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妤姝（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062）

明清之际，欧洲来华传教士在接触中国文化之后，将儒家教义视为中国文人思想的核心，并认为其可以与天主教教理互相融合，为在华传教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了得到欧洲各界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同时也为了在“礼仪之争”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耶稣会士们将各类儒家经典翻译成西文，介绍到欧洲。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塑造了孔子的视觉形象。

一、传教士所描述的孔子形象

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居住多年，多通儒家经典。1583年开始，传教士们就利用儒家经典来学习中文。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曾计划翻译“四书”作为语言教材。1624年，耶稣会中华省副省长李玛诺（Manual Dias,1559—1639）确定传教士来华的四年制“课程计划”（ratio studiorum）。其中，传教士必须学习“四书”和《尚书》。[1]101-102无论是在书籍阅读还是社会生活中，传教士都会接触到中国多样化的孔子形象和其背后的多义性。而传教士们对于孔子的身份和形象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华后大力尊崇孔子和儒家教义，认为“儒家并非一个固定的宗教，只是一种独立的学派，是为良好地智利国家而开创的。”[2]71

除了淡化孔子身上的宗教色彩之外，传教士们还着重强调他身上的理性精神。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通过对孔子道德观的举例说明，大人，您可以得出结论：理性随时随处可见。”[3]191杜赫德这样向欧洲观众介绍孔子：“（孔子）绝不让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而要服从理性，在所有事情上听从它，不做、不说、不想任何与理性相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