崖一带;夏朝时，由于姒姓势力的到来，嬴姓谭人迁至濮阳，并建立方国;经历了武丁征伐后，嬴姓谭人又迁回城子崖故地，接受子姓谭国的管理;西周春秋时，谭国在夹缝中求生存，免不了成为大国争霸中的牺牲品;战国时，谭国几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尽管谭国在先秦属于“沉默的弱者”，但我们仍然能在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和考古发现中，窥见那个时代、那群人生存与传承的痕迹。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