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赵芳芳

(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600)

一、引 言

网络中心性反映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受欢迎的程度[1]，意味着个体能够通过控制信息在网络成员间传播获得相对权力和竞争优势，是社会网络理论中的重要变量[2]。随着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迅猛发展，各大平台充分发挥中心用户(如网红、明星等)甚至普通用户中的“关键意见”个体的作用，促使其主动契合平台，共创生态网络影响力。但据卡斯2019年统计，近一年内抖音和快手昵称相同的KOL(关键意见领袖)用户增长了2.67倍，这一现象说明随着中心程度增长，用户和平台的共生关系变得非常脆弱。结果是“中心用户”主动契合平台的积极性降低，生态共创机制中断，平台影响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系统探讨网络中心性和平台契合关系，以及两者关系的边界条件对平台用户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为响应上述现实挑战，少数学者研究了社交媒体情境下网络中心性对契合相关变量的影响[3][4]，如知识共享、口碑传播和转发等。Wang等(2019)基于强-弱连接理论研究了中心用户和非中心用户的病毒传播效应，但忽略了用户契合行为的影响[3]；周志民等(2014)根据嵌入理论框架，探究在线品牌社群中咨询网络中心性、情感网络中心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5]，尽管构建了两者主效应但未涉及短视频情景，外部效度略显不足；黄敏学等(2019)认为当用户拥有更多的网络关系(处于网络中心位置)时会感知到更强社会关系的存在，从而触发更强的自我展示动机，使其发起更多的在线口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