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武钢视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钢产量15.8万吨，不够当时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2019年，全国钢产量已经接近10亿吨，2020年突破10亿吨，连续25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钢铁工业经过7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支撑，为国民经济的稳定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尽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早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钢铁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被誉为工业的“粮食”。“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其他就都好办了。”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钢铁思想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对新中国钢铁工业战略方向和路径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新中国钢铁工业是在毛泽东钢铁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实现历史性奠基的。这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夯实了基础。

“为工业中国而斗争”

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战争年代还没有条件去真正实践他的工业化构想。

这种工业化构想从纸面到初步落地，已经是到了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做了一个战略构想，其中就涉及对工业重要性的深刻洞见：“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經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现代性工业所占比例太低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把实现工业化作为重中之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限于提出工业化的构想，而开始为实现工业化的构想作出一些具体的部署和准备了。例如，这个时期毛泽东专门发出过这样的电令：“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

除要求工人阶级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外，毛泽东还非常注重调兵遣将，在组织上保障钢铁工业的恢复与发展。王鹤寿、吕东在《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说：“我们两人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转入工业部门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形势的必然到来，他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必须准备从现在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转到经济战线上去。”

1953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山新建的无缝钢管厂试轧成功。图为试轧现场

因为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加之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王鹤寿、吕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前往东北工业部，抓住鞍钢这个主要矛盾，积极推动鞍钢的复产。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东北地区钢铁企业恢复和建设发展迅速。东北解放后，鞍钢于1949年7月全面恢复了生产。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派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到鞍钢送去“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这一时期，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为工业中国而斗争”这几个字，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紧迫心情。

“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此时，虽然有了鞍钢等几个东北钢铁企业的恢复，然而从全局看，在废墟上建立起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距离真正实现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种形势下，“老大哥”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引起了毛泽东的格外重视。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把全面了解苏联工业化道路作为此行的一个核心任务。他详细打听苏联工业化发展的经验介绍，还参观了列宁格勒钢铁厂。李崟、周薇在《毛泽东决策建设武钢》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在参观完列宁格勒钢铁厂后说，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要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钢铁生产，发展重工业，这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

1958年，毛泽东在合肥视察时与钢铁工人亲切交谈

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钢铁工业，这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毛泽东对苏联工业化道路深表认同，并在随后与苏联签订的一系列合约中，积极争取了苏联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援助。在苏联对中国援助的156个项目中，鞍钢位列榜首。除鞍钢外，还有本钢、富拉尔基特殊钢厂（后改为北满特钢）、吉林铁合金厂、武钢、包钢、热河钒钛矿（河钢承钢前身）、吉林电极厂等8个冶金项目，钢铁的投资占到一半。应该说，苏联援建的钢铁项目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在废墟上开始恢复，但是这对于偌大的一个新中国来说还远远不够。钢铁工业是一个机器大工业，其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如何快速培养一支大规模的钢铁人才队伍，成为毛泽东开始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结束第一次访苏启程回国。当专列到达沈阳后，毛泽东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开始运往全国各地，非常高兴，并说：“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

东北工业部和鞍钢马上落实毛泽东关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指示。阳勇在《毛泽东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贡献及启示》一文中说：“1950年东北工业部创办了新中国专门培养冶金科技人才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东北工学院;1951年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冶金方面的综合研究机构——沈阳金属材料研究所。1951年，鞍钢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职工培训工作。直到‘文革前，鞍钢一直都很重视培养人才，其人才培养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鞍钢的生产建设，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兄弟企业的生产建设。”

钢铁工业的强大是毛泽东心中非常浓重的一个情结，因此只要是有利于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事情，他总是予以莫大支持。当知道中国钢铁工业有了一些新成就、新发展的时候，他总是感到异常兴奋。

1951年12月中旬，李富春給周恩来和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炼铁高炉）。很快，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调集全国的力量支援鞍钢建设“三大工程”，为其顺利竣工提供了切实保障。

1953年，鞍钢“三大工程”提前竣工投产。鞍钢工人再一次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立即回信说：“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巨大事件”，这是毛泽东对“一五”计划头号工程的肯定。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意调集全国资源支援鞍钢“三大工程”这一思想，为紧随其后的武钢、包钢的建设，甚至后来酒钢、攀钢以及其他钢铁企业的建设树立了重要的标杆，也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体现。

决策建设武钢、包钢，也是毛泽东“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思想指导的成功实践。据曾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回忆，中共中央从1950年就开始酝酿关于在武汉、大冶之间建立一个巨型钢铁基地的设想，“主席对在武汉建设钢铁基地很关心，曾多次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作过‘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指示”。

走出一条立足中国实际的道路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发展，1956年以前这段时间，中国钢铁工业及体系的建设基本参照了苏联的做法。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以及中国建设的实际，开始思考一条立足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例如，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根据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撤销重工业部，成立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的成立，适应了钢铁工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

董志凯在《毛泽东与新中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一文中写道：“在引进设备与技术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必须与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后，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此后我国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开始全面、系统思考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苏联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苏联的弯路和教训我们能否避免？能否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基于这个战略考虑，毛泽东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于1956年2月14日开始，连续一个多月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过听取工作汇报和调查研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正式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可以说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王鹤寿、吕东在《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在《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启发教育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谋略，形成了中国式的战略布局。1957年8月4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

1958年，河钢承钢1号100立方米高炉落成

“三大、五中、十八小”，再加上后来建设的攀钢、宝钢，奠定了今天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

缺钢少钢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面临的一个痛点。千方百计增加钢产量，成为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心中共同的情结。毛泽东对缺钢少钢的心情以及提高产量的期待，见诸这一时期他的很多言论之中。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两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同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谈话时说：“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1月，毛泽东同王鹤寿、吕东、高扬文、徐驰谈话，指出：“我们要注意发展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省有一个钢铁厂、两个钢铁厂？各个部应该有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帮助各省搞钢铁厂。你们要把你们的眼光，注意到六亿人民。”

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会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然，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冷静反思：“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

1958年以后，毛泽东开始对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钢铁高产量指标进行了冷静的反思，更加注重了综合平衡的问题。

吴冷西在《回忆主席与战友》一文中对此有清晰的回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那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说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两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涉及对钢铁工业的总结与分析。首先，毛泽东把钢铁生产放到科学的高度。“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其次，毛泽东提到了向国外先进经验认真学习的问题。“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0.04%，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0.037%，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最后提到了综合平衡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进一步对钢铁产量的科学性问题提出意见。“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小高炉、小转炉）无猜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在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400万吨，是1700万吨。后年再增加400万吨。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明年钢的指标是1700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1300万吨，比去年多400多万吨。后年2000万吨，大后年2100万吨到2300万吨，可以赶上英国。1962年2500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2800万吨，少了到2300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1960年6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历程，提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必须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找出固有的规律。毛泽东写道：“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当然，毛泽东注意到钢铁产量高指标的问题，并不是说放弃钢铁产量。毛泽东对中國钢铁产量过低还是很不满意。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书批语中写道：“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1960年4月13日晚，毛泽东在钓鱼台的会议上说：“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1300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1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

双管齐下控制钢产量指标和产品质量

经过对“大跃进”的深刻反思后，毛泽东对钢铁产量指标的制定非常谨慎。而且，毛泽东最早提出进行国民经济三年调整，其中就涉及控制钢产量指标。在控制钢产量指标的同时，毛泽东双管齐下，还对产品质量提出了要求。

王鹤寿、吕东在《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1960年6月14日在上海会议上明确提出：“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这个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

毛泽东支持大幅度降低1961年、1962年这两年的钢产量指标。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1961年钢产量由1800万吨减至1100万吨。对于如此大幅度地降低钢产量指标，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他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吨，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

王鹤寿、吕东在《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1970年，针对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钢铁翻番的情况，他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涨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毛泽东指出：“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1600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调整，1970年钢产量指标确定为1600万吨，这也是一个留有余地、稳妥可靠的指标。

毛泽东在领导探索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时，不仅关注着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布局等战略问题，还十分注意探索中国特色的工业企业管理，一直在考虑如何把党的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中加以继承和发展，怎样使它和工业企业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企业管理的新路子。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的批示，热情地肯定和倡导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攀钢不是一个钢铁企业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

1958年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报告在四川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发现了一个大铁矿。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对攀枝花资源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示要组织力量尽早开发。

钟少曦在《毛泽东与攀枝花开发建设》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攀枝花建设钢铁厂的设想也是始于1958年初。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还没有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这对发展西部地区的重工业十分不利。而开发攀枝花地区的丰富冶金矿产资源，也正是我国发展钢铁工业中急需的。”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批准了建设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设想方案，要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考虑一下在攀枝花（当时选址西昌）建设钢铁厂的可能性。冶金工业部党组根据毛泽东批示研究了钢铁工业建设问题，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后期，开始新建三个较大的钢铁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湖北长阳钢铁厂。

“中共中央批示说：为了准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钢铁生产的不断增长，应当及时准备西南、西北、鄂西和粤北几个较大钢铁厂的建设工作。这样，攀枝花钢铁厂的勘探和规划工作开展起来。后来为了应对三年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攀钢、酒钢都下马了。”

1984年，江西省新余钢铁厂600立方米高炉工程开工典礼

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关于“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泽东指示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并提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5月底，毛泽东提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他要求下决心建设攀枝花钢铁厂。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攀钢不是一个钢铁企业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1965年，毛泽东又提出：“所谓钢铁基地，只有一个攀枝花是不够的，那里只能生产大型钢材，而军事工业用的钢材不能完全解决。”

1967年，大学毕业的张国宝，在结束两年的部队农场锻炼后，即参加了三线建设。1991年，张国宝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分管三线的调迁工作。张国宝在《中国工业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一文中，认为中国工业发展有三个里程碑，其中三线建设是第二个里程碑：“始于1964年的三線建设则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及提高了整体工业水平。一些三线企业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并走向国际。”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尤其是1966年以前，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奠定了今天的基础。其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有奠基之功。其中，又以毛泽东的钢铁思想为重中之重。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经济工作和工业化的深邃思考，才有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才有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的恢复;正是因为毛泽东立足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在考察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作出走苏联道路的战略决策，也才有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正是因为毛泽东总结苏联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扎实的调查研究，才有了《论十大关系》这一经典著作，也才有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有了三线建设，也才有了以攀钢为代表的一批三线钢铁企业，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一次重大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