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手工业技术的多元特征

2021-08-23张洁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1年3期

摘要：乡村手工业技术植根于乡土社会，具有文化多样性和创造转化力，是乡民生存的一种生计方式和文化实践。基于贵州丹寨县石桥村手工造纸技艺的人类学田野观察，发现乡村手工业技术具有五类多元特征：具身性、在手性与知识性;乡土性、文化性与人格性;表演性、观赏性与互动性;周期性、季节性与生态性;主体性、多元性与一体性。充分认识并探索乡村手工业技术的本质特征，有助于挖掘其生态优势、主体优势、生产优势、文化优势，促进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传承创新与价值转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手工业技术;造纸技艺;多元特征;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5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3 - 0143 - 10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学、社会学和科技史学家常常以技术作为研究切口探究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身体的相互关联，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探究技术的属性。技术研究为人类学、社会学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载体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既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技术的生产过程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技术的传承过程可作为一种文化建构路径，技术的组织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我国乡村手工业技术有别于城市工业技术，它植根于乡土社会，在乡民手工生产劳动中焕发出生命活力，具有文化多样性和创造转化力，是乡民生存的一种生计方式和文化实践。在倡导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今天，乡村手工业技术何以可为？是否大有可为？如何作为？如何衔接到发挥对乡村振兴的贡献话语之中？相关议题成为学术思考的路径，探究其本质特征可为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基础。

围绕技术而展开的既往研究涉及技术的劳动过程、技术参与社会建构的过程以及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s）的生产过程。国内外对手工业技术的研究多从技术与人（身体/感官）、技术与文化传承（知识传递）、技术与社会建构三条路径展开论述，探寻出技术的本质属性。

第一种研究路径侧重研究技术与人（身体/感官）的关系，克里斯·希林[1]、马歇尔·莫斯均强调技术生产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2]，阐述了技术生产实践与人的身体（body）感官及惯习形成之间的关联，突出技术与主体（身体）的嵌合关系，认为技术是一种身体技术，技术生产的载体是身体。身体既是一个工具，也是技术行动的对象，技术生产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具身”生产，这种技术是“自我的技术”（techniques of self ）或“主体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ubject）。

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把技术作为一种文化或知识，认为技术的传承就是文化的传承或知识的传递。白馥兰把技术视为一种文化[3]68，认为一切社会都含有带技能含量的物质性实践和物品[3]6，简言之，技术即文化（technology is culture）。霍梅爾的《手艺中国：中国手工艺调查图录》以大量图文形式详实地记录下来中国的传统工艺，反映了传统手工技艺生产所体现的平民意识、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传统的发明》一书的“导论”中指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被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仪式或象征特征，它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具有与过去的连续性”[5]。霍布斯鲍姆所理解的文明的创制或技术的发明过程可被视为是对过去的、历史传统的延续，强调文化的承袭性和传统的延续性。此类研究关注手工技术或技艺的文化与功能价值，较少区分技术或技艺的生产环境和组织建构特征——是城市还是乡村，是集体生产还是个人独创。另有，孙发成[6]、谢亚平[7]等人更加关注技艺传承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属性。萧放、朱霞的《民俗学前沿研究》[8]以及董晓萍的《跨文化技术民俗学》[9]的研究从技术民俗学的学科视角指明了传统工艺所具有的社会制度谱系及特征、工匠技术民俗的组织及文化特征，归纳了技术民俗传承的知识结构及特征，呼吁重视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他们的研究将技术的传承和生产视作为是一种知识的传递或者组织活动，关注技术如何在群体组织（“行”或“会”之间）实现可持续的传承与保护，突出工匠技术的民俗文化价值。但对乡土社会中手工业技术的生产与传承如何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如何通过“技术下乡”等方式助力乡民脱贫致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践模式的探究不够。

第三种研究路径突出挖掘的是技术（特指手工业技术或手工技艺）与城乡社会建构（社会发展）之间的耦合联系。人类学家从技术参与社会建构的视角剖析技术对城乡社会产生的影响。艾约博的《以竹为生》强调了造纸技术植根于乡村社会的“去技术化（desklilling）特征”[10]，王星强调技能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建构特征[11]347 - 348，孟凡行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手工艺的“共同体特征”[12]。也有学者从传统工艺的保护和振兴方面进行研究，比如华觉明[13]、邱春林[14]等关注手工艺的“三品四性”特征。华觉明认为，传统手工艺具有“三品四性”的特征，“三品”指手工艺的使用品格、手艺的理性品格、手艺的审美品格，“四性”分别是人性的、个性的、能动性的和永恒的性质[13]143 - 145。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视角研究技艺传承如何促进社会发展，强调了手工技艺的社会发展特征[15]。还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乡村手工业技术的经济特征，比如费孝通、张之毅在易村调查后，开展的易村土法造纸手工业的研究[16]。这类研究分析了乡土手工业技术参与社会组织建构，促进社会发展。

纵观国内外既有研究，不外乎这三种研究取向，各有侧重、突出特征，对于后续的相关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乡村手工业技术既是“一门身体技术”，也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一类“乡村产业经济类型”，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在乡村的手工业技术”（handicraft skills in the countryside）或“在乡村做手工艺”（mamaking handicraft in the country）可以深层次挖掘手工业技术与农民（人）、农村（文化、社会、生态）、农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研究意义。理论上，“在乡村的手工业技术”研究是以乡村为田野点，通过参与观察手工业技术的生产劳动过程，从而挖掘乡村手工业技术的多元特征，丰富和拓展了乡村手工业技术与个体（身体）、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内在机制理论;实践上，“在乡村做手工艺”通过阐释和挖掘乡村手工业技术（或技艺）的文化功能和经济价值，丰富和拓展了后者介入乡村文化建设、促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二、乡村手工业技术的多元特征

基于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手工造纸技艺的田野考察，从石桥手工造纸技艺的生产与传承过程中所涵盖的——人的身体（四肢）、乡村社会文化、主客互动方式、生态环境、传承方式五个面分析乡村手工业技术的多元特征。

（一）具身性、在手性与知识性

乡村手工业技术是一项身心结合、手脑并用的手工技艺。它既是一项身体技术，也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一种工艺知识，具有具身性（embodiment）[17]、手工性与知识性。手工业技术是一种“身体技术”[2]91，由人的身体借助于简单工具或者设备进行的人工造物。这种人工造物劳动是身体协作、四肢配合的身体劳动。其中，身体是人脑意识和客观物质世界的“界面”（interface）和“切口”（incision）[18]，发挥“中介”作用。原材料以人的“身体”作为载体或容器进行加工、制造后，进而转化为可供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手工产品。石桥村手工造纸技艺保留自唐代以来完整的古法造纸工艺流程，分为五大工序十八个步骤。生产工艺流程从“斩竹漂塘”的采集、浸泡、揭皮、打捆，到“煮楻足火”的石灰浸泡、蒸煮构皮，再到 “荡料入帘”的袋洗、捡料、碓料、打槽和抄纸，然后到“覆帘压纸”的“捞纸”和“压纸”，最后通过“透火焙干”的撕纸、贴纸、烘干、揭纸、打捆完成所有工序和步骤。几乎每个步骤都是乡民通过身体与四肢的配合、手工的操作、肉眼的观看、心灵的体会，使用人造简单工具来进行的身体劳动。

乡村手工业技术也是一门手艺，由人的双手制作完成，具有“手工性”（在手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手工劳动技艺是乡民们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生活历史中长期与自然博弈，与自然生态适应的结果，通过手工生产劳动，乡民才能还原劳动的人文价值、民间智慧，手工劳动使人成为‘完整的人。”[19]手脚是人体的四肢，是人类进行创造生产的“起点”，也是人类的智慧和外在客观事物结合的端点和媒介。手工艺是由使用天然或人工材料、依靠手和其他肢体并借助工具器械及自然力制作、制品具有实用、审美功能的技艺性劳动[13]228，手工劳动是作用于身外之物和身内之物的“我”进行物我相生的劳动[20]。手工艺依赖人的双手进行劳动与创造，因而具有“在手性”。石桥村的乡民要造纸，从材料选用、作坊搭建、纸槽加工、工具创制、抄纸滤水、晒纸捆收等流程无一例外都是“手工”劳动完成。乡民要亲手采集原料，亲手建造作坊、手工砌纸槽，手工制作抄纸设备、手动搅拌纸浆、手动添加滑药、手工抄纸、手工烘焙、手工晾晒纸张、然后亲手工包装打捆。这种手工生产区别于机器化的批量生产，产品质量不尽相同。各家作坊所造的纸张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迥异，质地和手感不一，有薄有厚，有多有少，有优有劣。这种造纸技艺流程是人依靠简单工具创造发明的手工劳动过程，必然具有“手工性”。

乡村手工业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工艺知识，其生产和传承的过程可被视为是“知识的传递”过程。技艺通过身体协作劳动或者耳濡目染的经验传递过程逐渐融入人的身体感官之中，成为一种经验的、默会的“具身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就是技术通过长时间的实践、融于从业者的肢体和感觉器官中而形成的知识[18]。可见，乡村手工业技术在劳动过程中所形成或传递的知识为“具身知识”，人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建立的关系是“具身关系”，手工技术的传承和生产为一种具身知识的传递。

（二）乡土性、文化性与人格性

乡村手工业技术产于乡土社会，出自乡民之手，是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的乡土手工业技术，其生产的原料、主体、习俗、环境都是围绕乡土社会生活而展开，乡土性特征十分突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下种地是最普通的謀生办法，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21]108 - 109。石桥村的手工造纸是在乡村中生产，造纸原料取自乡村漫山遍野生长的构树，造纸的人就是生于乡村并在乡村务农的普通农民。他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半工半农。泥土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占据重要的地位，造纸和务农同等重要、同为谋生手段。石桥的造纸技术是完完全全、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乡土手工业生产技术，反映的是人和土地的依附关系，具有浓厚的乡土性。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整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都具有功能。”[22]乡村手工业技术携带有乡土文化的基因，技术的生产沉淀着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悠久的、厚重的乡民文化，具有乡村文化多样性。传统工艺是文化的载体，传统工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工艺对于继承、发扬民族文化、提高民众素养和民族自豪感，自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3]52。石桥村手工造纸技艺中的原料和制作、生产和使用、制形与功能、外观与工艺都是适应着地方社会的文化功能而产生的，彰显着地方的、民间的、民族的文化特质。石桥村的手工纸张是由本村的乡民充分利用天然生长的构皮麻，借助于石桥村的天然的造纸水源条件——南皋河流的河水（PH值呈现弱碱性适合造纸），通过手工方式制作完成的。是一种具有工艺品价值的纸产品。这种手工纸拥有天然的乡土文化“底色”、乡村手工劳动“本色”以及民族文化“特色”，反映着乡村文化多样性，具有民族民间文化性。

乡村手工技术（或技艺）的生产充满着人之情感和心理活动，反映着人的气质与品格，具有人格性。人格性是乡村手工业技术生产与机器化大生产的重要区别。费孝通在《人性与机器》一文认为，手工艺人和生产工具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手工艺人具有“手艺精神”，手工艺生产具有“完善的人格”，而机器生产失去了人性，仅具有物性，手工劳动生产体现“手工精神”，并充分发挥手工艺人的人格、气质、品格和精神用来重构社会关系[23]。手工艺品是人的身体（四肢或感官）将之塑造出来的“物我合一”的产物，具有人之温度，人之感情，人之生命力，体现着人格性。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气质特征都通过自身的巧手反映在手工艺品上，一个人的审美品味和独特喜好也是通过人的设计诠释出来，具有怎样的气质人格的生产者就会制造出怎样气质人格的物品，因此手工艺品具有人格性。

石桥村所造的手工纸包括白皮纸和花草纸两类。白皮纸的特点是色泽皎洁、无杂质、易保存、质地柔韧、经久耐用;花草纸是当地人发明的一种工艺品形式的手工纸，就是采集本地鲜花、树叶制作成图案各异，款式新颖的花色手工纸。这些纸张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大大提升了人们消费手工纸的热度。每一张手工纸的背后汇聚了造纸手工艺人的智慧与力量、品质与人格。手工技艺生产使人有人性，物有物性、品有品味，彰显着物的品性，体现着人的人格。人格性是手工艺品独一无二的性质，是机器化大生产所无法替代的特征。

（三）表演性、观赏性与互动性

经常有游客到石桥村观看或体验手工造纸，造纸过程也常常会演化为一种身体表演，在生产者和观看者之间建构主客互动关系。可见，石桥村手工造纸技艺具有表演性、观赏性和互动性。技艺的生产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时生产的过程。乡民的身体技艺不同，分工协调不同，操作过程各异，尤其在旅游旺季，外来游客经常前来观看手工匠人在作坊内进行造纸生产，久而久之，造纸技艺生产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演化为一种身体展演，具有表演性。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乡村发展旅游的重视，石桥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色手工业旅游乡村。外来游客跟随旅游团到村里参观造纸技艺，乡民在生产过程中向游客展示、介绍、操作演示自己手里的造纸技艺，外来游客照猫画虎，亲自参与制作手工纸，体验手工造纸技艺。具有好奇心的游客们不管制作效果如何，只在乎体验制作的乐趣，然后将其购买带走，这一过程具有表演性、观赏性和互动性。石桥村村委会每年会在当地节日“七月半”1举办以“传承千年造纸技艺”为主题的文化旅游节，宣传造势、扩大影响、吸引游客走入乡村参观、体验古法手工造纸技艺，目的是传承古法造纸技艺。在这种全民参与、集体动员的文化“盛宴”之下，举办造纸技艺大赛、造纸书法大赛等文化活动，将传统的“七月半”节日转变成文化旅游节日。当地手工造纸户从原来“后台”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转变成为“前台”的具有盈利性的、宣传性的“身体展演”，因而具有表演性。对于外来游客而言，“文化旅游节日”借助于符号化的舞台剧场为游客提供可供消费的场域，造纸户在与外来游客分享、体验花草纸制作过程中同时扮演着导游、表演者、解说员、宣讲员等多重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主客体（生产者和游客）之间在表演与观看、消费与生产之间形成互动，造纸技艺实现传承与创新。

（四）周期性、季节性与生态性

乡村手工业技术的生产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和生态性。乡村手工劳动的过程是“一个周期过程”，就是将生产原料经过人工加工、生产、制作而转化为可被使用的物品的过程。生产需要时间和分工协作，是“一个技术和技能双重转化的过程”[11]30 - 31。手工技术的周期生产体现为“工农生产”的交替。费孝通在《中国乡村手工业》一文中曾经提到：“农业和工业其实不是对立的两回事，而是相连的两个段落。农业靠土地的生产力给植物性的原料，工业把这些原料制作成可以加工的物品”[17]339。石桥村古法手工造纸技艺有“工农生产”的交替表现。石桥村每年农忙季节里，务农是解决生存的首要方式，乡民会先务农，再造纸。而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农闲状态，却是造纸的旺季，造纸成为当地乡民生活的补充手段。务农和造纸共同存在于乡民的生活中，手工造纸技术的生产呈现出“工农”交替生产的现象。

手工业技术生产的周期性同时伴随着生产的阶段性和条件性。手工技术劳动必须完成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每个阶段的生产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继续生产，每一项工艺流程都有严格的甄选标准（色泽、弹性、柔韧度、水温、火候），任何一项如果不达标，生产者需要等待时机，直到符合标准，才能继续生产。可见，手工技艺的生产并非长年累月、持续不断的生产，而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阶段生产。乡村手工技术的生产具有生态性，这种生产受到季节、温度、气候、水质、植被、原料、降雨量等要素的影响。石桥村的手工造纸技艺遵循严格的生态条件——良好的空气、充足的水源与适宜的天气，三者缺一不可。石桥造纸呈现出来以季节交替、以降雨量多少、河流涨幅程度、是否污染为客观凭依的造紙作坊的呈现“开”与“停”生产交替，这是因为石桥村的降雨量全年分布不均，影响河水的涨幅和污染程度。在雨季，河流涨水情况较多，山洪会带来泥沙、树木、杂草等杂质，影响造纸水源的清洁度。同时，雨季湿度大，在造纸作坊内存放的造纸原料容易潮湿、腐烂，往往这个时段造纸作坊就会关停纸坊、歇业待工。过了雨季，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作坊主们便会开坊造纸，继续营业。可见，石桥村手工业技术（或技艺）的生产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和生态性。乡民根据农业的生产节令、植物的生长情况、河流的涨幅程度、季节的交替情况等因素合理安排生产，反映了乡村手工业技术生产的生态节律是一种周期的、阶段的、半工半农的、季节交替的周期性生产，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和生态性。

（五）主体性、多元性与一体性

乡村手工业技术的生产具有主体性、多元性和一体性。乡村手工技术的生产权力、创造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归属在乡民，具有乡民主体性。乡民最熟悉、最精通本民族的传统技艺，他们是乡村技艺（或文化）的传承者、拥有者和承载者，是乡村文化（或技艺）的主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 2022）》明确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4]。乡民对传承乡村文化资源，对其挖掘、传承、保护具有“传帮带”的作用[25]。只有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才能实现村庄的内源性和可持续发展[26]。乡民主体性体现在乡民完全参与、完全融入、完全持有本民族的文化或技艺，乡民凭借自己的手艺生活，多劳多得，为自己的手工劳动赋能。乡村文化自主性由农民自主发挥创造力，是一种自然滋生、油然而生的主动选择，农民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践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改善生产生活状况，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提升生活幸福感[27]。乡民主体性还体现在乡民自主安排生产，按照“标准农期”1规划生活。标准农期是当地人民累积下来的经验，它是农民规划他们活动的底本[28]。发挥农民主体性就是让农民按照乡村标准农期规划生活、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开作坊或选择加入合作社或选择受雇于人的生产，乡民或半工半农或兼业经营，多劳多得，按劳计酬，促进乡民增收致富，推进乡村经济发展。石桥村的造纸匠人无一例外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们家中有田地，亦有造纸作坊。农忙时务农，农闲时造纸，半工半农，兼业经营。他们是石桥村造纸技艺的传承主体，当他们生产的手工纸能够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手工艺品或旅游纪念品，乡民的价值感、幸福感、获得感提升。

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传承与保护还体现在传承主体与传承方式的多元性。传承主体的多元是指民族成分的多元和劳动者身份的多元。石桥村居住着汉族和苗族乡民，前者是从湖南、安徽等地移民而来，他们带来了中国传统的造纸术。后者为本地的少数民族。苗族与汉族在这里在共同生活，相互交融，苗族人逐渐习得了汉族人的手工造纸技术，并加以“苗族化”的改造，即将苗族文化融入手工造纸，通过改良将传统的白色手工皮纸制作成具有苗族艺术感的花纹图案的花草纸，从而演变成为苗族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手工纸品。石桥村造纸技艺的传承主体分别来自不同机构、不同职业、不同团体，其身份是多元的。有造纸工匠、有纸品经营者、有地方政府、有外来游客、有文化宣传者、有演艺界人士等介入其中，不同身份的人都发挥着传承和传播技艺的作用。每当他们共同参与到以石桥村造纸为内容的文化活动中，就是一种促进石桥古法手工造纸技艺传承的方式。政府的动员、村民的参与、游客的体验共同促进了石桥村造纸技艺的传承，他们也算是造纸技艺传承的多元主体，使石桥古法造纸技艺具有传承主体的多元性。随着多元传承主体的介入参与，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传承方式多为代际传承和师徒传承，代际传承是受家庭生产的熏陶而自然传承方式，师徒传承是通过简单的拜师仪式而成为传承弟子的方式。现代多元的传承主体使传承方式随之从单一的、传统的向新型的、多元的传承方式转变，既包括了代际传承、师生传授，也包括了产业化传承、互动式传承、消费体验式传承、研學传承、文化表演式传承等传承方式，明显具有传承方式的多元性。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理论，认为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29]。“多元”与“一体”相伴相生，并置同在。乡村手工业技术的生产与传承不仅是多元性的，也是一体性的。“一体性”归根结底是传承主体的“一体化”，以及乡村手工业技术传承目标的“同一性”，其实质是“一”和“多”的辩证问题。“一”和“多”问题是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之于民族是“多元”的少数民族身份和“一体”的国家关系;之于乡村问题是村庄丰富多样的文化的“多”和作为整体中国关切的“一”的关系问题[30]。可见，“一”和“多”的关系可延展为“一体的”乡村社会发展问题和“多元的”传承方式问题，体现乡村手工业技术的“多元传承方式”和“一体的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石桥村的造纸匠人无论是苗族人还是汉族人，他们都有共同的一致的身份——石桥人，说明石桥村造纸技艺的传承身份和传承主体是“一体的”。与此同时，村外的各类传承主体（地方政府、外来游客、新闻媒体、演艺人士）也参与到乡村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保护过程中，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传承造纸技艺，打造“中国造纸之乡”，实现乡村社会发展，具有传承的一体性。基于此，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传承是多元传承主体充分发挥乡民主体性，应用多元传承方式共同推进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传承保护工作，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三、结论与前瞻

基于以上论述，乡村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传承和创新离不开传承主体（人）（person）、乡村环境（rural environment）、乡土文化（local culture）以及国家（state）政策力量的支持，挖掘并利用好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五大类特征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乡村手工业技术的具身性、手工性和知识性特点来激活乡民主体性，激活乡民生产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乡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是激活乡民对乡村手工业的主动生产意识，使其自主劳动、积极生产。充分发挥乡村手工业技术的乡土性、文化性和人格性特点，涵养乡风文明，提升乡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与家园文化遗产守护意识。充分挖掘乡村手工业技术的生态性、周期性和季节性，让乡民在符合乡村生态生产规律的基础上自主劳动、周期劳动、交替劳动，让手工业劳动生产不会因搅乱乡村工农生产和生态季节生产的周期规律而导致传承与生产的中断或搁浅。发挥乡民的积极性就是动员乡民用自己的手工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继续激活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发挥乡民的创造性就是充分发挥乡民自身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量，让乡村手工匠人对本土的、民间的、原真的手工技艺进行开发、改良和设计，精雕细琢、推陈出新、激荡灵感、创新工艺、培育良品、创制新品，彰显匠心匠艺，从而创新生产出迎合市场需求、体现乡土本色或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动员多元传承主体以多元的传承方式培育一大批具有匠人精神的手工技艺传承人，链接乡村生态、文化、社会、个体要素，充分发挥乡村手工业技术生产的主体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与产业优势，在乡村本土技艺和外部市场空间之间打通一个循环有序的乡民技艺传承与生产通道，形成“生态、主体、文化、社会”和谐有序的四维一体通达关系，将活态的、原真的乡村手工业技术产品带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之中，传统手工业技术在传承与创新的同时，亦能转化为乡村特色产业的价值，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手工业技术的人类学研究范式通过研究者长期的实地观察，在提炼城乡手工业技术的多元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手工业技术对于农业、农民、农村所产生的独特贡献，探索手工业技术促进乡村振兴的样板化实践模式和可靠路径，重构技术作为文化、技术作为产业、技术作为社会要素、技术作为知识的多重价值，深化人类学关于“把技术作为文化”的话语实践，增强技术的生产主体与技术本身和社会发展关系的机制探讨，更好的实践一种手工业技术的人类学。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 5.

[2] 马赛尔·莫斯.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M].林宗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1 - 95.

[3] 白馥兰. 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M].吴秀杰，白岚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6，53 - 68.

[4] 鲁道夫·P·霍梅尔.手艺中国[M].戴吾三，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38 - 105.

[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2 - 5.

[6] 孙发成.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中的“隐性知识”及其当代转化[J].民族艺术，2017（5）：50 - 54.

[7] 谢亚平.隐蔽的技艺——论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中知识传递的三种途径[J].民艺，2018（1）：28 - 32.

[8] 萧放、朱霞.民俗学前沿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9] 董晓萍.跨文化技术民俗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

[10]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M].韩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3 - 17.

[11]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