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慧铎

毛泽东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淮海战役的胜负，人的因素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粟裕与杜聿明作为参战双方的主要指挥员，在此战役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从第一阶段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包围黄百韬兵团，到第二阶段黄维兵团陷入中原野战军包围被歼，直至第三阶段杜聿明率领国民党军队从徐州撤退至陈官庄全军覆没，仅历时66天。在这场战役中，不仅是国共双方总体军事实力的比较，更是作战指挥员个人素质与能力的综合较量。

粟裕与杜聿明的成长经历比较

粟裕是地主家庭出身，但因为与家里长工阿陀关系甚好，在其影响下练功习武，从小就想成为一名为民除害的剑侠，这为他后来的革命斗争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会同县上小学期间因为学校同学与驻扎在当地的军阀部队产生摩擦，在与其作斗争的时候粟裕就产生了“自己搞队伍”的念头。在常德读书期间，粟裕经历过一次学潮事件，深刻理解了群众的重要性。可以说，粟裕的学生时代一直在与封建势力作斗争，而这些斗争使他明白了许多真理。1927年，粟裕进入叶挺教导队，从此开始进入革命队伍中，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南昌起义到红军转移再到浙南三年游击战，粟裕逐渐走向成熟，在一次次的战斗中积累经验，学习战术战法，最终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军事理论。

杜聿明同样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小学读书期间由于家中变故中途不得不辍学经营家务，荒废了学业，虽然在16岁重新恢复学业，但这段成长经历对其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黄埔军校入学不久，学校便开始办理入党登记，杜聿明同时接到两份登记表，相较共产党与国民党，杜最终认为三民主义与自己理想信念相符。“共产”二字，对于出身地主家庭的他来说，在根本上就是厌恶的，因此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东征时，杜聿明体验到，他所参加的教导团是真正为民众作斗争的革命队伍，而三民主义又无不在每一次战斗中被广为宣传，因此杜聿明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而对于共产主义则从根本上就没有理解与接纳。1925年，他在蒋介石领导下开始东征，随后又受廖仲恺嘱托去了北方。杜聿明在封建军阀高桂滋手下担任过连长，在碧云寺为孙中山守灵，其间虽沾染过旧军阀的不良习气，但终究还是离开了军阀部队，辗转来到徐庭瑶部，也由此开始了他正式的军旅生涯。

粟裕与杜聿明的军事指挥能力比较

在每一場作战行动中，双方将领的军事指挥能力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役中军事指挥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军队指挥的实践经验，揭示军队指挥的一般规律，预测军队指挥的发展趋势，为提高军队指挥效能达成军队指挥的目的提供理论指导。而军队指挥的根本目的在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最大限度地提高和发挥部队战斗力，最有效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夺取作战胜利。军队指挥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作战的成败和任务的完成与否。

“在战役过程中，敌情变化是常有的，这往往成为指挥员能否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考验。”淮海战役中，中央军委以及粟裕原计划在新安镇地域歼灭黄百韬与李弥两个兵团，而因国民党军主动调整作战部署，由黄百韬兵团掩护李弥兵团以及第44军撤退，这就为解放军歼敌于运动中创造了有利条件;紧接着，在淮海战役开始的第三天，何基沣与张克侠起义。这些变动，被粟裕加以利用后无疑加速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结束，也因此推动了从“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战略构想。

杜聿明在11月10日晚紧急到徐州指挥这场战役时，徐州“剿总”总指挥官仍为刘峙，所以在战场指挥调动上不占有绝对主动权。30日晚从徐州撤退时，杜根据战场情况制订了向徐州西南撤退、依托淮河再向解放军进攻的计划。这一计划如能顺利实施，将很可能扭转徐州战局，挽救国民党大部被围军队。但12月3日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亲笔信，命其停止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杜聿明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作战部署。这也就表明其将自己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的主观能动性放弃了。一个将领放弃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运用，也就等于放弃了赢得战争的机会。

粟裕（左）、张震（中）等在淮海战役前线指挥所研究战况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除要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好战略部署外，还要掌握时机的运用与形势估量。粟裕认为：“在战役指挥中，有利战机能否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指挥员角度来要求，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多方位观察判断情况，尽可能地灵活用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又不一厢情愿，这样才能创造和捕捉到有利战机。”

从主观能动性这一点来看，杜聿明与粟裕都可以很好地在战役中表现出这方面的优秀能力，从而掌握战役的发展以及战略战术部署的实施。然而，杜聿明在最后指挥的淮海战役中由于仓促应战，进入战场后又无法积极实施自己的作战部署，从而失去了主动权。正如粟裕所指出的：从战役指挥的角度来说，“当战局出现被动时，战争的指导者应冷静、客观地分析敌我形势，充分发展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种种因素，并积极发现、捕捉和创造战机，及时定下决心，采取正确的部署，并坚决果断地予以实施，以迅速克服被动，夺取主动”。而此时的杜聿明，却只以如何将国民党军救出包围圈以及将其撤出徐州战场为主要目的，对于战机的捕获已经大为忽略。这一点也因此成为国民党军在此场战役中失败的潜在因素之一。相反，粟裕在打济南战役时就已经初步有了打“小淮海战役”的构想，而随着徐州战局的发展最终确定了“大淮海战役”的战略方针。在这期间，粟裕就是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以及长期以来对战局的观察，才最终确定这一战略构想。因此，在整场战役中粟裕一直保持着理性严谨的态度，灵活机动，捕捉战机，以此来找寻国民党军的漏洞，然后顺势将其消灭。

粟裕与杜聿明的战略战术素养比较

每一位将领在战场上都要根据敌情进行军事部署及采用适宜的战术，从而更有效地进攻敌方，因此每一次策划与实施都对战争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有适宜的作战部署，还要有配合其实施的部队及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要重视武器弹药是否充足，还要掌握与调节战士及各级指挥员的精神与思想状态，只有如此，才能有更大概率赢得战争最后的胜利。

粟裕的戰略战术素养是在他参加红军后，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一点点形成的，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井冈山时期是他理论知识学习的重要阶段。粟裕在每一次战役中观察毛泽东、朱德等的作战方式并从中汲取经验与精华，而在军队休整时则在一次次报告与思想教育中学习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正是这些宝贵的经历，使他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以及苏北苏中抗日打顽中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践过程中，粟裕会在每一场战役结束后甚至战役进行期间总结经验教训，对战役进行检讨，分析我之优点、弱点，敌之缺点、弱点，以及今后注意事项。可以说，部队休整时期是粟裕战略战术素养巩固与发展的时期。除此之外，在每一场战役开始前，粟裕也会从多个角度综合分析敌我情况，形成自己认为最适合部队作战的方案，而后再将这一方案上报从而让作战部署实现部队伤亡最小化、胜利概率最大化这一效果。1935年至1945年这10年期间，粟裕的军事行动以游击战为主，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理论。“敌进我退（进），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在一次次战斗中总结出的游击战术原则。正是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使粟裕能在淮海战役发生前就已预想到了这场战役，并做好了相关的战略部署准备。

杜聿明的战略战术素养的形成主要在抗日战争时期。而在1933年到1937年期间，其主要从事军事技术理论工作与学习，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他的战略知识储备时期。全国性抗战开始后，杜聿明将其所学到的理论用到各场战役中。在昆仑关战役时，“他每天随身携带一部电话机、一架望远镜，冒着敌军炮火的轰击和敌机的轮番轰炸，来到便于展望的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战况，适时指挥各部行动。因而对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兵力火力，能够作出合于实际的判断，并据以制订正确的作战方案”。最终，杜聿明采取“要塞式攻击法，稳扎稳打，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赢得了昆仑关战役胜利。他采用的是实地调查方法，在战争中寻找敌人突破口，从而进行最佳作战部署。

19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而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在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了三个月时间，并做了《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正确分析了缅甸的日英局势，提出了相应作战部署与构想。这些特质证明杜聿明的每一次作战部署是以实践为依据的，这也就决定了他每一次作战部署大多是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杜聿明成功运用这一军事理论，在抗日战场上正确分析敌人态势，一次次地击退了强敌。

粟裕与杜聿明虽然身处两个不同党派，作为军人他们都拥有良好的军事理论素养与丰富的战斗经验，都是在战争中经历过残酷的生与死洗礼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淮海战役的爆发与发展过程终究检验出二人在战略战术素养上的差异。杜聿明虽久经战场，但多数是以正面战场为主，也就是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其率领的军队多是机械化装甲部队。而且，杜征战沙场十几年，与共产党作战，经验可以说略有欠缺，因此虽然其每次部署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基础，但是模式仍有些固化，缺乏灵活性与机动性。

粟裕与杜聿明的后勤及政治思想工作能力比较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因此，每一场战争，后勤工作的准备也是至关重要的。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国民党军为何纷纷丢掉武器跑向解放军阵地，大批大批部队纷纷投降？这是因为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杜聿明对于粮食问题的供应一直依靠着空军的支援，并没有为此做出具体解决方案。后勤工作无保障，各部队相继投降也就不奇怪了，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相反，粟裕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最后到大兵团作战，可以说一直与国民党军队这一敌手处于作战状态，因此对于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将领性格以及作战方式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于粮食问题，粟裕也一直都是作为指挥作战的核心问题考虑的。几十万大军作战，如果没有粮食的及时供应，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为粮食供应不仅会影响到内外团结，也会影响军民关系，所以粮食问题解决了，这场战争就已经胜利了一半。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不仅以军事一种方式向敌人进攻，在政治工作上更是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目的是为了让国民党军从内部瓦解。面对此种局面，杜聿明及其各级司令官除了用封建迷信收拢军心，另一最重要手段就是物质奖励。这对于战士的思想工作引导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观解放军，因为战争的节节胜利，士气日益高涨。但这也并不是说解放军战士在每一场战役中都保持着高昂思想状态。从1947年7月华野分兵开始，为了策应刘邓大军，部队打了许多消耗战，开始转入外线作战。由于长时间受敌人尾追，部队减员严重，致使许多战士与干部出现思想动荡，产生许多牢骚。对于这一情况，粟裕立即进行实际调查，了解部队思想状况，从而进行对比分析，作出适宜决策，最后以报告开会的形式统一全军思想，为沙土集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粟裕在指挥军队作战时，无论是在多艰难的条件下，都要定期进行思想工作教育，整顿部队思想作风。这一举措不仅使部队思想统一，更提高了每一名士兵的作战勇气，从而团结一致对抗敌人。

国民党军因在多年作战中，一直以军事斗争为主，对于士兵的思想工作毫不重视，任其发展，各兵团间联系主要以最高将领间的关系为主要纽带，一旦产生芥蒂双方便如仇人一般。因此，杜聿明在指挥各兵团作战时，都要事先考虑将领感受，生怕自己言语失误影响作战计划实施。可见，一个部队存在思想不统一的状态，是不可能拧成一股绳来共同对抗敌人的。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在淮海战场被俘

相比而言，粟裕在淮海战役开始前便召开多次作战会议，通过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政策水平，进而统一华野全军作战思想，为完成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作战过程后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野开始进入休整阶段，同时转入以政治攻势为主。为此在对敌方面，粟裕召开了纵队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部署围歼杜聿明集团的计划，同时部署了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的工作，要求各部队在打“政治仗”上做出成绩。在对内上，粟裕考虑到部队连续多日作战，已经相当疲惫，需要尽快休整，以便尽快恢复体力和活跃的政治氛围。因此，粟裕与陈士榘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并常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建议由华东局、军区首长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指战员）能分到香烟五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可见，在淮海战役过程中，粟裕不仅在军事行动上积极部署准备，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也进行了充足的铺垫，以此让二者相互配合，从而推动战役的胜利。

作为淮海战役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员，粟裕与杜聿明尽管在很多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所经历的战役不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二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作战方式上都有着较大差异，各有千秋。因此，尽可能从客观角度观察和分析二人的相关特质，从中得出二人对淮海战役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并更准确地分析与探究国共两党将领在战场上受到哪些因素干扰，在作战指挥上有哪些不同，又受哪些条件限制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国共双方军事斗争历史的了解，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及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