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

摘 要：网络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令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极易污浊民众思想、混沌网络生态。为避免网络谣言继发作用于现实空间，必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经典SIR传染病模型在人群分类、扩散原理上与信息传播存在相似性，其降低感染率、提高免疫率、把控潜伏期等思路能够予以网络谣言治理以启发。厘清SIR模型利用传播节点、传播过程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举措，可梳理出网络谣言的易感者、感染者、免疫者及传播链条，并进一步提出具体治理策略，如把控传播要素、利用“空窗期”和抓取重要节点等，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新的策略参考。

关键词：SIR模型;网络谣言;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1）03-0082-07

網络时代，人们表现出较以往更加强烈的信息需求，且因个体认知水平及信息获取渠道的失衡，故极易让公众卷入“谣言风暴”，催衍出消极社会心态。尤其在“后真相”时代，“流量”和“情感”取代了“真相”的首要位置，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谣言肆意扩散的新空间。必须看到，泛滥的网络谣言不仅混沌了网络生态，而且将继发作用于现实社会，对经济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网络谣言就如病毒一般，其复制、增殖与传播过程与传染病扩散过程并无二致。基于此，以经典SIR传染病模型为立足点，将其运用于网络谣言扩散、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便显得十分合理。就目前而言，上述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缺乏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对策。因此，进一步将SIR模型与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扩散相结合，深入观察并发现、切断病毒或谣言扩散的途径，能够为日常情境中网络谣言的消解提供思路，从而在互联网战场上“顶得住、打得赢”。

一、SIR模型的基本概念及其拓展

SIR（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 model）是经典的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由Kermack和McKendrick于1927年提出。该模型自建立以来便被广泛运用于疾病传播扩散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在不断发展中，并成功为其他学科领域的问题探讨提供了创新性的破题思路。具体而言，在SIR模型中，全体人群被划分为三类：易感者S（susceptible），指暂未患病但可能被传染的潜在感染者;感染者I（infective，或称传播者），指已患病且能够传播疾病的群体;移出者R（removal，或称免疫者），指被隔离、死亡或已对疾病免疫的人群，这类群体不再受到感染且不具备病毒传播能力[1]。同时，SIR模型需要满足三个基本假设，即传染病流行范围内的人口总数稳定不变;易感者与感染者接触时有一定概率λ受到传染，且在某时段内，感染者的疾病传播能力与易感者总数呈正比;感染者经过完整周期后有一定概率μ获得抗体成为移出者，且某时段内移出者数量与感染者数量成正比[2]。SIR传播模型如图1所示。

不难发现，SIR模型在扩散方式、人群分类上与信息的网络传播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因此，不少学者以SIR模型为基础进行深度发散与改进，并将其作为研究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等问题的新视角。有学者指出，在SIR模型视域下探索网络谣言等网络传播问题，能够从微观、宏观两个角度观察传播的精准过程及直观态势[3]53，为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助力。

应当看到，网络空间绝非是虚幻的，而是如现实空间一般交织着各类社会人际关系。这就意味着，数字化、符号化的信息能够经由“人”这一节点，通过有向线段进行传递[4]，并在网络传播特性的作用下不断加速扩散。显然，在分析网络谣言的传播时也可将网民划分为三类：易感者S，即尚未知晓但有机会获知谣言内容的群体;传播者I，指听信谣言并主动传播的群体;免疫者R，指接收到谣言信息，但不受其影响的群体。同样，网络谣言传播与SIR模型的基本假设也有相似之处。第一，某一时段内网络用户的数量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在宏观层面上是恒定的;第二，易感者在接触到网络谣言后，有一定概率听信谣言并转化为传播者;第三，经过辟谣或自身具备分辨能力，传播者有一定概率转化为免疫者，不会对谣言进行二次转发。

不过，网络谣言的具体传播过程是动态、可变的，不能将其囿于某一固定模式。因此，SIR模型应当是对网络谣言问题予以抽象意义上的观照，为其治理举措提供新的参考方向。当然，在面对具体的网络谣言时，需要根据特定社会情况进行多要素的综合考虑，合理选择、调整治理措施，尽可能消解不良影响，构筑“网上—网下”的清朗氛围。

二、SIR模型对网络谣言治理的恰切之道

正如上文所述，SIR模型与网络谣言在扩散原理、人群分类上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令二者的互鉴更为可行。因此，关注SIR模型在控制疾病传播上所强调的关键要素、行为过程，能够给予网络谣言治理新的思路启发，为具体对策的提出奠定基础。

（一）降低感染率是控制传播的首要举措

从SIR模型的深层逻辑上看，要控制疾病大范围持续传播，最紧迫、最直接的举措就是降低感染率。感染率，或者说是传播率，代表着单位时间内感染者总数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在日常接触中，易感者往往会在不自知中接触感染者，并受其有效传播转化为感染状态，而新的感染者将延续这一行为，致使感染率不断攀升。换言之，在高感染率背景下，将有更多的易感者被纳入感染群体，从而以更大的感染基数不断循环传播过程。基于此，可合理推论认为，感染者与易感者的日接触率越高，疾病流行的范围将越广、速度越快，对人群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日接触率或提高日治愈率的方式来控制感染率，在第一时间遏制疾病的扩散态势。

降低感染率的思路同样适用于网络谣言的治理。具体来看，谣言的集中爆发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人们处于焦虑状态且渴求获得信息，但由于专业技术知识不足、对真实情况了解有限等原因，很容易因“信息真空”而坠入谣言旋涡。也正是由于信息的这种不对称性，加剧了网络谣言的裂变[5]75。同时，不乏有人出于功利性目的，刻意用删减、拼凑后的言论误导公众。另一方面，网络让谣言传播表现出新的特征，并在内容、形式等要素上不断衍化。网络谣言不仅能在强连接关系中实现“圈群传播”，而且能通过弱连接的多元渠道加速扩散，繁密地裹挟着个体节点。可以说，不同圈层的共同作用让网络谣言的传播力叠加增强。此外需要看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传播临界值，“当有效传播速率超过一个正的临界值时，信息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传播”[6]。因此，尽可能地回避临界值，也就是要降低网络谣言的传播率，以此减少感染者的出现，进而弱化谣言的不良影响。

（二）提升免疫率是控制传播的根本要求

除了感染率、传播率，免疫率也是影响疾病传播的重要变量。我们已经知道，在SIR模型的论证中，感染者的传播力仅对易感者有效，具备免疫能力的免疫者则被排出感染范围。这就意味着，个体自身免疫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决定其是否会被传染。因此，尽可能地提升免疫率将从根本上避免其陷入传染圈。要改善治愈水平，正确救治感染者并令其获得抗体，不断缩小感染者数量，以提高治愈率的方式促进免疫率的提升。但是，免疫者获得的抗体是否能始终发挥支持作用呢？应当承认，在更为复杂的传染病流行情况中，免疫者有一定几率丧失免疫力，并再次转化为易感者，继而生成新的传播链条[7]。图2的SIRS模型作為SIR模型的延伸，便很好地再现了这一过程。可见，要提升免疫率，需在确保治愈率的同时做好长期考量，并关注易感者个体的直接免疫情况，从初始上降低其转化为感染者的风险。这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同样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应当看到，在特定情形下，网络谣言极易被偏颇吸收，并在短时间内因信息流瀑而步入高潮、趋向饱和，对个人和社会造成过量、多轮的强烈冲击。因此，就需要高度有效的辟谣机制与网络谣言对冲，“治愈”网络谣言的感染者、传播者。但观之当前，网络辟谣主体相对单一、独立，难以随时做出精准全面的回应。同时，网络谣言的屡次“反转”容易挫伤群众的信任感，出现辟谣乏力、失灵的现象，减少了网络谣言的免疫者。基于此，提升辟谣能力就应当成为网络谣言治理的着力点之一。

此外，在SIRS这一改进模型的启发下可以认为，对某一谣言进行辟谣后，传播者可能成为免疫者，但也可能因“治愈”失败而继续保持感染状态。由此，还应加强对辟谣结果的后续观察，提升辟谣的有效性。当然，对某一谣言免疫并不意味着对其他谣言的免疫。因此，应当不断培育个体对网络谣言的直接免疫力，降低初始信谣人数，阻止谣言的多节点扩散。

（三）掌握潜伏期能够有效收窄传播范围

一般而言，传染病流行过程由潜伏期、爆发期和解决期三个阶段构成，与谣言传播等群体行为的演化过程较为相近[8]。有学者在SIR模型的基础上补充发散，认为存在接触过感染者但暂未发病的暴露者E（exposed），并进一步提出SEIR模型，强调了潜伏期的重要性。在这一情形下，暴露者极可能成为移动的病毒携带者，拉长传播时限，对其他易感者存在隐性威胁。可以说，在潜伏期内，较难对已感染但尚未获得表征的感染者进行识别和采取措施。因此，格外关注潜伏期并尝试摘取暴露者，有助于关闭新的传染通道，从而收窄传播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谣言爆发之前，其实也存在一段空白时间。这一片段时间被视为谣言扩散的“空窗期”，意指“官方对具体事件的调查所需要的合理的时间”[9]。在此期间，事实真相尚不明朗，个体情绪易被煽动，加上网络时代的时空置换“压缩”了空窗期应有的时限，令辟谣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不难发现，在辟谣前的空窗期内，极易衍生出新的“支线谣言”。因此，如何在“空窗期”内有效掌握话语和行为的主动权、主导权，加强对谣言生成可能性的预判鉴别能力，是网络谣言治理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时，需要看到，依靠虚拟圈层传播的网络谣言一般遵从“核心→边缘”的扩散逻辑，从而令谣言传播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也就是说，不同圈层的网络群体在谣言的接收时间上存在差异性，这就为辟谣工作预留了黄金期[10]111。及时在此时间差内做好对谣言的回应工作，能够相对缩小谣言的触及范围，并减轻后续辟谣工作的压力。

（四）针对性地把握各类节点能够加速传播终止

SIR传播模型指出，要尽可能地减轻传染病的危害，就需要对感染者进行隔离，以此阻断传播网络[10]109。当然，仅隔离感染者是不够的，还应将易感者、免疫者视作施力点。从深层次上看，该模型还隐喻着加强易感者免疫能力、提升对感染者的治愈水平、观察免疫者后续免疫情况的要求。要从疾病扩散的各要素、各环节出发，着眼传播的全链条、全过程，多角度地终止传播。可以说，SIR模型强调识别不同群体，对其进行针对性把握的思路同样适用于网络谣言的治理。

毋庸置疑，关键节点在网络谣言的扩散和传播上具有不容小觑的增速作用。

在谣言传播初期，所谓的“意见领袖”等少数关键节点作为感染者，将信息引入所处圈层，继而启动了圈层内其他易感者对谣言的注意力。而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往往对接着不同圈层，扮演着“信息桥结点”的角色[10]109，从而让谣言在短期内不断外流、散射。可见，做好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治理网络谣言还应善于定位不同群体，以“对症下药”的方式破除不良影响。一方面，要对位于传播链条上不同阶段的群体采取相应的举措。以节点为抓手切断环节，加速终止谣言传播;另一方面，还应对不同圈群内的个体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用措施。一般来说，处在不同场域中的个体将“依据他们占据的地位，依据他们同相邻的阶级和群体的关系，依据他们同整个社会空间的社会关系网的关系而界定其自身的特征”[11]，而“每一个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常规和规则”，这样的相对独立性恰恰成为场域存在的基础[10]111。因此，要尽量以符合圈群特质的方式展开辟谣工作。

三、SIR模型启发下的网络谣言治理策略

SIR模型在控制传染病流行范围上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将其中内蕴的深层逻辑抽象、延引至网络谣言治理也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在厘清思路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网络谣言治理可施行的细化举措，有助于为社会心态及秩序的复原提供助力。

（一）合理把控传播要素，降低谣言传播率

对个体而言，强烈的信息需求与波动的心理情绪降低了其鉴别能力，增大了网络谣言易感者的基数。基于此，需要尽可能地切断感染者与易感者的接触途径，以此削弱感染者的向外传播能力。显然，最直接的做法便是对网络信息的扩散渠道进行合理、适度的监督和管控，直接降低谣言传播率。

第一，定位并化用谣言传播的核心渠道。在整体网络空间中，作为“子空间”的不同平台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各子空间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牵引、交织，信息也随之相互渗透、融合。一般来说，谣言信源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唯一性特征[10]110，也就是说，通过不同传播节点进行回溯，最终将定位于同一源头。因此，在及时阻断传播路径后，应在错综的圈群扩散网络中找到最根本的谣言传递线路，并尝试借由核心人物、渠道传递辟谣信息，沿着“原路”触及并治愈感染者。此外，还可借助大数据手段，识别阅读过谣言内容的群体，并将辟谣信息精准推送至个人，以此提升辟谣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第二，加强个体正面情绪引导。在监管传播渠道之余，还必须开展网络信息和情绪的引导工作。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轻易激化个体情绪，甚至通过群体极化走向极端，究其根源，在于“公众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不满之间的矛盾”[3]57。而这一“痛点”具有共性且难以根绝，也就容易屡次产生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因此，政府组织应当保证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公信力，成为稳定公众情绪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发挥网络中官方媒体、意见领袖的积极引导作用，有序宣传、科普相关知识和专业看法，通过信息引导实现情绪引导，进而舒缓公众的心理压力，形成理性积极的网络氛围。

第三，形成多元辟谣格局。面对网络谣言的长时、频发，身处谣言风暴中的感染者可谓陷入了“病源多、病灶隐、病程长”的治愈困境，导致辟谣工作的实际效果难以真正符合预期目标。显然，要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治愈感染者，仅靠一方力量是远远不足够的，必须改变由单主体孤立、超负荷辟谣所导致的乏力局面。需要看到，当前的网络辟谣队伍虽吸纳了科普博主等专业力量，但结构仍然相对单一、方式也有待改进。因此，可尝试构建多位一體的辟谣格局，把政府、网络平台、企业、高校和专家等相关主体纳入其中[10]112，在多元化、社会化中形成辟谣合力。此外，还应努力实现个体从自律自觉到参与融入的转变，让民间自发的辟谣力量成为有益补充。

（二）培育媒介素养，提升免疫能力

研究表明，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存在能够有效抑制扩散的免疫节点，而传播节点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12]。此外，不同于因治愈而获得的免疫力，节点自带的直接免疫力对风险防范更具有效性。可见，要从根本上治理网络谣言，就要积极培育公众及媒体的媒介素养，改善其对“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能力”[13]，从而使其获得直接免疫能力，提升免疫节点的数量和质量。

第一，培养并强化批判性思维能力。传播学者克罗斯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而要增强网络谣言易感者的直接免疫能力，恰恰需要着眼于节点自身批判能力的建构。一方面，要培育公众的批判性思维。通过开辟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形成网上网下同步共进的协同格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科学理论占领公众头脑。此外，可以对听信度高的个别谣言进行分析解读，让公众理解网络谣言的特征构成，掌握获取信息的科学方法，练就谣言防范意识和鉴别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媒体的科学素养。因对公众偏好和流量变现的追求，不少媒体片面追求吸引注意力，忽视了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持续提升。必须看到，阴谋论、标签化报道泛滥，未经证实的信息多次反转，更是引爆了公众对所谓“后台”“黑幕”的探讨。因此，大众媒体应坚守独立性，不断养成科学精神和正确的价值逻辑。要确保无论在何种氛围下，都能客观、克制地做好信息收集整合工作，始终将真实性作为信息发布的关键点，避免负面舆情泛化。

第二，重视并加强危机教育。公众因固有的社会记忆和危机经验缺乏，极易误信谣言。因此，加强危机意识、知识等方面的教育，有助于增强个体对相关网络谣言的免疫能力。最为直接的就是要做好特殊时期的针对性危机教育。国家要及时整合社会组织、学校、企业等各平台，协力做好危机宣传工作，将相关知识传递给大众。同时，还应“跟进式”地更新宣传内容，借助多方位的教育帮助大众形成全面、清晰的认知，以此增强个体节点对谣言的免疫能力。

此外，日常的危机经验教育也不容忽视。必须看到，目前的危机教育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单一性，而往往在某一事件发生后，短时集中地开展针对教育，缺乏长时段、可持续的知识积累和经验巩固。因此，即便在安定的社会发展氛围下，也应尝试前置危机教育，让个体拥有适度的危机经历。也就是说，要把危机经验教育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借由历史经验生成个体的危机经历，更好地面对日后可能发生的同类事件，并对谣言形成内置的预先免疫力。

（三）积极利用“空窗期”，掌握传播主动权

在网络谣言传播的“空窗期”内，感染者持续发挥传播力量，致使该群体人数激增，并成倍输出质疑甚至是攻击言论，令被造谣的个人、组织在话语权上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可以说，是否充分利用从谣言出现到事实澄清的这一时间区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辟谣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成效。因此，要对空窗期进行精细化、网格化利用，掌握话语主导权。

第一，明确辟谣策略，予以精准回应。在辟谣工作中，焦点模糊、前后不一的信息往往会招致更深的公众疑虑。由此，必须避免调查不清却急于澄清的错误做法，要最大化地发挥空窗期在辟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具体来看，在空窗期前期，辟谣主体必须厘清谣言的关键要素，首先做出简明且准确的回应，传达出自身的关注度和责任感，以此融入并重夺话语场域。在中期阶段，则要深入查证，并根据谣言内容、传播对象来明确辟谣的重点内容和话语表达方式。值得一提的是，辟谣时存在所谓的“真相错觉”。也就是说，如果在辟谣时简单重述谣言内容，不仅可能加深感染者的记忆和信任感，而且可能让易感者形成片面理解[14]。因此，在辟谣时应尽可能使用否定性话语来转述谣言，让感染者跳脱出既定的语境和情绪。同时，还可尝试将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作为辟谣内容的延伸，发挥其对网络谣言的防控力量[15]，在有效辟谣的同时，隐性、柔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空窗期后期，要做好发布辟谣内容的各项支撑准备，选择合理恰当的辟谣时机、渠道，强化辟谣信息的可信度和触及度。

第二，尝试互动对话，提升辟谣接受度。需要看到，易感者在接收到谣言信息后，其关注重点可能与谣言内容存在差异。如果仅以谣言本体为基准去制定辟谣内容，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辟谣失灵的情况。因此，在空窗期内，辟谣主体也应与公众保持密切联系，厘清其真正关心的问题。辟谣主体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开通专门的反馈渠道，针对谣言做好公众意见的采集和答复，并将其作为辟谣内容的重要参考。此外，还应看到，当辟谣信息与既定认知相冲突时，个体容易陷入认知失调之中，进而发展出自我保护和内心自由的需要。由此，个体可能会产生排斥心理，对辟谣内容乃至辟谣主体产生怀疑，加剧对谣言的信任[16]93。因此，辟谣主体在收集意见时，还可同期进行网络上的探讨活动，让专业知识、鉴别能力存在差异的多方个体相互交流、辩论，尝试吸纳认同度高、说服力强的辟谣信息，并于无形中促成感染者的自愈。

（四）关注重要节点，实现全面击破

如前所述，SIR模型中不同节点对疾病传播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需要区别对待。与之相似，网络谣言传播中的各类节点同样能够在短期内动态转化，增大了治理难度。因此，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尽早地对处于不同状态的节点进行区分性、针对性治理，同时提升对关键少数的重视程度，能够从整体上阻截网络谣言的传播链条，深化治理成效。

第一，实现各类节点的“对症下药”。从全局上看，要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就需将不同对象的异质性作为网络谣言治理策略的制定依据，并在两个方向上共同施力。一方面，要针对各传播节点提出治理举措，这是无需多言的。对待谣言感染者，除了采取隔离、治疗等方式，还可分级建立传播者数据库，纳入谣言信任度和扩散度較高的群体，并展开后续关注。此外，还需尝试找到谣言的“零号病人”，即造谣者。可对造成一般影响的造谣者进行标识，在其传播原创内容时进行一定的风险提示;对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造谣者，则须用法律手段予以规训;对待易感者，应帮助其掌握谣言鉴别方法。可以通过大数据抓取信息，将谣言的常见类型、特征以及查验方法等整合发布，并以信息流的方式精准推送给易感节点。对待免疫者，可采用激励措施将其转变为代理人，积极发挥民间辟谣力量。另外，也需关注免疫者从谣言移出后的“预后”情况，帮助其培育直接免疫力。

另一方面，要用适应不同群体的声音开展辟谣工作。为了保证准确性和时效性，辟谣内容多采用一种声音、一个语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获得更好的辟谣效果，就需要从不同人群的特质出发，用具备针对性的不同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信息[16]93-94。不过，当辟谣内容的专业性较强时，便可能与多数人的知识能力水平存在差距，从而造成理解偏差。因此，辟谣主体可以在统一核心辟谣内容的基础上，适度进行转化论述，用各个群体都能听懂的声音彻底消散谣言。

第二，重视长尾效应，做好回应与预判工作。在网络空间的边际中，隐匿着微小、海量的“长尾”群体，它们构成了异质的圈群及意见。不同于“头部”的深受瞩目，“尾部”则因其小众性而屡受忽视。但必须看到，将所有微小零散的“尾部”意见相加整合后，往往会产生超过“头部”主流声音的巨大影响，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同理，在谣言初生阶段，感染者较少且多处于“尾部”，如果不加处理，谣言就会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急速扩散。因此，必须重视网络谣言传播中的“长尾”群体及其意见，控制谣言的再次爆发及裂变[17]。一者，要建立健全监测系统。对大多数易感者高度关注的事件或言论进行监测预警，重点关注趋向一致的意见，并研判可能出现的相关谣言，提早做好针对性准备。另一者，要做好对意见发出者的回应工作。在信息时代，许多个体借由网络发声，但其诉求暂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在此情况下，该信源便容易被有心人利用，成为谣言的催生点。因此，要在合理范围内对重要诉求、疑虑予以公开回应。此外，还应不断完善各类网络互动交流平台，保持政府与群众对话的常态化、畅通性，牢牢掌握解释权、话语权，从根本上和起点上做好网络谣言的治理工作。

四、结 语

网络谣言如同病毒一般，能够直接入侵、破坏正常的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损害人们获取和传播真实信息的权利[5]79。作为研究传染病扩散的经典模型，SIR模型无疑为网络谣言治理路径的创新和突破提供了新的取向。不过，要更好地将传染病的切断途径化用为网络谣言的消解路径，还需要进一步对接契合二者的内在逻辑，挖掘出更深层、更可行的治理思路和方法，真正让网络空间这一有机整体如人的肌体那般革除沉疴、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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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net Rumor Management based on SIR Model

GAO Jie

（College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network era makes the network rumor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which is extremely easy to pollute the public thoughts and chaotic network ecology. In order to avoid the secondary effect of network rumors on the real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ways and methods constantly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network rumors. The classical SIR epidemic model has similarities in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diffusion principles with population spreading， the idea of controll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such as reducing the infection rate and increasing the immunization rate， can greatly enlighten the issue of Internet rumor control. Clarifying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hat the SIR model uses to spread the nodes and spread the process to control the epidemic of the disease can figure out the susceptible， infected， immunized and spreading chains of Internet rumors， and find out further propose specific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example， controlling communication elements with empty window period and grasping important nodes is helpful to provide new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network rumor governance.

Keywords：

SIR model; Internet rumors; governance

（編辑：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