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亨建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引言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与西方音乐明显不同的特殊韵味，对此我们已深有感触。关于这种特殊韵味在音乐形态上的具体表现，陈幼韩在《韵味论》[注]参见：陈幼韩.韵味论[G]//戏曲美学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原载《陕西戏剧》，1981年第5、6期)。一文中以戏曲唱腔为例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解说，提出了其五种表现特征：“旋律的语音化”“音符群”“发声和吐字”“喉阻音”“立音”。

“旋律的语音化”与“音符群”指旋律的运动特征，即“依字行腔”与微妙的音高变化(润腔)；“发声和吐字”“喉阻音”与“立音”则是戏曲唱腔的声音显示特征：其中“喉阻音”的运用，使得气流受到阻挡而产生了一个个具有迟滞感的“摩擦音”；“立音”的运用，使得声音富有顿挫感的“棱角”。戏曲唱腔的特殊韵味便由此产生。

若扩大观察范围，《韵味论》的戏曲唱腔特殊韵味赖以表现的上述动态特征所指，实际上在中国音乐的其它品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旋律的语音化”“音符群”特征自不待言；其它如音色多样化、咬字吐音、用嗓技巧等在“民族声乐”的其他类型以及民族器乐中也多有类似表现。

我的进一步问题是：这些特殊韵味赖以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本文提出的观点是：不同于西方大小调式音级功能、色彩强化的单一性与明确性，我国民族调式的音级功能与色彩，往往具有弱化的多重性与模糊性。这种对调式音级本身的特殊听觉心理感应，即“模糊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