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受资本稀缺和科技落后约束。中国能成功突破弱势窘境，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有限的资源，尤其是低微的财力和较弱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办成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大事。

一是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形成能够突破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转变的强劲增长极，有效地破解了后发国家资本稀缺下战略性先导产业不能快速发展起来的难题。

二是集中力量开展重大尖端科技攻关，有效突破了后发国家科技落后的约束。中国集中力量对重大尖端科技进行攻关，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三是集中力量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突破后发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对发展的约束。

简言之，以制定和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是中国成功破解后发国家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发展转变，进而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重要法宝。

（登高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郑有贵文）

毛泽东关于美国的两个比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各地大量建设军事基地，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对此，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指出，美国“手伸得太长”，到处横行霸道、压迫别人。对于美国的这种霸道政策，毛泽东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是“绞索论”，一个是“跳蚤论”。

先说“绞索论”。毛泽东认为，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的几百个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1958年9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问题时说：“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与“绞索论”相类似的是“钉桩子”的比喻。毛泽东认为，美国在全世界建军事基地，相当于在钉桩子的同时，把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这使得它到处陷入被动。

再说“跳蚤论”。毛泽东认为，美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好比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结果必然是一个跳蚤也抓不住。因为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顾此失彼。

（秋实摘自《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戚义明文）

五年规划：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桥”和“船”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时间跨越近70年，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桥”和“船”，使得党和国家事业通往胜利的彼岸。

1.实现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桥梁。党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必须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这就需要通过一个科学有效的方式和载体去实现、去落实。五年规划就是这样的方式和载体，它为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提供了重要途径，是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的重要抓手。

2.推进党的宗旨、使命践行为实际行动的重要载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五年规划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3.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有力工具。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五年规划始终注重聚焦重点项目、重点任务、重大战略，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

4.贯彻落实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方式。在长期实践中，党把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嵌入到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之中，使五年规划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成熟的制度机制。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过程。

（千帆摘自《红旗文稿》2020年第12期，王文文）

1978年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解放的前期准备已经在进行中。其中，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就是对按劳分配的大讨论，通常这又被称为“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

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本清源，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抵制平均主义大锅饭。所以从1977年开始，就进行了六次按劳分配研讨会。最重要的是前四次，分别是在1977年的4月、6月、10月以及1978年10月至11月。其中，在第二次研讨会上，冯兰瑞和苏绍智提交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影响很大并提交给了中央领导层。邓小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对该问题作更清晰的阐述，于是就诞生了《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其间，邓小平和写作组进行过两次讨论。在1978年3月28日的谈话中，邓小平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不能是按政治，也不能是按资格。

最终，这篇文章在1978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早三天发表。两篇文章分别从经济层面和哲学层面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从而一起构成解放思想运动的重要标志。

（高云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魏众文）

我国外交意义上“两个拳头打人”一说的由来

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时，一般会使用“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和总结。那么，“两个拳头打人”一说究竟缘起何时？其内涵是什么？

“两个拳头打人”一说最早出现在毛泽东于1936年12月撰写的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论述关于“集中兵力问题”时，毛泽东批评了1933年临时中央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方针。该方针让我党、我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分化、动荡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关系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65年6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的文章，文中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美苏合作”的对外政策严加痛斥，并第一次提出“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此后，“反帝反修”的“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政策基本确立起来，并一直持续到中美建交。“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左”的思潮的干扰，使得我国的对外关系一度出现四面受敌的严峻局面，这一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看云摘自《百年潮》2020年第2期，石善涛文）

中共早期党员“生活费制度”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经费来源不稳定，一是依靠苏俄（共产国际）资助，二是党员自筹。随着建党工作日趋繁杂、支出增加，自筹经费难以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有些活动被迫停顿，党员生活贫困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针对中共组织发展停滞与党员生活贫困化问题，他提出由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常性的经费援助，并发放党员薪资。但是，马林提议并要求李汉俊提供中共经费预算方案时，却遭到后者的拒绝。中共一大闭幕后，马林再次向新成立的中央局提出经费与党员薪资问题，中央局成员对此意见不一。陈独秀认为，“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共应当坚持“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的立场。

然而，根据列宁提出的共产党是“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的建设原则，党员干部应做职业革命家。中共是根据列宁主义建黨原则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基于这一原则，陈独秀等人持有的“反对职业革命论”显然不符合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建设方向。经过争论，陈独秀、李汉俊等接受了党的主要干部应当是职业革命家的主张。经过中央局会议讨论，“生活费制度”开始在较小范围内有限施行。

（冬阳摘自《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4期，杨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