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印廷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诞辰120周年。邓恩铭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满怀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中，以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领导山东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多次忆及与其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的邓恩铭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的一户水族家庭。邓恩铭的父亲以行医卖药为生，对长子邓恩铭寄予厚望，希望他饱读诗书，考取功名。邓恩铭6岁入私塾学习，10岁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读书。新式学校的教学使邓恩铭受到早期的启蒙教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少年邓恩铭对封建统治的愤恨。他毅然决定，告别家乡，到更广阔的地方寻求救国真理。1918年，依靠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山东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他阅读进步刊物，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被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其间，他同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李祚周、赵震寰、王象午等人。此后，在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帮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复元、王用章、王象午等人。1921年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作为山东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年邓恩铭才20岁，是代表中较年轻的一位，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忆及与其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的邓恩铭。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还回忆起参加一大的邓恩铭，说：“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都是牺牲了。”

邓恩铭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1922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在青岛工作期间，邓恩铭先后以四方机车厂和纱厂为中心，在各厂举办工人夜校，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培养和带动四方机车厂30多名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工会，全厂800多名工人在他的号召下加入了工会，占全厂工人总数的60%以上。

1925年2月，胶济铁路局上层发生内讧。邓恩铭与王尽美利用这一时机，发动和领导了胶济铁路大罢工和四方机车厂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前，邓恩铭又组织领导了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为主的工人运动，历时3个多月，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1925年11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染上肺病，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2月，他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8年11月，曾在中共山东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早期党员王复元，与同在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胞兄王用章相继叛变投敌，并于1929年1月19日带领敌人秘密逮捕了省委秘书长何志深、山东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机关干部杨一辰及当时在济南的邓恩铭等10余人。面对酷刑折磨，邓恩铭不仅咬住牙关，还在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行动，使部分同志得以脱险。他因受刑过重未能逃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刘谦初等人被押到刑场，慷慨就义。

“望姑丈择佳者道之”“千万别和这貪官共事”

邓恩铭自1917年随二叔黄泽沛（黄泽沛的父亲原名邓锦臣，是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的同胞兄弟，儿时过继给姑母家而改姓“黄”）到济南读书，至1931年英勇就义，十几年间再没回过家乡，主要通过书信与远在贵州的家人保持联系。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他始终记挂着家乡的亲人。读其给父母、弟弟和其他亲属的家书，能体会到字字句句饱含着他真挚、炽烈、坦诚的情感，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满腔赤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以及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伟大人格力量。

邓恩铭在济南的生活十分拮据。为了理想，他无畏清贫。1918年，其姑父从济南回家乡贵州荔波，邓恩铭当时只有17岁。为了不让家人为他的窘境担心，他写信恳求姑父为其保密，信中表现出了难得的成熟：

枣园拜别，宁济隔离，转瞬之间，匆匆又到中秋矣！遥想尊颜，每（无）不神驰左右也，回想姑丈在济时，朝夕同处，出入同行。时而登千佛，游大时明公园、马路，一切胜景，每不日优游于其间，其幸福为何如者。今姑丈一但（旦）返梓，印弟回宁，明一人在省，其寂寥固不传（待）言。而一切困境再再逼人，此情此景，诚有令人不堪回首者。前明屡函劝驾来省叙谈一切，以经济困难，不能如愿。接获印弟函，知姑丈于二十三号南返，明不胜怅怅，然境遇所迫，亦无可如何也。时局不靖，道途危险。

姑丈无通车票赴上海，明窃忧之。在宁来函本云沿途有信与明，迄今一月，未见来信，沪港间船舶不通耶，抑在浦口遇特别事耶？虽然吉人天相，想亦安抵家乡矣。在东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姑丈择佳者道之，毋庸明再赘述也……再者姑父是我知己，故不妨直说，勿为外人道。

为了不让父母牵挂，不给家里增添困难，他选择了坚强，苦辣酸甜一肩扛。

走上革命道路后，邓恩铭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个好儿子、好兄长。在其家书中，无不看出他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给父亲去信说：“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用（要）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缀点缀。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其牵挂父亲、弟弟、妹妹之情跃然纸上。

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世俗，邓恩铭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情真意切：

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百姓，不用（要）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到那（哪）里，那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不用（要）使人家背地恶骂。接陆老康来信，说蒋县长如何不好，被人控告，有私逃消息。如果属实，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至要，至要！

他自己更是不崇权贵，不向恶势力低头，积极投身革命活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

“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

邓恩铭是家中长子，父母希望他能够尽早成婚，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没想到邓恩铭选择的却是一条充满危险、随时可能牺牲的道路。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的父母，为了让邓恩铭尽快回家，给他寄去了一封家书。在信中，父母以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为由，要求他尽快回贵州老家完婚。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家人的多次劝说下，邓恩铭初心不改，仍然继续其革命事业。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并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邓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他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

1922年1月，邓恩铭（左五）、王尽美（左二）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留影

革命战争中彰显血性，家书中尽是温情。投身革命的邓恩铭也充满对家人的惦念和关爱。他思念父母，惦记祖母，关爱兄弟姐妹，更时刻盼望着能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必须服从党的安排，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1924年，负责青岛党的组织工作的邓恩铭，积极策划了四方机车厂和纱厂的工人运动。5月8日，他给父亲写信：“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狗皮膏和上清丸都托北京的朋友代寄去，不过上清丸还没寄去，是因为道路不通。至于狗皮膏想已收到了。阿胶本想早些寄去，也是因为邮局不接的缘故，不能早日寄去。”他在信中嘱咐：“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他在另一封信中更道出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家庭的关心。信中写道：“三叔近来闹家务不闹了？陈姐夫现在怎么样，大姐又怎样？小弟妹们读书有进步没有？以上的事情男挂念得很。父亲有暇，详详细细地写给男知道，免得男天天想哩！”信中流露出他对家人浓浓的思念和深深的牵挂。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邓恩铭在苏俄参观时，留下最难忘印象的是实行每日面包分配标准：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共产党员0.75磅。由此，他明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起到的表率作用，并终生以此来要求自己。邓恩铭一直生活清贫，每月组织发给的生活费，也多被他用于接济困难的同志。

邓恩铭在领导学生运动，参加中共一大、二大和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过程中，形成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革命实践中实现了思想境界的升华。他已从一名“血性自负”的中学生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信念坚定。

“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不惜惟我身先死”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9月，他接到六弟来信，因家乡遭灾，米价飞涨，希望他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他在复信中写道：

六弟给我的信，今年收到，知道一切。

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现在我一面请求二叔汇点钱去，我自家也设法筹措点，九日以前总有钱汇回去，至于多少不能决定。

你们都不小了，千万莫要太过于贪玩，要发奋用功，我不久即给你们寄有趣味的书。以后来信要自说自写，不要请老人帮助，因为常了就会使你们养成依赖的习惯。

愧疚之情，溢于言表。此时，邓恩铭掌管着党的许多办公经费，若有一点私心，是能够拿出一点钱来接济家里的。可他宁愿亏欠家里，也不愿影响革命，展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

在关爱家人的同时，邓恩铭并没有唯命是从，而是不断对旧礼教进行反抗。他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1922年是他为革命工作不断奔走的一年，百忙之中依然惦记家里，在8月的家书中，他希望家里送妹妹到省城读书：

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不读书也要饭吃（吃饭）。读书也是一样吃饭。所以，无论如何总要叫他们念书。如今贵阳设女子师范了，三菊用用功，可以送到省城读书去，钱不够我可以在这边想法子。此刻比以前不一样了，男女都是一样，男子能做官做议员等等，现在女子都能做了。总而言之，叫作男女平权。

温馨琐碎的叮咛，表现出一个铁血男儿的柔情。

对于当时盛行的父母给儿女包办婚姻，他明确反对，规劝父母屏弃陈旧观念：

父母辛苦费力哺育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哪晓得反到（倒）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男并不是瞎说，看看梁老顺爷，珠姐，大姐，就知道了！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

信中道出了感恩父母养育，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个性解放之情。

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山东省委机关遭破坏，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他在法庭上和监狱里同敌人作了英勇的斗争，并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行动：第一次是4月19日晚上，只有杨一辰一人逃出;第二次是7月21日晚饭后，在地下党的接应下，6人冲出监狱，他却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被敌捕回打入死牢。国民党山东当局对他恨之入骨。面对敌人的酷刑，邓恩铭依旧坚贞不屈。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诗抒发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诗曰：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信中不是悲悲切切的惜别之辞，不是对前途渺茫的感伤哀叹，而是凛然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担当。

邓恩铭壮怀激烈的绝笔，充满了对年迈母亲的牵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以及以身许国、虽死未悔的无畏气概。这封诀别信不仅包含了他对人生奋斗历程的总结，更有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的博大胸襟和浩然正气。

1989年，为纪念在济南市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的邓恩铭、刘谦初等22位革命烈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委员会在槐荫广场修建了一座青松翠柏环绕的“四五”烈士紀念碑。纪念碑由3块灰白色花岗岩组成。前方石碑镶嵌反映烈士英勇就义的铜质浮雕，下方刻有烈士牺牲的日期：“1931.4.5”。侧方石碑上刻有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梁步庭的题词“垂范后来”，下方刻少年儿童的献词。后方主碑高4.05米，象征4月5日，正面上端刻着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题词：“宁死不屈，浩气长存”。