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盈盈（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克孜尔石窟主室前壁的说法图，因其独特的位置、持续出现的历史和丰富的数量而备受瞩目。专家学者针对主尊身份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这些讨论有以不同的佛经为对照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有通过造像细节来判断而认定主尊不同的身份，均为进一步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宗教思想奠定了基础，但是究竟该按照哪部经典、哪个部分来与之对应？由于存在这类图像的洞窟时间跨度大，期间宗教思想也复杂多变，又因也缺乏相关题记，因此情况复杂难考。

本文拟从造像的政治内涵视角切入，把主室前壁说法图与龟兹相关造像的政治、历史相联系，来探索其艺术构思和创作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从中得出佛教艺术中某些富有意味的程式特征和造像目的，这正是佛教东传中国过程中一个具有意义的阶段。文章基于一个基本立场，即龟兹以佛教治国，石窟壁画不仅为宗教的载体，同时寄托了政治目的。随后，对该窟图像的历史意义进行复原，并对石窟整体设计的思想依据，内容布局暗含的意义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身份界定

克孜尔石窟主室前壁尚存说法图的洞窟主要有17窟（公元6世纪）、27窟（公元7世纪）、38窟（公元4世纪）、91窟（公元4世纪）、97窟（公元7世纪）、100窟（公元7世纪）、110窟（公元6世纪）、155窟、171窟（公元5世纪）、179窟（公元7世纪）、196窟（公元6世纪）、205窟（公元7世纪）、224窟（公元7世纪）。[1]对主尊的身份，历来有所争议。季羡林先生认为是弥勒，因为弥勒信仰在龟兹非常盛行，在克孜尔梵文残卷中，多数泛称为“菩萨”，而未具体指明，唯独写出“弥勒”来，可见“弥勒”在众菩萨中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