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在中国话剧史上，王文显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清华大学人事西方戏剧教学的教授，培养了诸如洪、曹禺、李健吾等以创作中国现代话剧著称的优秀学生，也创作了风格鲜明的《委曲求全》《梦里京华》等经典话剧。王文显的身份仿佛一个谜，他有着浓郁的中国风格，又有着长期西方求学的经历，熟谙英文和英国文学，尤其熟悉莎士比亚的戏剧。

王文显能写出反映大学校长与教授、职员之间为获得或保全职位而钩心斗角、相互算计的《委曲求全》，固然是因为他在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和长期执教清华大学外语系的经历。他那以袁世凯复辟丑剧为原型的《梦里京华》也并非凭空虚构，他的父亲曾为袁世凯建立天津的警察制度，并在其身边工作多年，这些都为王文显深入刻画《梦里京华》人物形象提供了素材和资料。

笔者通过查阅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China Pres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等在华英文报刊，结合上海的《申报》等报刊，找到了王文显父亲的一些材料，大致可以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和贡献。

在众多的报刊记载中，王文显的父亲中文名叫王经年，他也有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William Quincey（威廉·昆西）。

关于自己取名Quincey，王文显解释说：“英国不是有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叫Quincey吗？我的名字就是他老人家为我取的。他为什么愿意我和他同名呢？固然因为他知道我思念故乡，英文Quincey与中文昆山谐音;也是因为希望我将来和他一样成为有名的文学家。”（李忠霖：《一位有异国情调的同乡前辈——怀念业师王文显教授》，《昆山文史》第3辑，1984年）王文显解释了Quincey与昆山谐音，寄托思念故乡之意，但说其名由德昆西取的，似乎站不住脚。西文报纸首次出现Quincey 的关于威廉·昆西的报道见于1885年10月6日的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而王文显1886年出生，也就是说，王文显的父亲一直就用Quincey这个名字。

远赴英国

据相关英文资料，太平天国时期，12岁的王经年在家乡昆山附近（即陆家浜，今昆山市陆家镇）的废墟中被戈登发现，他和其他四五个小孩被戈登的下属带到营地。戈登很喜欢这些小孩，打算在返回英国时，把他们都带回去。小孩们很害怕，一起逃走了。戈登派士兵去寻找他们，其他几个小孩没找到，士兵在上海大马路（今南京西路）的一家理发店的座位底下找到了王经年。

戈登将他带回英国伦敦，给了他纯正的英式教育，后来把他送到了奥尔德肖特戈登的妹妹家，威廉·昆西在那里待了5年。戈登的妹妹很喜欢他，她努力让这个中国男孩适应西方文化，让他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他在奥尔德肖特掌握了军事原理、骑术、枪械和演习，为他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返回香港

据《香港警察》记载，1844年香港警队正式成立以后，先后任命了多位总监，其中第6任香港警察总监为华尔特·甸尼（Walter Heredith Deane CHG），1867年至1892年在任，是任期最长的警察总监。大概在1870年，威廉·昆西来到香港，他在香港从事警察工作的主要任职期，正好在甸尼的领导之下。据1923年8月20日的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和1923年8月25日的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上的威廉·昆西的讣告，在威廉·昆西还很年轻时，他回到了中国，在甸尼的带领下在香港警队服役。威廉·昆西很快掌握了中文和粤语，并因为出色的办案经验而得到提升。

19世纪90年代早期，威廉·昆西在侦破海盗团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海盗团伙的首领被他绳之以法，几十名罪犯被带到广州斩首。他在香港街头看到像杀人犯的嫌疑人，但又吃不准，为避免打草惊蛇，安排便衣警察故意和嫌疑人在街头吵架，然后将两人带到警局审讯，果不其然，嫌疑犯确实是杀人犯。因为在香港警界的出色表现，他被誉为“中国夏洛克”。（A protge of Chinese Gordon，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922年11月9日）

早在1885年10月，香港警界就傳言威廉·昆西要带着财产去上海，并在上海谋求警察相关的职务。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称香港方面向昆西提出挽留和建议，希望他能继续留在香港，并劝他考虑周全。报纸称，昆西在昆山有亲戚，他不太可能会去上海任职，“众所周知，当一个中国人遇到麻烦而没有被抓住时，中国当局会突袭他的亲属并将他们监禁”。香港方面特别提到了当时有借鉴意义的曹锡荣案，供昆西参考。

曹锡荣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华探，1883年7月10日晚10点，曹锡荣与王阿安在租界内争斗，将王阿安打伤。次日王阿安去世，王阿安妻子王金氏向公审会申诉。此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领事团、上海道台、上海知县和松江知府等各方势力介入，直至1887年9月曹锡荣被保释，历时四年。其间西方势力不断动用关系给中方施压，“工部局经历从直接挑战清方规则，到逐渐适应现有体制规则的转变过程”。（郭淇斌、刘平：《清末上海华洋交涉“曹锡荣案”始末》，《安徽史学》2018年第6期）上海《申报》和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The Shanghai Courier等英文报纸对曹锡荣案持续关注，此案件成为一个热点。

当时正处于胶着状态的曹锡荣事件对威廉·昆西计划去上海工作是否构成参照意义，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威廉·昆西要去上海工作，不排除他希望离家更近一点的打算。威廉·昆西的家乡昆山位于苏州与上海之间，对他而言，自少年时代离开家乡，远去英国，在青壮年时期又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工作，他内心一直有着回家梦和寻找亲人的计划。据1913年3月4日的The China Press介绍，离开家乡四十年后（大概在1905年前后，笔者注），威廉·昆西通过一个朋友得知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还活着，由他出资，请母亲和两个兄弟到上海相聚。

回到上海

1898年，英籍华人威廉·昆西从香港警局退休。据1899年1月4日《字林西报》报道：1月2日，威廉·昆西被上海蔡道台任命为中国外滩区的警察巡视员。同时，他从香港帶来了5名来自印度的锡克教徒。（Latest Intelligen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99年1月4日）1月4日的上海《申报》也发布了一则消息《另选捕头》：“南市捕房所雇巡街捕现由江海关道宪蔡和甫观察遴选王经年为捕头，责令严加约束，其拘押人犯及解案讯供等事，则仍由王荣培经理此，另雇印度捕五名，拨出四名在沿马路协查弹压，一名则畀教习操演之任。”

1902年3月25日《申报》的消息《捕头请假》证实了王经年即是威廉·昆西：“有王经年者，籍隶苏州府，属昆山县，幼赴外洋，遂占西籍，前年遄回本国，充南市捕房捕头，迩以近清明，知华俗有展墓之举，爰定于本月二十二日买棹还乡，昨日特赴道辕谒见苏松太兵备道袁海观观察，禀请赏假三礼拜，观察允之。”

王经年在上海南市捕房任捕头期间（1899年1月至1902年6月），就如何提高南市捕房警力、整顿捕房形象、激励捕房巡警、维护南市社会治安等方面，做出了大胆革新和积极尝试，收效显著，此一阶段的《申报》常有王经年的新闻报道。因为其中西文化背景，加之其在香港的警察经历，王经年成为当时上海众多捕头中最具传奇色彩、最富实干精神和最有开拓勇气的一位警察。

在巡捕房队伍建设和规章制度方面，王经年结合他在香港从警的经验，进行了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主要表现在：

第一，操练巡警，加强警力。鉴于南市人烟稠密，流氓痞棍隐匿其间，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生活与财产安全，王经年到任后，即督理巡捕与印度捕沿街巡逻，以震慑匪徒。并定期每逢星期二、星期五午后，在内传令操演，以期干练。

1899年3月，为了扩大警力，王经年向道台禀报，照租界捕房章程，招选包探数名，以便承办一切公事，得到道台蔡钧的支持。同年4月10日，南市捕房另一名捕头王荣培将经管诸务交给王经年。（《上海官场纪事》，《申报》1899年4月10日）至此，王经年成为南市捕房唯一的捕头。

第二，提高待遇，稳定人心。王经年从香港带来的5名印度锡克教徒中，有4人为巡捕，每人每月工资为洋银16元，另一名教习工资为洋银35元。几个月后，这5名锡克教徒提出辞职，打算去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任职。王经年立即与马路工程局会办委员一再商议，以维护社会治安计，每月给锡克巡警增加工资洋元6元，教习月加10元，以示鼓励。

王经年对待华捕也采取了激励措施。为了调动巡捕工作的积极性，王经年在主持南市捕房期间，每季度对巡捕奖励作为一种长期有效的政策连续执行，每个季度向马路工程局请求下拨经费，以激励巡捕更好工作。他“传集各捕，除三道捕头每名给小洋银三枚外，其余分给一二枚不等，并谕令勤慎从公，毋稍玩忽，各捕唯唯而退”（《马路工程局纪事》，《申报》1900年6月1日）。领到奖赏的巡捕“欣然相与称谢而退”（《华捕受赏》，《申报》1901年1月12日）。

第三，整饬队伍，树立形象。王经年从包探处得知，南市捕房一些巡捕不能勤慎从公，有的竟以巡警身份为护身符，借端讹诈。他接受包探的建议，对于这样的巡捕，一律斥革，另召稳妥之人充任。王经年对巡捕和包探队伍要求严格，对徇私舞弊、包庇赌博、以权谋私、败坏社会风气者严惩不贷。印度巡捕发生内斗时，王经年也予以严惩。为树立捕房形象，王经年还告诫各巡捕，在街上巡逻时，“不准私吸香烟，擅入店铺与人谈笑，落差后更不准远离”（《捕头谕话》，《申报》1900年7月14日）。

因巡捕制服破旧不堪，王经年多次向上海道台余晋珊、马路工程局总办程雨村提出申请，请求更换新的制服和雨衣。将新衣五十套“转交捕头，分给各华捕，逐一更换，以壮观瞻”（《更换号衣》，《申报》1901年6月22日）。

在王经年的努力操持下，南市巡捕房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南市一带的社会治安也得到了很大改观，区域内的盛大集会如天主教教会活动、洋龙救火操演、醇亲王出使德国道经沪上等，均能看见王经年带领巡捕维持秩序的场景。王经年本人也受到了数任上海道台如蔡钧、余联沅和袁海观等人的赏识和看重。

赴任天津

《申报》详细记录了王经年赴天津的过程。

前日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袁海观观察接奉署直隶总督袁慰庭宫保来电，内开目下天津将次索还应办巡警事宜，需人襄赞。查得沪上南市捕头王经年深谙捕务，著即传谕，带同印度捕五名，迅速赴津以资臂助等。因日内王捕头方请假回昆山，大约一经假满到差，即须饬令就道矣。（《电调捕头》，《申报》1902年3月26日）

听闻讯息时，王经年已请好三个星期假赴昆山扫墓，他料想此去天津，今后回乡不便，特向袁观察改请赏假一个月。奈何“北洋大臣署理直隶总督袁慰庭宫保电札，以天津将次收还，各处急须设立巡捕，著转饬该捕头督带印度捕五名来直委用等因，王遂不复回籍，定于本月二十四日附招商局新济轮船北上当差”（《捕头北上》，《申报》1902年4月2日）。

据《申报》相关报道，王经年于1902年3月24日赴津，同年4月20日乘招商局广济轮船返沪。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经年“前往保定禀见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慰庭宫保创办巡警事宜”，“呈巡警章程”。也就是在这年4月，袁世凯创办了保定巡警局，招募巡警三千名，编列十局，在当年五六月间先后成队，暂驻省城保定。王经年参与制定的这份章程，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1902年8月8日）上呈光绪和慈禧的《直督袁奏仿西法创设保定警务局并添设警务学堂章程折》中有所体现：“臣于四月间查照西法，拟定章程，在保定省城创设巡警总局一所、分局五所，遴委干员筹办，挑选巡兵五百人分布城厢内外，按照章程行之两月，地方渐臻静谧，宵小不至横行，似已颇有成效。”（《直督袁奏仿西法创设保定警务局并添设警务学堂章程折》，《政艺通报》1902年第14期）拟定的保定警务局章程分为五章，涉及招募、局制、职守、办法和赏罚等，该章程中诸多细节可以窥见王经年在上海任捕头时的切身经验。光绪批文：“知道了，著即认真举办，逐渐推行。”（《东华续录》卷一百九十五）

同年5月中旬，“又奉宫保来电，饬带领印捕北上，王以诸事料理未毕电禀下情，一面禀请苏松太兵备道袁海观观察另派他人管理巡捕房诸事，以便择日登程”（《电促捕头》，《申报》1902年5月12日）。同年6月1日，王經年交卸南市捕头差使，“即带同印捕五名、洋教习一名赴保定省垣办理巡警事务，前日赴苏松太兵备道辕禀明道宪袁海观观察，随定于初五日乘怡和洋行连生轮船北行”（《捕头辞别》，《申报》1902年6月9日）。

王经年被袁世凯选中，参与筹备建立天津警察制度，离不开唐绍仪的举荐。1901年年底，鉴于天津仍在八国联军占领之下，袁世凯把大本营暂设在保定，他“考虑到日后接收天津还有许多外交方面的复杂问题需要处理，便委派具有丰富对外交涉经验的唐绍仪出任天津海关道”（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字林西报》关于王经年相关报道记载：“义和团叛乱后不久，唐绍仪要求昆西先生到天津来。外国军队已被撤走，该市没有有效的警察。昆西带着一支由50名印第安人组成的小队，领导并聚集了该市目前中国警察的核心。”“义和团后，在天津的唐绍仪非常感谢昆西的服务，有50名印度人在昆西的命令下，在这不幸被毁的城市里建立了类似秩序的东西。昆西先生很快就把事情摆正了，建立了天津的核心。”（Inspector William Quincey，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923 年8月25日）

1902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向袁世凯交出天津政权，王经年随袁世凯、唐绍仪、杨宗濂、张莲芳、曹嘉祥等人参与了这场仪式。

袁世凯收回天津后，“即于交收之日，饬派巡警一千五百名留津驻扎，就津设立总局，考察勤惰，督饬巡查以专责成而收实效，其余一千五百名分布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处”（《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陈天津等地筹办巡警折》，赵志飞主编：《中国晚清警事大辑》第一辑，武汉出版社，2014年）。天津创设巡警，从全国范围看具有先驱和模式意义。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后，锐意推行新政，其最有成效的是改革直隶的警务制度。在天津警务制度确立的过程中，王经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天津警务效力的这四年（1902-1905），充分发挥了在香港、上海做警察、捕头时的经验，迅速发展并壮大了天津的警察力量。1902年，王经年带了5名印度巡捕和1名洋教习赴天津，在1903年1月、1904年1月和1905年1月的记载中，天津的警察阵容有了极大提升并保持长期相对稳定：王经年为警务局负责人，洛斯为助理，4名印度中士，50名印度警员，以及2500名本地警员。

上海南市巡捕房在王经年卸任后，一度陷入松散局面，他未带走的7名印度巡捕因无人管束，后加入上海英租界老巡捕房。王经年确立的每周五的巡捕操练也被废除了，厘定的巡捕每旬例得憩息一日的章程也被后继者修改了，巡捕们联名禀请马路工程局总办翁子文太守仍用前赏假。《申报》指出，王经年治理南市巡捕时期，当地居民颇觉相安，等他北走直隶后，革捕犯案被逃而不复追查、铜圆被搜暂留而忽报失窃等荒唐事件层见叠出，“得人则一捕头理之自能有效，委员坐观其成可也;不得人则虽易捕头而处之，临以委员，名异实同，于事终无所济也。呜呼，袁宫保筹办警察而必委之于王经年一人，殆深知此意也矣”（《论各省兴办警察事》，《申报》1903年9月10日）。

不过，王经年在晚清的天津警界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除少数几篇西文报纸略有记载，当时的官方主要媒体和袁世凯等人的书信奏折中均未提及，较之他在上海几年中《申报》对其详细的跟踪报道，显得过于沉寂。

赶往山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获得了在山东很多地方建立统一的警察体系的权利，有媒体认为，这是项很好的计划，可以更好地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这套警察系统也有利于全省人民。从国家主权立场考量，德国这套殖民统治的警察系统对山东是赤裸裸的主权侵略。山东的地方统治者认为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能与德方抗衡的军事与警察系统势在必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周馥上书光绪，曰：“派兵一百名分赴京师、天津两处警务学堂就师学习，拟俟明春教业粗就，一面延师来东开设学堂，一面添募弁兵，且教且用。”

1905年3月28日《字林西报》报道，应周馥的要求，威廉·昆西前往山东首府济南，计划工作三到四个月时间，启动济南类似天津城市的警员部队。

周馥于1902年至1904年任山东巡抚，于1904年署理两江总督，这说明1905年《字林西报》报道王经年赴济南协助发展警政时，周馥已离开山东了。有一种说法值得商榷，是王经年在济南工作直至山东巡抚去世，他才返回上海。还有一种说法就是1905年3月28日《字林西报》报道的，王经年赴山东济南府襄助三到四个月。查周馥自著年谱1905年载：“是年裁湘军疲老者约一万人，添练新军一万数千人，练巡警一千数百人，添武备、法政、师范、女子学校数处。”（《周悫慎公自著年谱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由于相关文字记录较少，王经年在济南的这一段记录不甚明了。

重返上海

关于王经年重返上海的时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1912年。1922年11月11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有文章称，自1912年起，昆西先生在沪宁铁路警务所工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经年1910年开始在沪宁铁路局警务所工作。1913年2月25日的The China Press报道，沪宁铁路的昆西探长在服役三年后，获得了两个月的休假，他打算利用假期去探望他在汉阳钢铁厂工作的两个儿子。持这种说法的还有1913年3月4日The China Press的一篇文章，该文称：“从三年前开始，昆西先生任沪宁铁路警务所的负责人。”笔者认为，1910年的说法当是更接近事实的报道，且不是孤证，可据此推测，大约在1910年，60多岁的王经年开始在沪宁铁路局下属的警务系统工作。

自从王经年赴天津、山东从事警务工作后，《申报》对他的相关报道日渐稀少，渐至无声。至1912年开始，《申报》的相关报道逐渐增多，能大致勾勒出王经年在花甲古稀之年的工作与生活轨迹。

1912年6月18日《申报》发表了署名钝根的《志禅书画助赈》一文，王经年作为交易中间人出现，这则启事交代了王经年的家位于上海吴淞路103号。有意思的是，这个吴淞路103号的衣洋什物曾在1910年3月下旬遭窃，后被包探侦破;1912年7月23日、24日的《申报》记载，鲁意师摩洋行将举行拍卖，拍卖的外国木器什物将搬到吴淞路第103号王德泰茶食店。此王德泰茶食店是否为王经年所开，也未可知。

查《申报》记载，可大体推测王经年在沪宁铁路警务系统的职位演变过程。1915年10月，他任淞宁铁路第一段驻淞巡警总局二等巡官。后来沪宁铁路警务改组，王经年于1917年1月改充沪宁铁路警务所总巡。1921年，王经年任沪宁铁路总务处警务总稽查。1922年11月31日，以节约经费计，沪宁铁路管理局决定裁撤王经年、庄佑仁的沪宁警务总稽查和副总稽查职位。同年，75岁的王经年退休。

王经年在人生暮年仍肩挑沪宁铁路的警务工作，并从分段巡官做到总巡，兢兢业业工作了10余年，交出了不俗的答卷。西文报纸评价：在为沪宁铁路警务所工作服务期间，在王经年的个人努力和其下属的努力下，许多本地走私者，以及一些企图走私鸦片和吗啡的下层白人被绳之以法。（A protge of Chinese Gordo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922年11月11日）还有报道称，王经年接管了沪宁铁路警务的控制权后，做得和之前的警务工作一样出色。在中华民国成立后频繁暴发疫情期间，他能够向民政和军事当局提供资讯，在上海的治安工作上也有所作为。（Obitua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23年8月20日;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 1923年8月25日）

媒介对王经年暮年警务工作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爱弱小，热心公益。譬如1915年，王经年在《申报》发函，请其刊布淞宁铁路巡警总局发现一位走丢了的苏州10岁男孩，暂送地方寄养所，希望小孩家属看到后接回，体现了他关注弱小的仁慈正义之心。在《申报》1918年4月21日发布的《上海中国济生会赈务处经京直豫春赈奖品第七次报告》中，就有沪宁铁路警务所转来苏梦安楹联横披八幅。

第二，维护荣誉，精准断案。王经年向来珍视沪宁铁路警务所的声誉，当发现有舆论歪曲该所警务人员私自吞没所搜烟土时，他在《申报》发函交代事件来龙去脉，声称在其监视下，烟土已销毁。他说：“敝所向以名誉为重，应请更正。”（王经年：《沪宁铁路警务所总巡来函》，《申报》1917年10月27日）当有人冒充该所铁路巡警引诱人妻，经审讯此人系别处巡逻替班，并非滬宁铁路警务所职员时，该所致信《申报》，为名誉计，请求更正。再如有信局脚夫报案称自己在沿铁轨行进时，被沪宁铁路修道夫刺伤腿脚，抢走钱物。王经年和同事通过询问修道夫、实地调查和现场侦探推断等方式，得出“该脚夫似系将银两赃物藏诸他处，自行戳伤腿部，藉辞被劫，假祸于本路修道夫，得以自享其利”（《养路工程司呈洋总管函》，《申报》1918年2月18日）。

第三，严查烟土，维护治安。当时鸦片走私猖獗，沪宁铁路上海北站巡警查获一批烟土，王经年奉铁路局局长批示，将这批烟土移解地方检察厅焚毁。报道称：“该警探等办事认真，应各传谕嘉奖，以昭激劝。”（《车站查获烟土之结束》，《申报》1917年4月18日）再如1917年，王经年奉上峰指示，组织安排铁路警察，就麦根路车站货栈附近游民寻衅滋事和损害商业的歪风邪气，进行巡逻惩治，维护当地社会治安，保证商业经营秩序。

王经年的家庭

王经年接受了较全面的西方教育，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工作多年，但他还保留着比较纯粹的中国传统思想。这从他当年执意从香港返回上海，此后长期在天津、山东、上海等地工作生活的生命轨迹，可看出他强烈的寻根意识。他长期驻留上海，以此为家，大概一方面是因为他当年从上海被戈登带走，也可能是上海离他的家乡昆山很近，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都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以一种落叶归根的决绝方式，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中国方兴未艾的警务事业，奉献给了上海。

王经年有典型的旧中国“多子多孙”的传统思想，他有6个儿子和4个女儿（一说是2个女儿）。他对儿女们的教育也特别重视，有文章称：“他自己从西方教育中获得了那么多好处，他确保他们也有同样的机会……他的儿子们已经追上了他，并以他们在许多赛场上的活动而闻名。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每次来访时都这样做）并说‘我的孩子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时，来访者总是能看到他眼中的骄傲。他的儿子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职业，在银行、工程、医学、矿业、教学和商业方面都做得很好。”（Inspector William Quincey，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923年8月25日）另有文章称，他的六个儿子分别是：上海一家现代银行的总裁托马斯（Thomas）、汉阳铁厂的首席电工查尔斯（Charles）、大冶医院的首席医师彼得（Peter）、汉冶萍公司的秘书帕特里克（Patrick）、北京清华大学代校长约翰（John）和巴拉特公司最年轻的簿记员路易斯（Louis）。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排行第五的、毕业于伦敦大学的John（王文显）。王经年教育子女的观念是现代的，尤其表现在对子女的婚姻上。报道称：王经年对子女未来的婚姻伴侣有着最西方的婚姻观念和父母的控制权。他说：“我为什么要去选择我孩子未来的伴侣？我去世以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麻烦，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如果包办他们的婚姻，会增加他们婚姻的困难。”“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和女人的家庭，他自豪地指出，他的子女都很有能力，每个儿子都有体面的职业和不错的能力，女儿都嫁给了门当户对的男人。”（A protge of Chinese Gordo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922年11 月11 日）

王经年娶了一位华侨妇女为妻，名为凯瑟琳·昆西。可以想见，在王经年从事警察事业、四处调动的情况下，他的妻子与其同行，尽心地养儿育女，两人的感情应该是不错的。1923年5月，凯瑟琳·昆西去世，安葬在上海静安公墓。

王经年热爱运动，在京沪铁路局警务所时，年近古稀的他精神矍铄，精力饱满，是铁路足球俱乐部的守门员，他还经常骑自行车到上海郊外锻炼身体。这么一位充满活力的老人，却在退休后不久的1923年8月17日，被发现在他吴淞路的戈登小屋中去世，享年76岁。当时的西文报纸The China Pres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 China Press和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等报刊都发布了昆西去世的讣告和哀悼文章。

即便是没有儿子王文显的荣光，王经年也是值得尊敬和怀念的。他作为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活跃于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的警务从业者，以自身所接受的西方文化，融合中国实际情况，在现代警察制度的确立方面，在地方治安治理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施蛰存与外国文学译介研究”（20YJAZH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